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教育回报往往被定义为教育对于个体收入的提升作用。以这一定义为基础，很多研究者都对我国居民的教育回报及其性别差异进行了分析与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城镇地区，女性的教育回报远高于男性。也就是说，与男性相比，女性更有可能通过接受教育而改善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获得更高的收入。

　　不难发现，上述教育回报的定义暗含着一种个体主义的视角，在发表于《中国季刊》的《为什么在中国城镇地区女性的教育回报高于男性？》一文中，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韩怡梅，理海大学的张玉萍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美艳三位研究者即对这种个体主义的视角提出了质疑。她们认为，个体主义视角下发现的这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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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的支柱”。这是一个站在历史和理论高度提出的论断，对当前财税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但问题是， 应该怎样去认识和理解这一论点？它如何与财政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就此关键问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的刘尚希在2015年发表的《财政与国家治理：基于三个维度的认识》一文中给出了答案。他尝试从国家治理的内涵入手，以国家治理的三个结构性维度为框架阐释财政为什么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的支柱。

　　“治理”来自于企业（公司）治理，是微观概念在宏观上的应用，是将私人领域或者市场领域的概念借用到公共领域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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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机会在人口中的分配模式是研究教育分层的一个重要议题。众所周知，任何一个社会中教育机会的分配都无法做到绝对平等。某些群体由于其家庭背景出身及其他一些社会分割因素——如种族、民族、性别或移民身份，和制度、政策等宏观结构背景都有可能影响个体的受教育机会。一般来讲，教育规模伴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而持续扩张，教育机会的数量整体上不断增长，但教育不平等程度是一个相对概念，它是否随着规模扩张而下降有待考证。李春玲在《教育不平等的年代变化趋势（1940-2010）——对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在考察》一文中则试图通过全面考察中国教育不平等的变化状况，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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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中国治理体制的学者们都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在经济增长和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什么原因使得中国的威权治理体制能够保持长期稳定？经济学家提出了“地方分权的权威体制”，认为这种体制有助于中央政府在地区之间引入竞争机制，从而推动了市场化改革和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也有助于权威治理体制本身的稳定。然而，经济学家们却忽略了经济增长和市场化改革产生的另外一种效应：多元化利益群体的出现，他们的要求往往与政府的利益相冲突，这为权威治理体制带来了政治改革的压力。如何解决权威治理体制所面临的政治改革压力呢？政治学家们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包括“有选择性地提供公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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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精英大学学习一直以来就被看做是获得一份体面工作的起点，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最优秀的大学（如常春藤盟校）中，毕业生的择业选择往往惊人的一致。在这些学校中，将近一半的学生毕业后都进入了金融业、咨询业或者高新技术产业。在发表于《教育社会学》的《职业漏斗机制：精英学生是如何学会定义并向往“高声望”工作的》一文中，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Amy J. Binder和Daniel B. Davis，以及杜克大学的Nick Bloom三位作者就对这一现象的形成机制进行了分析。

“教育-职业”过渡研究的不同取向
 

在社会学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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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当下中国的政府运行是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除了经济学者提出的“地方公司主义”模式、“地方政府公司”模式，社会学家提出的“悬浮型”政权模式、“代理型政府经营者”模式，也有学者从历史过程和经验比较出发，抽象出一种模式来总括性描绘现实的状态。“压力型体制”的提出和完善，就是这种研究路径的产物。

这个概念最早由杨雪冬提出，并被吸收到中央编译局荣敬本教授领导的课题组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7 年第4 期上发表的《县乡两级的政治体制改革： 如何建立民主的合作新体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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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的青少年都有一个大学梦，但大部分却没能适时完成大学教育。这是否意味着，大学梦正逐渐被抛弃呢？人力资本理论对此做出了肯定的回答，认为很多人的大学梦其实都偏于理想化，而当更多的信息被感知时，个体会根据自身在现实中的遭遇调低相应的期望，比如社区大学通常就被认为发挥着重要的冷却（cooling）作用。在Instrumental and expressive education: college planning in the face of poverty一文中，Deterding认为，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通过对来自路易斯安娜州两所社区大学约700名低收入母亲为期5年的跟踪调查及深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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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以教育扩张为背景，研究者们开始关注家庭背景影响个体教育机会的历时变化。但是，大多数研究都只关注了教育机会数量上的不同分布，而没有对其中的质量差别做出进一步的区分。不仅如此，教育不平等随个体所处学段的上升（如从小学到初中，从初中到高中）而发生的变化也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在《输在起跑线——再议中国社会的教育不平等(1978-2008)》一文中，唐俊超认为，在决定底层子女“输在起跑线”的过程中，存在资源内化与结构授予的二元路径，而差异选拔、生命历程发展和异质教育则构成了最核心的三个机制，并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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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育对于个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也构成了贫困阶层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通道。大学对于个人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最终的学历上，学生在大学中与权威人士（教授、助教、管理人员等）的交往对于其未来的学习与职业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与权威人士关系密切的学生更有可能获得相对较高的成绩，在申请研究生院或找工作时也更有可能得到教授的推荐；相反，与权威人士交往较少的学生不仅会失去很多机会，有时在寻求不到帮助时还要承担很大的心里压力。
 

针对大学生在学术参与（即与权威人士的接触）的意愿和方式等方面所表现出的差异性，学者往往从家庭背景的角度出发进行解释：出身于中产阶层的学生往往更倾向于主动地去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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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基层治理中存在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政府部门尤其是地方政府雇佣了大量的编外人员。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规模的非正式人员？这样一个介乎于普通民众和正式官僚体系之间的模糊地带是如何形成的？在新近发表的《地方软财政支出与基层治理——以编外人员扩张为例》一文中，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叶静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回答。

正式编制人员的缺乏

从既往的研究看，对于大量编外人员的存在，一个最直接的解释就是正式编制人员的缺乏。编制是用来创建或取消职位的一套体系，它指的是所有官方创设的职位，但不涉及官员任命等其他人事权限。改革开放以后，编制常被作为机构改革和精简人员的工具，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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