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章归档:刘明兴

男,1972年生。1994年、1997年分别获得中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硕士学位,2001年获得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2001年至2003年,在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从事经济学博士后研究。现为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教授。研究领域为发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自2003年至今,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90余篇。其中,包括《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Comparative Politics》、《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Urban Studies》、《Political Studies》、《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社会学研究》、《政治学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等等。

社会网络如何影响腐败?


随着我国反腐力度的不断加大,一些腐败窝案也不断浮出水面。这就提示我们,腐败问题所涉及的并不只是单个的个体,而是一个社会网络。那么,社会网络和腐败之间是什么关系?社会网络如何影响腐败行为?

有关腐败网络的真实案例经常见诸报端。2010年,法国阿卡尔特电信公司(ALCATEL)管理层和哥斯达黎加高层政府官员,包括前总统,被爆出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受贿网络,并于2011年接受了审判。事实上,在犯罪研究领域,像哥斯达黎加这样的例子有着很悠久的历史。面临如此多活生生的案例,很多人想知道如何通过研究更深层地了解腐败行为、如何使这些洞见转化成一个普遍性理论,以及,更具体来说,社会信任网是如何影响腐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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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权体制如何保持稳定?


威权体制的典型特点之一是缺乏进行集体行动的政治机会,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威权体制下没有群众集体行动。在一些威权国家,仍然存在大量的集体行动,但如此多的群体事件并没有造成体制的转变。那么,在威权政治系统和国家权力下,社会冲突和社会稳定是如何做到共存的?威权政府在处理群体事件时可能面临许多严重的不确定性。选择妥协可能会引起更多的群体事件甚至体制的崩塌,但依靠强力则会损害体制的合法性,并减低对大众需求的敏感程度。既然如此,威权政府如何能减少这种不确定性?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蔡永顺在2008年发表的文章中就以上问题进行了解答。

作者认为,多层权威的政治系统有助于解决这个两难问题。作者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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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革命型政体”更稳固?


革命型政体出现于自下而上的持续的意识形态和暴力的斗争中,其建立伴随着群众的动员和对既有社会秩序和国家结构的改变。这类政体的持续时间非常长,比如苏联持续了74年,墨西哥持续了83,越南已经持续了59年。这类政体相对于其它威权政体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也体现了顽强的生命力,12个革命型政体有10个得以持续生产,而其它的82个威权政体中只有29个生存了下来。
如何理解这类政体的稳定性呢?作者给出了几个解释:(1)革命的过程摧毁了其它独立的政治力量,比如一些对立的军事力量,社会力量(土地贵族),宗教团体等。革命需要满足持续性这个条件,比如玻利维亚的革命就相对比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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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冬:对外援助如何影响政治稳定?


Bruce等人将他们的理论拓展到了研究对外援助(foreign aid)的领域。对外援助在作者看来并不是出于人道主义目的,而是一种利益交换。援助不是为了减少穷人的贫困程度和痛苦,而主要是为了提高提供援助国家公民的福利,从而让其政治领导人更容易连任。援助给腐败的政府并不是意外,这本身就是在设计援助时所决定的。腐败的政府领导人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本国国民利益,采取妥协的对外政策。

政策妥协对于援助的提供国是一种公共产品,而对于接受援助的国家则通常有负面影响。例如(1)美国在冷战期间提供援助换取一些国家的反苏立场。(2)美国入侵伊拉克时,向土耳其提供援助,试图换取在土耳其建立军事基地打击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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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冬:民主国家的战争有何特点?


不管是国家、公司还是国际组织,其政治格局不能简单地以“民主”和“独裁”来划分,而必须以名义选民、实际选民、致胜联盟人数多少来描述。如果致胜联盟的人数很多,那么这个国家(公司或组织)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民主的。反过来,如果致胜联盟的人数非常少,那么不管这个国家(公司或组织)有没有选举权,都是事实上非民主的。
——《独裁者手册》

在本文中,作者首先假定制度是外生给定的,仅仅考虑给定制度下,不同政体在战争中的动机和行为,而不考虑战争对制度本身可能的影响。进而,基于选举团理论,作者提出了需要检验的几个假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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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冬:民主国家之间为何不打仗?


Selectorate 理论的最初是用来解释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现象 : democratic peace”,即民主国家之间不互相打仗。这方面的文献很庞大,学者们的经验研究主要有这样一些发现:  1)民主国家与威权国家之间的战争还是存在的;(2)民主国家倾向于赢得绝大多数战争;(3)如果两个民主国家产生争议,一般情况下通过和平手段解决;(4)相比于威权国家向民主国家宣战的可能性,民主国家向威权国家宣战的可能性更大;(5)民主国家在战争中的人员损失更少,战争持续时间短;(6)转型的民主国家更倾向于与稳定的国家交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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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因素在社会动员中有何作用?


“参与者是如何被动员的”是集体行动研究的核心问题。学界普遍认识到动员者需要制造和传递意义才能动员他者,而所制造的意义总是与文化情境有密不可分的关联。而对于文化情境如何影响动员的形成和发展;成功的动员又是否会对文化情境产生影响?这些问题往往被主流集体行动分析理论所忽视。夏瑛的《从边缘到主流——集体行动框架与文化情境》试图对这些问题做出进一步的回答。
作者首先讨论了动员框架与文化情境的关系问题。“集体动员框架”即社会运动领袖用来表达诉求、界定问题时所使用的一系列观点、修辞、论述、文本和标记等。作者认为通过一定的&l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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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政策执行是我国在社会转型时期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政策执行发生于多个行政层级之间。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并不总是遵照中央政策行事,它们在执行中央和上级部门的各种指令时,常常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行动,甚至背离中央政府的政策初衷。那么如何解释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的行动逻辑?能否在多个解释变量之间构建一个结构性框架?杨宏山的《政策执行的路径——激励分析框架》(以下简称杨文)一文对该问题进行了很好的回应。
杨文首先介绍了政策执行的现有研究中两个主要的竞争性理论:政策特性理论与政策激励机制理论。前者凸显了政策目标的清晰性以及对政策解释是否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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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媒在公共政策出台中有何作用?


中国的政策过程常常被认为是较为封闭的精英决策,而民众的利益表达则以原子化、非正式和影响政策执行为主要特点。近些年来,研究者已经开始注意到包括专家智囊、新闻媒体、组织和普通民众等社会行动者开始对政策过程有一定的影响,从而使得中国的政策过程变得日益多元化。章平、刘倩婷的文章《公共决策过程中的社会意见表达与政策协商——以新医改政策制定为例》(以下简称章文)研究了在政府政策过程中,社会意见如何通过大众传媒影响公共决策的问题,丰富了我国政策研究的成果。

章文首先探讨了政策协商与大众传媒的关系问题,认为政策协商是多元行动主体对于公共政策的商讨、对话与讨论。从参与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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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如何影响地方政策过程?


中国政策过程的影响因素往往难以测度,而其中的政商关系更是被认为是一个无法探知的黑匣子。研究者很少能够通过详实的经验研究揭示企业家到底如何影响政府的政策以及决定企业家政策影响力的因素何在。黄冬娅的《企业家如何影响地方政策过程——基于国家中心的案例分析和类型建构》(以下简称黄文)一文聚焦于地方政策过程,从“国家中心”的视角探讨了企业家与地方政策的互动逻辑,对该问题进行了回应。
通过回顾以往研究,黄文发现,国家的制度结构和政策在相当大程度上塑造了企业家影响政策的过程。其一,国家的“制度结构”决定了企业家接近和影响政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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