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知识就是力量”，学术（含科学、宗教、艺术、时事等）将会成为由庞大中产阶级所建构的人类知识市场的主要消遣产品。实际上，让知识走向公共化就是让知识分子公共化！作为知识的生产者和传播者，知识分子有责任、有义务、有能力让知识更科学、让人类更理智、让社会更文明。大众传播媒介技术的进步和媒体本身的公共化给了公共知识分子充分活动的舞台，让知识走向公共化也越来越成为可能。 “知识就是力量”，这是英国哲人培根的名言。知识到底是何等的力量？人类历史和社会实践已经显明：知识是宏大历史场景中的文本叙事，是感性实践的理性之纬，是人类文明的智慧之源。知识是高贵的，因为它不断地推动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为人类文明添加智力支持和思想支撑，许多人本着虔诚的心态效忠着知识并以知识的占有和享用而自豪。同时，知识也是世俗的，因为知识不断地被世人所利用，成为了权力的奴隶、套现的工具、私利的武器，它充当了人类身份的符号，也制造着社会的区隔，于是有了“人分几等”的感叹。可见，知识的“经济学”和知识的“社会学”已然值得今日许多以学术为业者的细细探究了（实际上本文所言所论基本上属于“知识政治学”——一个有待证实学科的范畴）。关于知识，在知识系统内我们可以作出若干的划分。比如，从内生来源来讲可分为直接知识和间接知识；从生成状况来说可分为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从学科逻辑出发可分为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从占有状况来说可分为个人知识和公共知识。直接知识是人类实践的直接产物，是改造自然所积累的第一手资料；间接知识则是从前人或他人获取的精神养料。感性知识是个人偏好的信息显示，而理性知识则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信息合成。自然科学知识可以不断地降低技术变化的成本，而社会科学知识则能不断地降低制度变迁或社会变迁的成本。个人知识是个人的阅历和经验的积累，而公共知识则是使用频度较高的集体偏好和集体选择的公共资源。我们平常谈论的和本题所示的“知识”实际上已经被大多数人认定并上升为“学术”，而学术是知识的一部分、是高级的知识，它是间接知识、理性知识、学科知识，但它却不一定能上升为公共知识（因人与人之间的知识基础有异）。所谓“公共”（public），即公众、公开、共有之意。一般来说，学术所表达的基本上是系统的、理论化的、抽象的知识，它是更多地需要证明或证伪的东西；同时，学术也生产知识和传播知识，它能有效地对知识进行收集、整理、加工、研究和传播。那么，知识能否走向公共化呢？回答是肯定的，在现实生活中至少有一部分应该是这样的。历史的纵轴和空间的横轴为我们揭示了知识坐标的宏大维度，人类文明演化到今天，世易时移，中产阶级已经成为庞大的阅读群和知识消费的忠诚对象。我们可以放言：小说作为普渡大众阅读的时代已经渐远（它成为众多中学生和劳工阶层的课外或业余精神慰籍物），学术（含科学、宗教、艺术、时事等）将会成为由庞大中产阶级所建构的人类知识市场的主要消遣产品。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是，学术作为人类精神产品的受众覆盖面或市场占有率正在大踏步地提升。但是，让学术或知识成为公共消费品这只是“让知识走向公共化”的一个方面。而另一个方面则要求知识应该为现实“说话”、为底层服务，关注社会、关怀人生。一直以来，“格物致知”、“经世致用”成为了知识者或学问家永恒的议题和身体力行的勉语与信条。试想，一门知识或一门学问不能为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有所贡献，知识的意义不能为多数人所认知和理解，我们所追求的知识又有何用呢？实际上，让知识走向公共化就是让知识分子公共化。作为知识的生产者和传播者，知识分子有责任、有义务、有能力让知识更科学、让人类更理智、让社会更文明，“让更多的知识分子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激情呼吁凸现了这个时代一定的民主诉求和实践理性。在这个已经显明的知识市场里，知识需求者和知识供给者成为了买卖双方的市场两极（当然，由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建构的公共媒体充当了知识市场的介质——其作用也是关键的）。满足消费者的知识需求、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的精神产品已然成为了知识供给者的主要而又必然的任务。那么，作为知识供给者的公共知识分子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北京大学教授朱苏力先生依据波斯纳的分析并加以限定为“越出其专业领域经常在公共媒体或论坛上就社会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发表自己的分析和评论的知识分子，或是由于在特定时期自己专业是社会的热点问题而把自己专业的知识予以大众化的并且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关注的知识分子”（朱苏力：《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建构》，《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2期）。苏力先生的界定是中肯的，但其对公共知识分子的特点叙述则未免有些如其自己所言的“个人化”。笔者仍然以朱氏界定为依归，亦从个人表层化的认知出发，认为公共知识分子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关注民生、忧国忧民，所言所行充满着极度的人文关怀，为百姓说话、为底层呼吁，对社会热点问题或公众关心的问题能够发表恰当的和有一定影响力的看法与评论；第二，恪尽学术操守、维护学术尊严，不为权所用，不为利所动，当官僚用权力、商人用货币影响社会的时候，他们能用思想去影响人们，他们建构或维持着知识分子的“公共”形象；第三，用专业的眼光和学术的视角，通过通俗而又“俊俏”的语言在有影响力的公共媒体进行公民化表达，他们能用清晰的理论思维、独到的研究视角和前卫的学术话语分析社会已有的或预测即将出现的公共问题；第四，在方法论表述方面体现为有“破”有“立”，但“破”多于“立”，他们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敏锐的观察方法和独特的逻辑演绎，虽然可能对时局持有不同看法和意见，但其带有批判的眼光和思维呈现给读者一个崭新的视角甚至全方位的信息，“破”的目的显然是为了“立”；第五，他们经常在公共媒体所开设的论坛或时评上发表言论，其言论所出现的频率与社会对其学术的关注度、其学术对社会的影响度、公众对其学者身份的认同度呈正相关。至于苏力先生依据个人经验进行不完全统计所成形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标准和特点，鄙人认为仍然是“不完全的”和“个人化”的。是否建有个人网页，是否“下过乡”、“留过洋”，是否居于体制内外，是否与强势学科“共生”抑或“寄生”，已经不很重要，这顶多可以作为目前成长中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统计标准，但不能作为未来公共知识分子的标准测度。无论如何，苏力先生关于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学分析是具开拓性的和启迪性的，对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成长和壮大极具框架意义和学术价值。在当下的学术界，学术的官僚化和定量化趋势明显，学术评价的行政主导有增无减，尊重学术自身的逻辑和去行政化建设成为了当前急需解决的关键路径。很多自诩“以学术为业”者不断地进行着无休止的“话语诠释”工作，意识形态的偏向投资引导着他们进行着学术的“重复建设”，这是学术上的自我固束和最大的资源浪费。同时，学术的“非公共化”与学者自身的孤僻和人为限定以及自己研究的相对不自信有着密切的关系。一部分把持学术的职业者人为地制造着知识的封闭，他们不是去追求学术和投身学术本身，而是极力追求由其从事所谓的“学术”所带来的附加值和边际效益（权力、金钱、名誉、地位等）。基于此种现象，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先生认为“从大的方面来说，跟宏观制度环境肯定是有关系的，就是说学术自由可能来自政府对于学术自由的限制，可能来自学校行政当局的限制，以及目前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某些限制等。但是一般人可能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学术自由的限制也可能来自教授队伍自身”、“追求学术自由是智者的天性，而‘政治上正确’是庸才的最好保护伞”、“水平高的人忙着去创造价值，水平低的人忙着去分配”（张维迎：《学术自由、“官本位”及学术规范》，《读书》2004年第1期）。可想而知，学术自由的人为限制和功利心态不断地诱致知识的“去公共性”，而知识“非公共性”又反过来导致了学术的庸俗和无效度增大，学术成本的高投入与学术效益的低产出成为了当下中国学术的主要特点。学术评价机制的有效建构及其效益评价的专家性和社会性、历时性和共时性也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们必须倾力完成的目标和任务，尽管他们的规模和力量还很有限。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一个国家或地区公共知识分子的数量多少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是否发展甚或发达的重要标尺。很明显，公共知识分子能够维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念，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和克服社会安全的风险，能够推动社会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要使自己的知识逐渐走向公共化，在知识厚度方面，有必要不断地进行知识积累和知识盘点，不断地拓展自己的知识视野，掌握知识发展的最新动态和发展趋势；在学术方法上，必须借鉴先进的研究方法、采取实证的研究视角，必须突破既成的学科格局和知识边界（之前知识具有由统一走向分工的特点，现在又有分工走向融合和统一的趋势）；在学术表达方面，能够借助公共媒体诠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能够尽情地展现思考与批判的天性和职责，对时局和重大公共问题的分析能够引导公众明辨是非并晓之以理。如今，报纸、电视等媒介不断地取悦着阅听人而逐渐地走向“杂志化”、评论化，因特网技术也不断地促推着“知识共产主义”的勃兴，大众传播媒介技术的进步和媒体本身的公共化给了公共知识分子充分活动的舞台，让知识走向公共化也越来越成为可能。 2004－07－2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