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批闲言
范海辛
本文分为两个部分，一为批判闲言反驳中的错误，一为与闲言探讨理性主义中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一，对闲言反驳的批判
1， 闲言是“反对一切恐怖主义”吗？
2， 民主国家公众应如何承担责任？
3， 评“受难者授权”说。
4， 评恐怖袭击的“一定正当性”。
二，对理性主义的探讨
1， 对闲言个人。
2，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3， 合理性中的数量关系。
一，
1， 闲言是“反对一切恐怖主义”的吗？
“我在相关几篇文章中都先有申明，我本人反对一切恐怖主义”。前面说“反对一切恐怖主义”，后面说要区别不同的恐怖主义。因美英打伊，故伦敦恐怖袭击作为“无奈反击”（此四字为我加）而“大有道理”，这叫什么？这叫自相矛盾。
2， 民主国家公众应如何承担责任？
闲言认为，根据权责对等（对称）之法理，既然美英公众选举“二布”连任，就应为恐怖袭击承担责任。
在此，闲言犯有“三宗罪”：
1） 不能袭击平民，是人类在20世纪建立的文明底线，不容突破。凡以平民为目标的任何袭击均无道义上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从理性主义的角度看，既然我们不能马上实现至善，那么我们先来克服小恶，达致小善。你可以“损人利己”，但你不能“损人不利己”。袭击平民、虐杀战俘、雇佣童兵、吃人肉此四项，即为“损人不利己”。
如要狡辩，虐杀战俘者也能像闲言一样找出许多理由。不少国人认为，“你不仁，我不义”乃天经地义。应指出，这是前现代的落后观念。进入现代文明，类似的“损人不利己”的观念遭到主流社会的唾弃，通行的“游戏规则”趋于更合理、更文明。中国人现在都视吃人肉为天理不容，但在非洲一些地区，吃人肉并不特别邪恶。究竟是不吃人肉的文明规则迁就于非洲的落后规则还是相反好呢？同理，究竟是不袭击平民的规则迁就于扎卡维的规则还是相反更好呢？
文明的底线一旦确立，就需要众人的倾力维持。这正如法律一样，“禁止杀人”已成中国这样文明程度的国家都能接受的“天条”，因此你不能以“父母杀忤逆子”的古代道德法条为由来突破。
为恐怖袭击辩解的理由还有，美英强大，圣战者弱小，因此人体炸弹是弱者的唯一武器------。此理同样站不住脚。20世纪里，许多弱小民族采取人民战争、游击战争、非暴力抗争等不以平民为袭击目标的手段不是都取得了胜利吗？为何伊斯兰文化下的民众就不能采取这些既有效、又不突破文明底线的手段呢？
2） 如果“二布”在国内为伊战问题进行全民公决，那么民众的伊战责任即相当明确。但是“二布”连任时，有相当部分选民是冲着他们的国内政策去的，如果仅以伊战为选题的话，“二布”肯定落选，这也是“二布”在选战中的软肋，这方面，闲言应比国内的网民更清楚。但闲言现在却将“二布”连任视为美英民众支持伊战，这也太过牵强了吧？
3） 二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中，第一次从法律上明确了平民不承担发动战争的法律责任（法不责众），也是在二战后，袭击平民成为战争罪，确立了不袭击平民的文明底线。
但是民众被仁慈地免去发动战争的法律责任，不等于他们就无需承担其他责任。实际上除了坐牢外，所有战争的苦难都由他们承担——亲人的伤亡、财产的损失、经济的凋敝、战败的赔款等等。
在美英，由于伊战，整个社会实际也承担了相应的责任——由反恐带来的公权对私权的限制。但不能因为民众事实上承担了反恐带来的一些责任，就无限推理得出恐怖袭击大有道理的结论。
要说法理上的对等，现代社会由于文明的进步，出现了因保护弱者而对之有限突破的情况。譬如，法律上原来通行的“主张者举证”的原则，现改为“举证责任倒置”，你闲言总不能以权责对等的理论来指责今日法律不公吧？既然国际法已明确袭击平民为犯罪，而且没有一个国家政府敢于像你闲言一样公然为伦敦恐怖袭击张目，你闲言再狡辩又有何用？
闲言的整个支恐理论的中心，就是要突破文明社会来之不易的“不袭击平民”的底线，要我们回到不仅可以“损人利己”而且可以“损人不利己”的“以无规则为规则”的比黒、比狠、比傻的这样一种非理性的野蛮状态去。
4， 评“受难者授权”说
这是闲言的新发明。
受难者作为个人，当然有权委托他人在法律的范围内维护自己的权利，甚至在道义上有权委托圣战者去向美英军人（不是平民）为自己讨回公道。但这一授权（委托）必须是真实的，而非由圣战者自己想当然。
在伊拉克有合法政府的情况下，无需授权，政府有责任为此向占领军要求赔偿。闲言的“受难者授权”说实际是为国际恐怖势力干涉伊内政提供了借口，为恐怖主义在世界各地横行不法提供了支持。
如果扎卡维一干人马在伊境内发动群众以游击战方式袭击占领军，并始终以消灭军事有生力量为目标，那么扎卡维当可赢得与切 格瓦拉一样的美名。而现在的扎卡维是什么？不过是一个性变态的疯子、一个臭名昭著的国际恐怖分子而已，连伊拉克的普通民众都讨厌的人，他有何资格未经授权就可以代表伊受难者？
闲言作为伊受难者未经授权的发言人，责问：“你国际社会为什么不能提供伸张正义的正常途径”？闲言显然是在文明社会呆久了，认为应由联合国出面惩恶扬善，为伊受难者讨回公道。他可能不知，现今国际社会虽有所进步，但尚未进步到产生世界政府的地步，世界在本质上仍然是一个无政府的状态。但与20世纪初不一样的是，如果扎卡维或是你闲言能成功发动伊民众组成游击队与美英占领军周旋，那是一定能获得比西班牙内战中反佛朗哥派更大更多的国际支持的。闲言要求的“正常途径”必须靠弱者自己去打拼，现代文明不过是为这种打拼创造了更好的道义与舆论环境，这就是理性的力量与进步。扎卡维之流舍正道不走偏要铤而走险，你闲言不去指其不智，反而助其疯狂，你不是存心把人家往火坑里推吗？
三，理性主义中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1， 作为年长者对闲言个人的建议
作为一个智者、一个理性主义者，一事当前，应首先为自己打算。不懂得这一点的人，非傻即疯。在理性主义者看来，这个世界上最神圣不可侵犯的，应该是自己的利益。如何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呢？当然要靠脑而非靠肌肉、情欲或意志。
闲言被誉为网上“超级写手”，确实名实相符、无有虚传，令吾辈甘拜下风。但闲言在个人利益最大化上尚有不足，作为长者，现借探索理性主义之机，在此提出建议，仅供参考。
俗话说“多种花，少栽刺”，你闲言却反其道而行之。文革中，有一好汉与阁下有的一比，此人即姚文元君。姚君家学渊源，本人又聪慧好学，实为不可多得的青年才俊。可惜误入歧途，被某些人豢养为鹰犬，专事在文坛咬人。辛弃疾有一首词唱道：“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这正是文革中毛泽东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地发动文革的形象，其中改动一下就成“左牵姚，右擎江”。姚君打棍子扣帽子的本事非同一般，不愧为御用级的鹰犬，然而其命运呢？
我不明白，为什么像你这样一个富有才气的青年，要走姚君当年的老路。除非阁下不停地更换笔名，否则不是到处树敌吗？你也许会认为，我是对事不对人，但你以为人家个个都有你这种情怀吗？或许你是为了某种理想，为了宣传你认为的真理，杀头都在所不惜，得罪几个小爬虫又有何妨？如果你是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我当然无话可说，不过看来不像。
阁下的长处在于文思敏捷，能熟练地运用政治学的专业术语。但在思想的深度与学识素养方面，似有不足，仅为一超级写手而已。但阁下毕竟为难得之人才，有基础、有能力，当可攀更高之峰，成更伟之业，犯不着走姚君之路，令自己得不偿失。记住，不管你身在何处，只要你是在华人社会里混，就不应违背“多种花，少栽刺”的市侩原则。
2，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闲言显然对于工具理性较为陌生。我在一跟帖中指闲言“专究人不义”，闲言似乎不服
。他认为，你老范专责人不智是站在你老范的立场，而立场是有阶级性的（看来闲言可能对大陆60－70年代的“阶级性”一说似有所了解，想必年龄也应在40岁左右了）。
以工具理性责人不智并非是站在与被责者相对立的立场，而是站在被责者的立场上，即“设身处地”之谓。我责恐怖袭击为不智，就是站在扎卡维的立场，为其出谋划策。如果我是扎卡维，背后有本 拉登的财力支持，我当与伊各部族、各宗教派别首领们协商，建立反美游击队，如这些首领不支持、不合作，那我就发动底层民众，行“打土豪，分田地”之策，推翻腐朽的宗法势力，建立符合“可兰经”要求的民主平等的基层政权，然后发动民众建立反美游击队，把美英占领者赶出去，最后建立类似伊朗的伊斯兰民主制，走有伊斯兰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这不是比恐怖袭击更有效，更可行的方法吗？相比之下，扎卡维的恐怖主义当然就是不智了。
但仅仅以工具理性还不足以彻底否定恐怖主义，还要倚仗价值理性的资源。
理性之源在于人的需求（满足欲望，消除恐惧），人的需求有物质的（吃穿用住行），还有精神的。精神的需求是人的本体，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即被承认、被平等相待。非理性主义者只重物质，不重精神，认为人的幸福只在于动物性需求被满足，看不到人的精神需求。他们把老百姓与自己都当牲口对待，对于老百姓，他们以生存权对抗人权中的政治权利，仿佛老百姓能吃饱穿暖就应知足；对自己，则视声色犬马、纸醉金迷为最高幸福，全然不知还有比这更高的精神享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工具理性解决人的物质需求，价值理性解决精神需求。工具理性是基础，失去工具理性或与工具理性冲突的价值理性不仅是无用的，还是有害的。而当二者统一时，工具理性有了价值理性的提携，则如虎添翼，使理性主义成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锐利武器。二者之间的关系应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当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时，我们会看到二者间相辅相成的关系。譬如对恐怖主义的批判。从工具理性的层面，我们已可责其不智，但仅靠工具理性还不足以将其全歼，因为他们会认为走发动群众的路太麻烦，“人体炸弹”简便易行见效快，可起到与“核威慑”差不多的“恐怖平衡”的效果。对此，仅从工具理性层面已无法说服之，必须借助价值理性的资源。
从价值理性层面看，“恐怖平衡”的出现是以受袭方珍惜平民生命为前提的，如果对方来个以毒攻毒，这将会是一幅什么景象？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双方比黒、比狠、比傻的野蛮景象。因此，从价值层面，我们有理由指责闲言突破底线为不义。
为什么很多人主张用强制力来维护文明底线？因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主要是判断与认同，后者则需大量的分析、比较、推理与计算。简言之，价值理性靠说教，工具理性靠说理。我先说理再说教，你还是不服，那就说明你缺乏理性，既然如此，那就需以强力来应对非理性了，德国禁纳粹言论就是基于此理。
价值理性在与工具理性统一的情况下，是比工具理性更有效、更经济的工具，因为它运用的不是规定性很强的分析、比较、计算、推理等逻辑手段，而是直接诉诸于人类理性中的道德直觉这些先验的范畴，因此比工具理性能在更大范围内有效地维护我们的利益。譬如我运用价值理性，证明你的言行为不仁不义、残忍野蛮，而你面对我的指责基本是理屈词穷、哑口无言，那么，不管你服不服，你的正义性、合理性都被剥夺殆尽，你就失去了公众的同情与支持，为我以暴力对你压迫创造了条件。
理性主义就是这样以其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陷闲言的支恐理论于不智与不义之境，同时也为暴力参与作好了准备。
以上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时的情况，当二者发生对立时，又会如何？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后发国家在转型过程中会发生传统的价值观、价值理性与市场条件下产生的工具理性严重对立的情形。我在跟帖中责闲言专好“究人不义”，自己则好“责人不智”。因为我认为闲言所依的价值理性是传统的，已不适应实际形势，其不但不能增进国家与民族的利益，相反还会损害利益。正如我在支持朱将军的帖子中所言，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专制已与市场条件不符，专制作为一种价值已与市场条件下生长出来的工具理性发生了全面的对抗。自由派认为民主是善，闲言则认为是恶。我认为，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严重对立的情况下，撇开价值理性又如何？我们大家在“中间地带”都不谈善恶（指国内话题），只谈智与非智，为当局内外政策广提各类建设性意见，网友间以理性主义相互自我教育，这样岂不更好？
发达国家，由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基本统一，是故每一个人用不到殚精竭虑，很容易就能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而我们这里，这可是一门高深学问。发达国家里规矩多，一般老百姓只要守规矩，其利益就能得到充分保障。中国人刚去，觉得老外个个都傻呼呼的，不像中国人那么灵活。时间长了才知道，中国人的小聪明根本是占小便宜吃大亏，这种小聪明就是工具理性。因此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统一的社会里，老百姓居家过日子，根本用不着那么累，只要循着价值理性、公序良俗，小日子自然会滋润。省下的脑细胞可以用到工作学习上，于是发明创造如泉涌，社会更富裕、更和谐。
反观我们这里，价值理性里规定，损己利人为善，损人利己为恶，而损人不利己仅为非善。实际做起来，没有人向善，反正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于是非理性主义的“说的不做，做的不说”盛行，各行各业除了显规则，还有大量的潜规则。每一个的人工具理性必须及其发达，相互之间本质上就是霍布斯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状况”。表面上这是一个工具理性不发达、价值理性很发达的道德社会、礼仪之邦，实际正相反，符合实际且又可行的价值理性及其微弱，相反两面三刀、钩心斗角的工具理性倒发达异常，你去看看“厚黒学”及“36计”之类的书籍的销售情况就可知一斑。于是有识之士感叹，琢磨人的人太多，琢磨事的人太少。
更可悲的是，主流社会非但不认为我们的价值理性不合理，反而视为至宝、视为命根子，相反对西方的价值理性则大张挞伐。闲言即为此种价值理性的卫道士。
3， 合理性中的数量关系
理性主义者有一鲜明的肢体语言，即为右手大姆指、食指与中指三指在一起作捻钞票状。理性主义者在一些道德君子看来，都是惟利是图的市侩、小人，其可鄙之处在于，他们能将人世间的任何神圣、高尚、美丽、浪漫的东西都量化为冷冰冰的金钱。但出来混的都知道，金钱不是万能的，而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
理性、合理性亦如金钱一样，是可以被量化、被比较的，于是就有了大道理与小道理之别。希特勒的那套理论，你能说其中就没有一点点道理吗？其之所以被认为是歪理邪说，是由于其理论内部不合理处多于合理处。实际上，不含任何合理性的绝对谬误是不存在的。同理，不含任何谬误的绝对真理也是不存在的。当今世界的各种理论，实际只有相对合理与相对不合理之分。所谓相对合理的理论、学说不过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内部的合理性大于不合理性而已 。时空一变，合理性就会变化。因此闲言在反驳的跟帖中妄图以扎卡维恐怖袭击的些微合理性来证明“大有道理”是不行的。理性必须有量的概念，闲言习惯与混淆“一定正当性”与“充分正当性”之间的区别，这已是黔驴技穷，滑落到诡辩的地步了。
古人云，“知耻而后勇”。闲言的支恐言论是完全、彻底错了。错了就承认，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错了死不承认，还要进行毫无意义的抵抗，这样岂不将自己置于非理性的无赖地步？
2005年7月24日于多伦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