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两岸密使与两岸“政治特区”
日前，金门县长李炷峰和厦门大学经济系讲师丁长发相继提议建立“一国两制试验区”和“厦金特别市”，两岸“政治特区”构想引发广泛关注。其实，这些都非新议。早在1965年，两岸“密使”曹聚仁与蒋介石父子密议所成并报告给大陆的“六项条件”，其中第五项即厦门与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之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
诸多史料及分析表明，此议原本很有可能达成共识，惜因随之而来的文革及蒋介石的疑虑而搁浅。
记者原为“密使”
1956年7月，新加坡《南洋商报》特派记者曹聚仁到北京采访，受到了绝非记者所能享受到的待遇。
他的真正使命是两岸传话人。能被双方认可，不仅因为他是成名多时的作家、记者，是居于香港、谋职于新加坡的“中间人”，更因他和多位两岸人士具有深厚渊源，如大陆方面的民主人士邵力子曾是其提携者，台湾方面的蒋经国则曾在1941年以“老师”相称邀其办过《正气日报》。
从大陆解放到曹聚仁此行之前，大陆的两岸政策已经历了一个有利于双方的转变，即从主张“武力解放台湾”到主张“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正式阐明了中国政府包括和平解放在内的对台方针。
方针已经表明，沟通尚需渠道。在大陆方面，据曹聚仁女儿曹雷回忆，有长期与曹聚仁保持通信的邵力子为之连线，而在台湾方面，据作家叶永烈参观台中日月潭涵碧楼纪念馆时，发现其说明词中有交待：是年7月，“蒋公（即蒋介石）亲点香港作家曹聚仁前往北京。”
曹聚仁自身亦赞同和平解决两岸问题。在此次来京前夕的6月28日，他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我的看法，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诉之于战争，不如诉之于和平。”
传播“第三次国共合作”
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的《周恩来年谱》，经由1956年7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的讨论，7月13、16、19日，周恩来三次接见曹聚仁，“先后由邵力子、张治中、屈武、陈毅等陪同”。
如今已是“凤凰卫视”著名时事评论员的曹景行至今还有印象，“那年我才10岁，跟着父亲在北京见了邵力子、屈武等很多人。”
第二次接见尤其具有历史意义。在颐和园的宴会上，周恩来说：“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日战争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
由于周恩来的推荐，毛泽东亦推迟了与印尼总统苏加诺会见的时间，于10月3日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他，毛泽东表示：“我们希望台湾整个归还祖国怀抱。他们的一切困难都可以提出，我们是诚意的，希望他们也拿出诚意来。”
回到香港后，他立即将他在大陆和中共领导人接触的详细情况转告了台湾方面。1956年之行拉开了曹聚仁近十年两岸“密使”工作的序幕。
提议在金门举行国共谈判
据逄先知和金冲及所作、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1958年10月13日，即作出炮击金门的决定50天后，在周恩来、李济深、张治中、程潜、章士钊的陪同下，毛泽东告诉曹聚仁：“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和他合作。”
毛泽东在此次接见中的谈话，是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基本方针的重要补充，后来被周恩来概括为“一纲四目”，并于1963年初通过张治中致陈诚的信转达给台湾当局。
据曹聚仁研究专家柳哲访原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徐淡庐获悉，曹聚仁在访京时，亦对中共领导人提出过一个意见，即在金门举行国共谈判。
柳哲还对记者透露，曹聚仁弟弟曹艺亲口告诉过他，周恩来为保护肩负特别使命的曹聚仁，在澳、港给他安排了多处住所，以增加人身安全。
“厦金自由市”构想原创者
1965年夏，当国民党二号人物李宗仁回到大陆受到热烈欢迎时，蒋氏父子也展开了行动。
有一种说法是，台北方面曾通知曹聚仁，蒋经国在近期将亲临香港，接他到台湾商量要事。曹聚仁随即飞往北京，与中共领导人商讨了谈判的大纲要目，然后返回香港等候蒋经国，直至被接到台湾。
叶永烈访台时发现，台中日月潭涵碧楼纪念馆说明词写道：“民国五十四年（即1965年）七月二十日，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在涵碧楼，听取曹密访北京报告，形成一个与中共关系和平统一中国的谈判条款草案，当时称为‘六项条件’。”
柳哲则对记者称，曹期间是否到过北京和台湾，尚存疑问，但“六项条件”之说应该不虚，这与曹聚仁给蒋经国的几项秘密报告是符合的，而且其原创大纲很可能就是曹聚仁本人提出的。
“六项条件”之五，即如今热议的两岸“政治特区”雏形：“厦门和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之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
其他五项，涉及到蒋氏父子安置、台美关系、台湾驻军等。谈妥条件后，曹聚仁立即返回香港，将情况报告给了大陆。
然而，正当此事开展时，大陆发生文革，蒋介石亦对国共重开谈判产生疑虑而改变主意。包括“厦金自由市”在内的“六项条件”终未实现。
1972年，曹聚仁“出师未捷身先死”，周恩来在亲自为其拟写碑文时，以“爱国人士”之名为其效力祖国和平统一事业盖棺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