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事——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
答 疑
《天下事——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答疑（中）
06.《天下事》的逻辑基础是不是稳固？
《天下事》的逻辑基础是不是真正稳固，当然就取决于这一个“逻辑原子”和这一个公设的可靠度。“逻辑原子”不证自明，而且是人所能有的惟一的不证自明，因为“我”不可能再怀疑“我”，其他的任何公理，“我”都还可以怀疑，甚至“故意”怀疑，比如我们通常自以为不可怀疑的客观外在世界，“我”就可以“故意”怀疑：“我”在做梦的时候，也把梦中的一切当作是客观的，那所谓的客观外在世界是不是也梦一个呢？
公设是假设的，就像几何学上“两点之间线段距离最短”一样，虽不能证明，但符合经验的事实，人人渴望注目礼，没有谁不希望被别人认可与赏识。但公设仍然是假设，谁也不能够证明人就是渴望注目礼。任何一种理论都要使用假设，要是任何假设都不使，那岂不是在循环论证，自己证明自己？就是说，使用假设无可厚非，关键是看怎么使，最后能不能逻辑自洽。
《天下事》尽管使用“人的私心所在就是别人的注目礼”这一个假设，但它最后实现了逻辑自洽，因为它从注目礼争夺战最后推演出——人生的终极意义是征服自己，神闲气定，中正仁和，归于平静，就是说，“我”到最后不再围着别人的注目礼转了。首先使用假设，最后放弃假设，这就是逻辑自洽。这是别的其他理论没法做到的，其他理论都是假设到底，把假设弄成了“真设”，而不是到时候就放下。
从这一意义上讲，《天下事》所内含的逻辑推演体系不但经得起形式逻辑的推敲，而且也经得起哥德尔定理的推敲。完全可以说，《天下事》的逻辑基础是最最稳固的。
07.《天下事》为什么全书贯彻一个“我”并声称“谨以此书献给每一个人”？
《天下事》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现象，这就是全书贯彻一个“我”：从“我”步入社会跟别人打交道，到以力服别人，到以理养别人，到第三者插足，以理养别人和第三者，到领导三角，到“混”在一起，到圆融三角，到窝里斗，到以理养众，到“宏观窝里斗”，到一统天下，到沙王天下，以至于最后“我”做“天子”，还天下于天下，人人返本归源。这一个“我”既是具体的“我”，但更是每个人心底里都有的“我”。
从“我”开始，最后还是“我”，自始至终贯彻“我”，这实际上解决了哲学社会科学上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如果从个人出发来研究，那别人和社会怎么办？如果从别人和社会出发，个人又怎么办？这始终是困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两难困境，而“我”轻而易举地破解了此一困境，因为“我”是具体的“我”，也是别人的“我”，而且还是社会上每个人的“我”，“我”能够把“我”、别人乃至社会上所有的人整合在同一个命题中。
《天下事》完成了自由主义（市场秩序）的证明，事实上，正是从“我”开始，才为证明自由主义提供了方便。《共产党宣言》有一句话叫“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虽说不上是对自由主义的严格定义，但的确表达出了自由主义的精髓。可我们怎么证明这么个好东西呢？更进一步说，我们如何才能够把“每个人”和“一切人”同时放到一个命题中进行论证呢？别无他途，惟有“我”！
也正是通过“我”——每个人心底里都有的“我”，《天下事》极其方便地展现了人性的全部丰采，极其方便地揭示了人性的全部内涵，的的确确是一部人人当读必读的书。同时在这一意义上，《天下事》也是一部人人可读能读的书，因为“我”实际上也是通俗化的一条大方便法门。当然，这需要读者朋友一起来思考——它也的确会调动读者朋友一起来思考，虽然人人可读能读，但《天下事》并不是一目十行就可应付的消遣读物。
基于可读能读当读必读，基于“我”，《天下事》声称“谨以此书献给每一个人”,它能够真正使人成长起来，成熟起来！
08.为什么说《天下事》是中西融合的结晶？
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是中西融合的结果，甚至可以说是中西合璧的最后结晶，这尤其是表现在《天下事》完成了市场秩序或者说自由主义的证明，这是西的方面，因为市场秩序是西方文明长期以来所大讲特讲的；但《天下事》擎起的是却是中华文明的大旗，这是中的方面，因为《天下事》最后发现市场秩序的真精神是贯彻在中华文明之中。这没什么好奇怪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与西原本是可以融合的。任何的文明都可以融合，之所以还感觉到有歧异，那是因为我们还不够彻底，还没有真正回到人心。
非西方的人士不应该对这一点视而不见，当今的全球化是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话语权主要在西方，话语的形式也主要属于西方。另一方面，西方学术在讲逻辑讲理性讲实证上的确要比非西方明显得多，出色得多。这就决定了任何一种非西方文明真正要展现自己，都必须借助西方的东西，特别是西方的逻辑和理性工具，从而也就决定了我们在全球化的今天谈中华文明，不能再老是“四书五经”，子曰诗云的，必须跳出四书五经的框框，要是直接能够用“西风”来证明“东风”，中西合璧，自是最好。
自从“五四运动”以来，在咱们中华，一直存在一种声音，这就是复兴传统。这有点不合时宜，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现代化大势所趋下，不只是复兴中华的传统，就是复兴任何一种传统，都有点不合时宜的。《天下事》作者郑重建议，原则上绝不放弃复兴中华文明，但策略上放弃所谓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提法。
人类当前最重要和最迫切的任务不是别的，那就是发展西学，特别是发展西方经济学！发展西学，自然弘扬中学。只要西学这一只小兔子一路上漫漫求索下去，自然而然就会撞在咱们的中学这一根大树桩上。中华的古圣先贤早就在“守株待兔”了，那话说得非常豪迈，叫“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
但有意思的是，《天下事》在完成中西互相融合的同时，也实现了中西两个颠覆：一个是颠覆对西方文明的通常看法，尤其是所谓自由主义；一个是颠覆对中华文明的通常看法，尤其是所谓封建主义。
09.《天下事》对经济学有什么贡献呢？
西方经济学原来只有一个定律，即所谓“经济学第一定律”，也就是“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当年提出的“看不见的手”，通俗地表述即：“人人为自己，社会将更好。”但后来遭遇“集体行动”和公共产品的难题，曼瑟·奥尔森遂又提出所谓“经济学第二定律”，通俗地表述为即：“人人为自己，社会将更糟。”看，这两个最基础的经济学定律已经直接叫板了。
但事情还没完，由于现实的复杂性，两个经济学定律似乎还不够。2002年，诺贝尔奖委员会把经济学奖颁给了两个美国学者，其中一个叫丹尼尔·卡纳曼，他的研究表明，人存在“非物质动机”和“非理性”，极其严重地对“经济人”提出了发难。
这样一来，从总体上，西方经济学基础就非常乱了，简直乱作一团，一方面提倡人人为自己，一方面反对人人为自己；一方面认为人是经济人，一方面认为人存在非物质动机，再一方面还认为人非理性。完全不符合逻辑简洁的科学精神和美学原则，这正是西方经济学一个亟待改善和发展的地方。
《天下事》提出人是“注目礼人”（可参读作者正式论文《还“我”本来面目：从“经济人”到“注目礼人”》），因为人正是为别人的注目礼而成为社会人的。“注目礼人”能够解决西方经济学人性基础众说纷纭、逻辑上十分不简洁的现象，因为“注目礼人”能够把“经济人”、“非物质动机”和“非理性”都涵盖在内，一网打尽。至于曼瑟·奥尔森所讲的“集体行动”和公共产品的难题，“注目礼人”更是能够顺畅地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