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国民党员的贡献

    工人的政治权利并不是白来的，行使起来也不容易。

    《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说，中兴煤矿的工会，1926年之前开始酝酿，1927年北伐军到达后公开成立。工会最初的领导者，“思想均甚偏激”，经常闹出各种纠纷。

    当时的工会也不止一个。1928年夏，国民党中央派周学昌到煤矿整顿，统一组织，规范训练。几个月后，中兴煤矿的事务改由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管辖，省党部另派颜学回（国民党左派人士）等人接管工会工作。据说，颜学回等人利用工会，“煽惑”工人与资方对抗，“离间挑拨”，居心叵测。1929年12月，国民党中央下令通缉颜学回，中兴煤矿的工会事务，由省党部另派邱瑞荃等人负责。

    然而，邱瑞荃等人的作为，也和颜学回差不多，不久即因“言动乖张” 被上司撤职。

    邱瑞荃等人走后，省党部又派来汪大经和阎玉成等人主持工会工作。没想到，这两位“煽惑”工人闹事的能力比颜学回和邱瑞荃更强。于是，资方搜集他们的材料，向国民党中央报告，中央认为汪大经等人“反动有据”，特派李崇诗（后出任军统局上海站少将站长）到中兴煤矿，将汪大经等人押解至京。整顿工会的事务改派张剑白等人负责。

    1930年12月，“山东枣庄矿区工会”奉国民党中央的命令正式成立。折腾了好几年的工会终于进入“正轨”。

    工会与资方交涉数年，先后达成三次协议。第一次在1929年2月，第二次在同年8月，第三次在1931年3月。前两次，由于工会尚未正式成立，工会内部有很多问题，公司领导层又忙于改组，协议的各项条件多数未能实行。1930年12月工会正式成立后，一方面努力促成前两次协定的实施，另一方面，在1931年3月与资方代表及山东农矿厅驻矿监理、省党部、县政府、县党部代表达成15条新协定，即前边提到的有关增加工资和抚恤金等内容的协议。[10]

    ——由此可见，工会的大部分成绩，竟是在未获得合法认可的处境中取得的。国民党派来的颜学回、邱瑞荃、汪大经和阎玉成四位，为了工人的利益，前赴后继，得罪了资方和国民党中央，被视为“言动乖张”，“反动有据”，先后被通缉、撤职或押解至京。在工人阶级行使政治权利、争取政治权利合法化、为工人阶级提供政治权利的实现途径等方面，这些国民党员功不可没。

                               五、共产党员的血汗

    工会酝酿开创之初，那些被称为“思想偏激”的人，为争取工人的政治权利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2006年3月13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永远的丰碑”栏目，播出了枣庄煤矿七月大罢工的组织者田位东的故事。顺着这条线索，我在互联网上查到一批共产党人的活动。

    纪子瑞，中兴煤矿工会的首创者，1895年出生于山东省胶县里岔镇里岔村。1924年经邓恩铭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青岛四方机车厂第一批入党的7名党员之一。1926年春，受中共山东省委派谴，纪子瑞到枣庄煤矿区开展工运和建党工作。他和工人一起下井掘煤，一起食宿，启发矿工的觉悟，号召他们组织起来，加入工会。

　　1926年夏，纪子瑞发展了张福林等19名党员，成立了枣庄地区第一个党支部。不久，又在枣庄中兴煤矿建立秘密工会，发展会员50余名。

    1927年6月，北伐军到达鲁南地区，纪子瑞利用有利时机，秘密召集30余名党员和积极分子开会，决定公开打出‘枣庄矿工劳工会’的旗号。当夜分工串联，次日便召开了2000余名矿工参加的控诉大会。台上是张福林、梁棠等人的血泪控诉；台下口号声此起彼伏。会上，资方代理人、厂方副经理胡希林被迫接受矿工们提出的16条要求。

    1929年6月，混入工会的特务告密，纪子瑞被捕，押于山东省高等法院第一监狱。1931年4月5日凌晨，国民党省主席韩复榘以“供认加入共匪，意图颠覆国民党政府，阴谋暴动”的罪名，将邓恩铭、郭隆真、纪子瑞等22名共产党员在济南侯家大院刑场杀害。[11]

    纪子瑞组建秘密工会的时候，张福林被选为工会主席。枣庄矿区外工会[12]成立后，张福林也被选为负责人。1928年8月，张福林组织矿区工人罢工，要求资方承认外工会代表工人的合法地位、允许失业工人复工、发放积欠工资并救济失业工人。资方多次派人收买张福林，让他别管众人的事，许诺每月给他增加几块钱。张福林不答应。于是，资方派矿警队逮捕了以工人代表身份前去谈判的共产党员张福林、蒋福义、王文斌和郭长清。

      张福林等人先后被关押在峄县看守所、泰安监狱、省看守所和省第一监狱。官方动用酷刑，追问他们与共产党的关系。他们一口咬定自己是吃不上饭的工人。最后，这几位共产党员均被判处有期徒刑，郭长清死在狱中。[13]

    这条红色工会线索的前端是纪子瑞，中间是张福林，后边有田位东。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专题网站”[14]中，新华社电讯稿介绍道：

    “田位东，1906年出生于山东省菏泽市，1928年1月，田位东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5月任中共山东省委交通员。”

   “1931年3月，党组织派田位东到枣庄，在煤矿工人中秘密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的组织，先后建立起了中共枣庄矿区工作委员会、中共枣庄矿区特委，田位东担任书记。矿区斗争环境复杂险恶，为了更好地组织工人斗争，田位东经常下井挖煤，深入工人群众，向工人讲解革命道理，把大批矿工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在党组织领导下，矿区工人队伍逐渐壮大，为改善劳动和生活条件开展了多次罢工斗争。

    “1932年7月，中共枣庄矿区特委组织领导数千煤矿工人，以‘减少工时’‘增加工资’‘取消包工制’为口号，进行了‘七月大罢工’，并准备进行武装暴动。由于工贼出卖，不幸被捕。资本家摆下筵席，想软化、收买他，但他不为所动，并揭露敌人的阴谋。敌人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他威武不屈，坚守自己的信仰。1932年8月3日，在济南千佛山下，田位东英勇就义，年仅26岁。”

    与田位东同时就义的还有他的副手，中共枣庄特区党委副书记郑乃序。

    为工人争取政治权利是有生命危险的。这些共产党人，甘心让大众搭便车，为大众冒大险，不仅需要理想和信仰，还需要一套激励机制和相应组织。田位东有诗曰：“前进！前进！/ 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胜利就在明天！”表达了他的理想和信仰。张福林1928年被捕入狱，出狱后恢复组织关系，参加抗日，中共建政后出任枣庄市市长，展示了组织的作用和激励的机制。在组织的激励和理想的鼓舞下，政治精英们以较少的命，为大众换得较多的命，换得既值钱又值命的政治权利，共产党因此获得大众拥护，最终夺得天下。这是以小搏大的精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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