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华

出于责任和良知,当今媒体对于中国穷困学生的大量报道，终于引来教育部官员的“积极”回应。25日，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指出，“中央政府已拿出几百亿建立了一套资助困难学生的完整体系，而最近仍看到很多舆论在呼吁关注穷孩子怎么穷，希望社会各界伸出援助之手，这样的报道往浅的说是无知，往深的说是对国家政策的漠视。”（9月27日《成都晚报》）

    作为泱泱华夏最高教育主管之堂堂新闻发言人，如此明确而率真地将媒体倾注于中国贫困学生现状的良知与热情，“往浅处”斥责为“无知”；把大众传媒“关注社会、扶弱济困”的殷殷苦心，“往深处”棒喝为对国家政策的“漠视”，这的确让人哑然。被当头斥责的公众与传媒在王旭明这般惊人之语里，大概再也无法找到一丝“无意口误”的托词了。

    那么，视中国教育国情于不顾，看“揭丑”为魔鬼的这种“逆扶弱思维”是怎么一步步登上“大雅之堂”呢？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认识偏离的“量”的积累过程。在笔者印象中，教育部在近两年时间内，单为“教改失败论”正名的次数就不下5字，为“教育乱收费，大学学费狂涨”犹抱琵琶、狂踢皮球的次数就不少于10次。而王旭明本人，就曾抛出过教育如衣服的“高论” ——北大、清华非所有人都能消费，这好比有钱就购万元一套的衣服，没钱就买100元的穿。

    这种近似给公众上课、自己政绩涂粉的权威发言，之所以能一次次抛出，是在于这种思维在他们周边已形成了一种既定的“认识场”。我们较为少见能有一位富含苍生情怀的教育高管，解下领带、挽起裤脚走进百姓的田间地头，去正面体验我国教育的原生态现实。要知道，我国高校教育费用20年疯涨25倍，一个农民要供一个大学生完成学业，需不吃不喝辛勤躬耕40年；重庆三轮车夫为供子上学累死车上；中国百姓“上学贵”，教育乱收费甚至教育腐败现象严重已是不争的事实，我国农村初中平均辍学率已高达43％。

    实际上，作为政府教育主管部门与大众传媒，所处的是同一个社会断面，所面对的也是同样的社会教育现实，关注与思维的出发点也一致，改进与推动公民教育事业向前发展的目标是相同的。惟一不同的只是在的工作岗位。政府教育部门救助贫困生，是法定义务，工作出了点成绩，即便媒体未及时跟进鼓与呼，我们的主管部门也不应该对公众和媒体冷言相向。何况，作为百年大计的教育事业，还一直是中国百姓为之揪心挂怀，为之郁闷生气的“发源地”之一。

社会扶弱力量是社会文明与和谐的一部分,也是一个社会政治开明的坚实基础，扶贫济困更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的道德高标,舆论界大力鼓励社会发挥公德心,不仅不是无知，而是一项伟大的需要坚守的长期工程。而少数教育高官这种漠视中国教育现状的懒政行为，才是中国最大的悲哀，而公开发表这样的言论就是自行曝露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