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人民是否只能做看客？

(吴晓林,中南大学公共管理系,长沙,410083)

     中国人喜欢在临近岁末总结过去，展望未来。最近，除了各大报纸书刊连篇累牍地评选十大人物，十大新闻事件等等这样那样的以“十”为单位的数量式渲染以外，不少门户网站也为贪官们祭起了盘点的“纪念”园。

　　阅览２００６年反腐大案，“铁腕反腐”、“从严治官”等等字眼以中国文字特有的独特力量，将党的权威夹杂着人们的怒愤一同向落水狗们砸去，着实让人们再次体味了党纪国法刑上大夫的权威，也让人们一次次用唾液口水和道德不屑甚至咒骂等等方式狠狠地表达了自己触手不及却恨之入骨的情绪。

　　《检察日报》12月26日刊载文章总结2006年反腐十大案件，上海社保基金大案排名榜首，分别为：１、上海社保基金大案，２、安徽原省委副书记王昭耀腐败案，３、四川原副省长李达昌滥用职权案，４、国家药监局原司长郝和平受贿案，５、郴州腐败窝案，６、广东疾控中心罗耀星受贿案，７、杭州首例旅游受贿案，８、全国首例不良债权贪污案，９、山西原省委副书记侯伍杰受贿案，１０、宿州原组织部副部长杨哲信受贿案。不胜枚举，受数额所限，那些够重量、够级别、够资格的贪官们只能被列入备选条目。比如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有杰受审，建行原董事长张恩照受贿案，大明公司原副董事长李荣兴受贿案，财政部金融司原司长徐放鸣受贿案。

　　滑稽的是，在圣诞来临之时，最受关注的地方党委书记杜世成同志也被中央立案了。不幸的是当今的网络最容易煽情和传播极快，千万元豪宅、包养大学女教师这些此前老百姓们难能听到的杜书记的英雄事迹，似乎更甚于我们杜书记在位时对其政绩宣扬的力度。只是在位时宣扬的力量在官方在自己，不在位的时候，喇叭却掌握在老百姓手中。这些总可以被描述为为官者的悲哀。好在杜书记现在只是被中央立案，违纪或犯罪的情节现时只是出于审查阶段，如能结案定性，也真不能排除一跃而上进入前十位列贪官前列的可能。怪谁？责问谁？又是谁让俺们曾经带有英雄甚至偶像式崇拜因子的书记成了跨年度的贪官。历史和人民笑了，却苦了我们曾经的杜书记，被党推倒在2006又将被人民唾骂在2007。悲哀啊。

　　贪官们倒了，老百姓笑了，郴州李大伦们的倒台让同城的百姓再次体味到了文革以来以逝几十年的群众性狂热，锣鼓鞭炮的震天响声似乎将人们的立场再次坚如磐石般地集聚河夯实到党的旗帜之下，传统道德式微，主流仪式受到冲击下多元价值下的公民用庆贺的方式表达了对反腐的一致认同和拥护；与此类似，杜世成被中央免职的消息昨日见诸中央政府网站后，青岛民众奔走相告，有人认为这消息比当年“四人帮”被抓还要大快人心。“青岛新闻网”更在消息发布两小时后完全瘫痪。内地多个网站开通评论，网民一致拥护中央决策，网民指“让杜世成下台”是中央送给青岛老百姓最好的圣诞礼物。

　　中央的铁腕反腐以及人民狂热式的欢呼和拥护似乎奏响了党群在治理“权力之癌”事业中的协奏曲，这种同仇敌忾的权威与公民结合的力量仿佛完美地向人们展示了中央的决心和力量。然而，在举国欢呼甚至连权威部门都可以沾沾自喜地炫耀成绩时，我们是否可以冷静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在反腐治贪的艰巨任务中，我们是否应该反思作为权力之源的人们是否只有参与鼓掌的份？为什么忍受了杜世成、李大伦门４年、５年甚至更多年贪污噬咬之痛的人们在饱受侵害的长久岁月里，难能发出一点震慑或者遏制的声音？难道打贪官斗腐败仅仅是党委纪委和政府的事情吗？作为主权的掌主们是否安于或者应该制作看客？这个问题的确值得我们深思。

　　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希望在未竟的反腐的事业中，我们能够看到更多人民铁拳式的力量和洪钟式声音。反腐不能仅仅由政府特别是中央来唱独角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