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人民银行必须成为中国的经济机关
——一位无党派人士关于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建议
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为中国金融改革，请其他党派及无党派人士进言献策。此举意味深长。
管子说：“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恶害。”（《管子.版法解第六十六》）
马克思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103页）
“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金融是现代社会的核心，是只有经过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博士”、“经济学家”才有发言权的“特殊行业”。在涉及中国社会核心问题的改革上，中共中央、国务院居然请其他党派及无党派外行人士进言献策，这无疑是使四面楚歌的中国“经济学家”雪上加霜，令他们衣冠扫地。
俗话说得好，过犹不及。真理超越一步就是谬误。现在确实是所有中国“经济学博士”、“经济学家”反躬自问的时候了。
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无疑是正确的，其意思也非常简明：一、中国改革是继续坚持社会主义；二、中国改革不能继续“以俄为师”。可是，中国“经济学博士”、“经济学家”却“创新”出中国改革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改革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盘否定了鸦片战争以来，无数志士仁人为中华民族独立、民主、自由的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老一代领导人为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呕心沥血。各种歪理邪说纷纷出笼。
且不说“国退民进”、“下岗分流”、“减人增效”、“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非公有制经济”等主张同“消灭私有制”、“共同富裕”、“全国一盘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明显背道而驰，仅无中生有的“经济增长速度=投资＋消费＋出口”，就使中华民族蒙受了空前绝后的惨重损失与羞辱。
依中国“经济学博士”、“经济学家”最新统计：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20.94万亿元，经济增长10.7%，外汇储备超过一万亿美元。
中国经济增长数字再次令国人振奋、世人震惊。可是，明眼人都知道中国所谓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经济增长速度”全是“经济学博士”、“经济学家”的闭门造车，如同中国“大跃进”时亩产万斤粮“高产卫星”一样地荒唐。
中国现在大大小小的公司、“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多如牛毛，数以亿计。这些公司、“个体工商户”与“自由职业者”关注的是自己的资本，日思夜想的是自己一年赚了多少钱？除了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里那几千家所谓“上市公司”按规定必须公布公司财务报表外，对于其他公司、“个体工商户”与“自由职业者”来说，经营状况属于他们自己的“商业秘密”，外人永远不可能知道真实情况。因此，且不说那些公司、“个体工商户”与“自由职业者”不知道什么叫“国内生产总值GDP”，就连那些公司、“个体工商户”与“自由职业者”2006年究竟有多少资本，一年下来有多少赚了，多少亏了？他们总的年利润率为多少？中国“经济学博士”、“经济学家”都无法知晓。天知道他们怎么能统计出“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20.94万亿元”、“经济增长10.7%”？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一塌糊涂的例子比比皆是。
“近年来，我国经济运行中因信用不良引发的各种矛盾日益突出。个人信用、企业信用、中介机构信用、政府信用都程度不同地存在不良记录。在有的地区，甚至出现了严重的信用危机。信用环境的恶化，严重影响着顺利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
据有关资料统计，全国企业之间‘三角债’1989年底约为1200亿元；1991年2000亿元；1994年7000亿元；1998年增加到11000亿元，现在更是突破了15000亿元！中国消费者协会的统计显示，2000年消费者对于虚假失信行为的投诉就有12.5万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因为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1800亿元。”（“两会”聚焦：构建“信用中国”，见《经贸导刊》2002年第5期）
“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
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谈到2002年专项审计时指出，去年1月到11月，共查出违法违规问题金额超过2000亿元，其中决策失误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严重，由于违规担保、投资和借款等，已给国家造成损失72.3亿元。”
2003年1月8日，《中国剪报》头版在“假、赖、骗、诈、欺市场信用缺失每年损失5800亿元”醒目标题下报道说：
“1月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正华指出，市场交易中因信用缺失、经济秩序问题造成的无效成本已占到我国GDP的10%-20%，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每年高达5855亿元。相当于中国财政收入的37%，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因此至少减少两个百分点。其严重后果是：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基础，动摇了投资者的信心，信用危机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蒋正华说，国家审计局曾对1290家国家控股企业的资产损益表进行过分析，发现68%的企业财务报表存在严重不实，违反金额超过1000亿元。中国企业摆脱信用危机急需解决假、赖、骗、诈、欺五大问题。非法造假是信用缺失的典型表现，全国每年由于产品质量低劣或制假售假造成的各种损失达2000亿元。合同欺诈、逃废债务、偷税漏税、走私骗汇、虚假报表、黑幕交易、价格陷阱、伪装上市、地方保护等恶劣行为无不动摇着信用的基石……”
2002年3月11日，在中国九届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证实：2001年底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25.37%基本属实。
这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已经“剥离”了近1.4万亿元的“不良资产”。1999年先后成立的中国信达、华融、长城和东方等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截止2001年9月底，合计处置“不良资产”930.8亿元，“回收资产”377.7亿元，另外对580户企业总额4050亿元的债权实施了债转股。不算4050亿元的债转股，目前还约有近9000亿元的“不良资产”待处理。
(930.8亿元-377.7亿元)/930.8亿元=553.1亿元/930.8亿元=59.42%
很遗憾，在已处理的930.8亿元“不良资产”中，损失率高达60%，有553.1亿元的“资产”是完全蒸发掉了。余下的近9000亿元“不良资产”中，属于徒有虚名的“资产”的比例只会更高。
不知这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如何处置“回收资产”?是不是将它们返回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
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无论这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对那近1.4万亿元的“不良资产”如何剥离，对现有的25.37%的“不良贷款”如何处理，它们终究是“不良资产”、“不良贷款”。这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对社会大众的存款是一点也不能剥离，一点也不能拒付的。最终损失归根结底要中国政府、中国银行和中国人民来承担。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一塌糊涂，“出口”则更惨不忍睹。
那超过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说穿了国人无不魂飞魄散。原来竟然不过是“美国印刷厂印刷的纸张，美国想印多少就可印多少”！
“就外汇来看，中国用民工的如河血泪和矿工的如山骨灰，换来的巨额外汇完全无偿的奉献给了美国。面对中国空前的资源劫难和百姓劫难，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却是一片欢呼，声称我们赚取了宝贵外汇。我们的确拥有了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是这些外汇储备与其说是中国的宝贵财富，不如说是美国的宝贵财富更加准确。一方面，一万亿外汇的三分之二以上都是美元资产，美元是什么，说穿了就是美国印刷厂印刷的纸张，美国想印多少就可印多少，随着美元印刷的增加和美国经济的减弱，中国血汗换来的外汇在随着美元大幅贬值，用欧元计算的美元资产，几年来已经贬值50%，中国外汇储备中7000多亿美元蒸发掉了一半，蒸发的购买力相当于中国去年全国的工资收入，今年按人民币计算的外汇储备又蒸发掉6%，相当于600亿美元，超过了全国医疗教育养老资金的总和；另一方面，我们外汇储备的绝大部分都是购买的美国国债，过去动员人民有句话，叫做“购买国债支援国家建设”，现在我们则是通过购买美国国债来填补美国财政赤字，用巨额外汇储备平抑美国物价，降低美国人的生活费用，支援美国国家建设。”（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中国经济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网站、人民网经济论坛）
面对一触即发的金融危机与动荡，面对中华民族蒙受的惨重损失与耻辱，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萧灼基教授不思改弦易辙，反而继续推波助澜：
“面对严峻的国际竞争，我国金融机构的主要问题是，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市场体制和企业体制，不适应国际金融市场的需要。因此要利用金融对外开放的契机，以开放促改革，加快改革的步伐。
一是在保证国有金融机构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大力发展非国有金融机构，不仅向外国开放金融市场，也要向国内包括私人投资者在内的各种所有制开放金融市场，给予国内各类投资者在市场准入等方面以国民待遇，允许建立民营银行等民营金融机构。
二是加快国有金融机构改革，国有商业银行真正实行政企分开，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分开；支持有条件的国有商业银行改制上市，筹集资金，转变机制……”（《千年论坛-智慧在此》第30页，杨晖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
视银行为“经营货币的特殊行业”，鼓吹“大力发展非国有金融机构”、“向外国开放金融市场”、“允许建立民营银行等民营金融机构”、“支持有条件的国有商业银行改制上市”等等，这哪里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在搞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纯粹是在鼓吹无政府主义，是在奉行鸦片战争以来，外国资本就迫使中国实行的“门户开放”、“自由竞争”，是在使中国彻底沦落为“外国资本主义的殖民地”！
这比秘鲁人选举日本人藤森担任总统还愚昧、还可怕！
对于银行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及如何“金融改革”，经济学早有明确定论。
法国伟大思想家圣西门（1760-1825）说：
“现在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同经济关系的发展缺乏统一的调节这个事实相适应的，这种状态应当被有组织的生产所代替。指挥生产的将不是那些彼此隔离、互不依赖、不知道人们经济要求的企业家；这种事情将由某种社会机构来管理。有可能从更高的角度去观察广阔的社会经济领域的中央管理委员会，将把这种社会经济调节得有利于全社会，把生产资料交给适当的人运用，尤其是将设法使生产和消费经常处于协调的状态。现在有一种机构已经把某种组织经济劳动的工作包括在自己的任务以内了，这种机构就是银行。”(见《列宁选集》2-845页)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
“现代银行制度，一方面把一切闲置的货币准备金集中起来，并把它投入货币市场，从而剥夺了高利贷资本的垄断，另一方面又建立信用货币，从而限制了贵金属本身的垄断。
银行制度，就其形式的组织和集中来说，正如早在1697年出版的《对英格兰利息的几点看法》一书已经指出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精巧和最发达的产物。
当然，银行制度造成了社会范围的公共簿记和生产资料的公共的分配的形式，但只是形式而已。
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把社会上一切可用的、甚至可能的、尚未积极发挥作用的资本交给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支配，以致这个资本的贷放者和使用者，都不是这个资本的所有者或生产者。因此，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扬弃了资本的私人性质，它本身，但也仅仅是就它本身来说，已经包含着资本本身的扬弃。
最后，毫无疑问，在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向联合起来劳动的生产方式过渡时，信用制度会作为有力的杠杆发生作用；但是，它仅仅是和生产方式本身的其他重大的有机变革相联系的一个要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5-682-686页）
马克思还指出：
“过程越是按社会的规模进行，越是失去纯粹个人的性质，作为对过程的控制和观念总结的簿记就越是必要；因此，簿记对资本主义生产，比对手工业和农民的分散生产更为必要，对共有生产，比对资本主义生产更为必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4-152页）
马克思严肃批判了所谓“金融产业”、“金融市场”的荒唐看法。他说：
“显然，货币经营者所使用的货币资本的总量，就是商人和产业家的处在流通中的货币资本；货币经营者所完成的各种活动，只是他们为之服务的商人和产业家的活动。
最荒唐的看法莫过于把商人资本--不管它以商品经营资本的形式或货币经营资本的形式出现--看作是产业资本的一个特殊种类，就像采矿业、农业、畜牧业、制造业、运输业等等由社会分工造成的产业资本的分支部门从而特殊投资领域一样。产业资本的转化形式，和不同生产部门各生产资本之间由于不同产业部门的性质不同而造成的物质区别，是有天壤之别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5-360页）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提出：
“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
1881年2月22日，马克思在致（荷兰）纽文胡斯（1846-1919）的信中说：
“如果一个国家还没有发展到能让社会主义政府首先采取必要的措施以制服广大资产者，从而赢得第一个条件，即今后进行活动的时间，社会主义政府就不能在那个国家里取得政权。
也许您会向我指出巴黎公社；但是，且不说这不过是在特殊条件下的一个城市的起义，而且公社中的大多数人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但是，只要懂得一点常理，公社就可能同凡尔赛达成一种对全体人民群众有利的妥协----这是当时唯一能做到的事情。只要夺取法兰西银行，就能使凡尔赛分子的吹牛得到可怕的结局，如此等等。”
古人云：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
事实上，中国自古以来就设有严格管理社会经济的经济机关，不容许出现无政府主义。《周礼》上记载周朝管理社会经济的机关名为太府，审查核定市场商品价格的官员名为贾师。《史记》中记载汉代专门管理社会经济的机关名为大农。
《国语.周语》云：
“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
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也，胡可专也。……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其极，……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
管子明确指出：
“利出于一空者，其国无敌；出二空者，其兵半诎；出三空者，不可以举兵；出四空者，其国必亡。”（《管子.国蓄第七十三》）
“不明于计数，而欲举大事，犹无舟楫而欲经于水险也。举事必成，不知计数不可。”（《管子.七法第六》）
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第八》中记载道：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卜式贬秩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尽代（孔）仅管天下盐铁。弘羊以诸官各自市，相与争，物故腾跃，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县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为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准’。天子以为然，许之。于是天子北至朔方，东到太山，巡海上，并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
银行，是领导与管理人类现代社会经济的神经中枢，是每个公民都离不开的社会经济机关。
银行是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军事机关等上层建筑得以正常运转的基石。
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早日重新审议和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使中国人民银行成为中国的经济机关，代表全中国人民对中国的土地、海洋、天空、水源、矿产、野生动植物等一切自然资源行使所有权。
中国人民银行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领导下，建立起遍布全社会的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网络体系，运用价值规律和经济规律，组织社会生产、交换与分配，使人民币真正成为公民参加中国社会劳动的证书，成为衡量社会商品价值的准绳，使中国人民真正“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
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
“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372页）
“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在能够利用旧的官僚的、行政集中的国家机构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之前，必须把它加以改造。”（恩格斯书信：1884年1月1日）
“大工业造成一种绝对必需的局面，那就是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组织，在这个全新的社会组织里，工业生产将不是由相互竞争的厂主来领导，而是由整个社会按照确定的计划和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来领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217页）
2007年2月22日
（任何匡正谬误的指教都是对作者的帮助、爱护，真诚期待读者的批评、建议。作者电子信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