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者的“野心”和“野心”所面临的艰难


题记:赵永璞是我老乡,也是长我几届的校友,我和他在一个服务外包的高峰论坛上偶然相遇,寥寥数语,却也促成了后来的交流。在浦东软件园的一家咖啡厅里,我和他聊了差不多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虽然他一直在强调自己所面临的“困难”,但给我感受最深的地方,仍然是他的务实与坚持。说句实话,他“模拟社会”的宏大理想虽然初听起来让人振奋,仔细一琢磨,又会觉得有点“缥缈”。所幸,他的“执著”与“变通”让他一步步走到了今天,正如他MSN签名中昭示的那样,期待他的“破茧而出”!(武吉波)

 

    古人通常以“隐居”作为自己卓然“出世”的手段之一,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也以“隔绝”为基础营造。但如今,随着人与人之间联系的日趋紧密,人们仿佛置身于“地球村”之中,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世外”理想:通过网络“模拟社会”的平台,将人们互相联结在一起。这究竟是虚无飘渺的“天方夜谭”,还是有待实现的“中国神话”?

 

“模拟社会”下的“世外”理想

 

    黄舒骏在歌里唱道:“世界不断的改变改变,我的心思却不愿离开从前,时间不停的走远走远,我的记忆却停在,却停在那1995年。”1995年,当改革开放的春风仅仅拂吹了神州大地不过3年的时光;1995年,当《福布斯》带着自己的财富榜单第一次来到中国——比尔·盖茨已经发布了他的Windows 95操作系统,并以129亿美元的财富登上“福布斯全球富豪榜”首富的宝座。而正如“Windows”的名字所展示出来的那样:一扇关于“财富”的“窗口”在国人面前打开!窗子背后,是国人内心深处压抑很久的对于财富的渴望以及由这种渴望所激发出来的不懈冲动。

    同样的1995年,对尚在“象牙塔”里苦读的上海世外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总裁赵永璞来说,这扇“窗口”同样为他而开。“我就是在比尔·盖茨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我的目标就是要做微软那样的标准制定者,和比尔·盖茨那样的财富占有者!”赵永璞说,虽然自己“模拟社会”平台的搭建才刚刚起步,但总有“破茧而出”的那一天!

 

“炮轰盛大”与“模拟社会”理论

 

    2005年的初春,乍暖还寒,一篇署名为“上海软件对外贸易联盟常务副秘书长赵永璞”的《“盛大之罪”祸及中国网游》的文章在博客中国甫一发表,便如一枚巨石,在原本看似平静的“网游”湖面上掀起了一股“滔天巨浪”。

    文章对“盛大模式”提出了“言词激烈”的批评。文中称,盛大在推动中国网络游戏发展的过程中功不可没,其通过代理运营韩国游戏激发了中国对网络游戏的关注,盛大模式也让人一度竞相模仿。但“盛大又同样使中国网络游戏的发展面临如此的困境”,成为了“中国网络游戏发展的桎梏”。因为其引发了大量“没有深厚文化只有打怪升级的游戏”的涌入,这些“缺乏文化根源”的游戏“极易误导尚无分辨意识的未成年人”;同时,引进代理的模式又使得盛大及随之效仿的网游企业们放弃了“研发”,在版权和代理费用上处处受制于人。因此,文章呼吁盛大“应该考虑自己的社会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就在这篇文章出炉之前的2004年,根据易观国际的统计,中国网络游戏的用户规模已经达到2400万户,同比增长61.07%;而互联网游戏市场规模总额也达到了3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9.47%,呈现出了“爆炸性”的增长。同时,政府也“由冷转热”,开始大力支持网游产业的发展:2004年年初,国家体育总局将电子竞技列为第99个体育项目;2004年下半年,新闻出版总署正式启动了“中国民族网络游戏出版工程”;而信息产业部也宣布将网络游戏列为信息产业发展基金19个重点招商项目之一。

    中国网络游戏市场在2004年的迅猛发展,给了很多人以机遇。虽然“健康游戏”、“绿色游戏”的概念被提出,但人们似乎还没有普遍认识到网游在日后可能产生的一些社会负面影响。赵永璞说,我们不能因为网游在2004年发展的比较好,就对其失去相应的“监督”,“我始终都认为,通过‘网络’所传导出去的力量,应该对整个社会保持一种‘正向’的引导。”

    实际上,赵永璞在2004年4月就成立了上海世外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其“模拟社会”理论在2004年已然成形,里面的核心观点,与其日后“剑指盛大”的行为直接相关。“模拟社会”理论的出发点基于如下认识:整个社会的运转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如果通过“网络”——互联网络、人脉网络以及各种网络方式,将其模拟搭建起来,就形成了一个“模拟社会”的平台。通过这个“模拟社会”平台的搭建,就能把社会上的每个人联结起来,或者说让社会上的人通过网络的方式联结起来,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虚拟的真实”。这跟通常意义上所说的“网络是一个虚拟社会”又不一样,因为在网络的虚拟社会中,诸如聊天等,可能彼此并不知道对方是谁,而且所用的IM也只是一个聊天工具。“就像微软致力于把电脑和操作系统像可口可乐一样让大家都可以使用,我也是想通过网络把每一台电脑、每一个人联结起来。”赵永璞说:“我的立意是很高的,而且这个目标的实现绝对不是天方夜谭,我整个架构规划出来以后,最终是要从某一个角度切入的。”

    其切入的角度正是“游戏”。赵永璞并不讳言2004年“盛大模式”取得的巨大成功,他也正是从盛大的“盛大”成功中看到了游戏的威力所在!“如果通过‘游戏’的方式来实现‘模拟社会’的目标,效果可能会很好。因为这种方式不仅可以把社会运行的规律融入到游戏体系里,同时游戏平台本身所具有的娱乐性又可以使大家在其中身心愉悦,得到较好的享受,可谓‘寓教于乐’,既有理论基础,又有实践方法,所以我就着力开始做了!”但是,“我做的方向跟2004年的盛大有很大的不同,我要做的虽然也是从‘游戏’开始,但因为他是一种对社会的模拟,就不能有太多的副作用,必须要对社会起到一个正向的引导作用,从而使得包括青少年在内的社会大众能够从中培养自己的各种素质与能力。通过这种基于‘网络’的‘模拟社会’,最终做到正面、有教育意义且对社会有一定引导作用的境界!”

 

在路上——“互动教育”与“商务模拟”

 

    任何事情都有一个从粗到细再到更细,从抽象到具体再到更具体的过程。目标已然确定,接下来就是不懈的努力与实现。

    正如上海世外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主页上的介绍:“本公司的主营业务是通过互联网络、人脉网络以及各种网络方式建立互动教育和互动娱乐平台,把网络上的每一个人连接到模拟的真实环境,并通过激发他们的参与带给他们愉悦的娱乐享受、全新的生存体验和专业的信息服务。”

    这里,“世外”再次将切入口细化为了“商务模拟”和“互动教育”。

    “商务模拟”。其设想是要搭建一个模拟的城市环境,然后建立商业街道,里面可允许玩家开设店铺和公司,其实际运作与现实类似;而平台的搭建者——“世外”则在其中充当“管理者”的角色,收取一定的管理费。这样,玩家可以在里面开店经营,体验模拟创业的过程,而且此商务模拟环境又带有相当的娱乐性。赵永璞正是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去引导有创业冲动的年轻人,同时从中获取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

    “互动教育”。随着全球IT产业的转移和市场的日益扩大,包括软件外包在内的整个软件产业都得到了快速增长,而相应的人才需求也大大增强。从人才培训的角度讲,赵永璞认为自己已经积累起了足够多的资源,如果能够通过“互动教育——培训”的方式,来激发人们对职业的认知和对职业技能的渴求,从而快速有效的提升自己的职业技能和真正实现自我的价值,正是他所认为的最大意义所在。

    明确了目标与方向,赵永璞也带领他的开发团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研发之路,但他也从中体会到了现实所带来的丝丝“凉意”。因为建立“模拟社会”的“野心”虽然说起来简单,但实现起来却有着相当的难度。按照他的本意,“教育——培训”一块其实并不是自己的主要方向,但因为创业初期在资金积累方面的艰难,赵永璞还是坦言:“培训一块来钱快,对我本身资金积累的帮助也大,所以我现在采取的策略就是通过培训不断的‘造血’,以培训来养研发,然后再以研发来带动培训,对我而言,这可能是一种更为长远的发展。”

 

核心竞争力:做“标准”而非“项目”

 

    当然,赵永璞自己也很清楚,目前的发展策略仍然只是权宜之计,最紧要的还是核心竞争力的打造,因为有些事情不是资金可以代替得了的。在技术基础方面,就需要一定的积累,因为技术处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开发团队也需要有技术经验积累的过程。所以,在最初的规划中,赵永璞着重强调了两点:一是商业计划,一是技术基础。

    如今,“世外”的开发团队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下一步的研发工作,其有关图形图像方面的相关技术积累已经逐步完善。从“世外”自身的角度讲,要做的事情其实不复杂,就是做平台的搭建者和标准的制定者。

    “公司运营的最高境界是‘做标准’而非‘做项目’”,这也恰好解释了赵永璞为何当初决意离开后来大红大紫的中文信息检索领域。因为在他看来,单纯的“做项目”与自己的事业目标方向不一致,“比如说搜索引擎,它所牵涉的环节比较少,投入进去以后,就比较容易集中资源,做起来也更快一些,如果能够熬到上市,可能发展起来更快,但这种做法从本质上讲仍然是在‘做项目’,它不过是将自己所拥有的技术基础转化成了一个项目,这样做起来相对比较简单,但不是我想要的。”这里他再一次的提到了微软:“微软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操作系统标准的制定者,我的目标也是要做这样的标准制定者。”

 

 

    将自己定位为“模拟社会”标准制定者的角色,注定前面不会是一条坦途。在地处浦东软件园的培训教室外面,赵永璞预想中的“东风”还没有如期刮来,他现在能做的,仍旧是运用自己的力量“曲线救国”!所幸,从最初的263搜索,到后来的上海软件对外贸易联盟,再到现在的“世外”,赵永璞都在自己理想的坚守中脚踏实地的一步步走过来了,“因为这是我想要一生从事的事业!”

 

(注:该文发于《上海信息化》2007.4,署笔名“亓子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