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外交》双月刊2007年9月-10月号刊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美国外交政策教授迈克尔·曼德尔鲍姆撰写的一篇文章，题为《没有美国的民主——自由的自发传播》，全文如下：
乔治·W·布什行政当局已经把促进民主列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项核心目标。总统在自己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中专门论述了这一问题；2006年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集中讨论了在国外传播民主的问题；白宫启动了一系列旨在在全球范围促进民主的倡议，尤其是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干预。然而，在阿富汗、伊拉克和民主曾经似乎前景看好的阿拉伯世界的另外一些地方——黎巴嫩、巴勒斯坦领土和埃及——美国的努力并没有成功。在这些地方当中的任何一处，在布什行政当局进入执政的最后18个月的时候，民主与牢固地确立自己的地位都相距甚远。这是人们所熟悉的一种格局。自从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几乎每一位总统都积极地对待了超越美国国境范围传播美国的政治形式的思想。克林顿行政当局进行了几次军事干预，其明确目的就是建立民主。在它这样做的地方——在索马里、海地、波斯尼亚和科索沃——民主也未能扎下根基。
但是，华盛顿促进民主工作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民主本身的失败。相反地，在20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时期里，这种政治形式引人注目地崛起了。虽然它一度仅仅局限于少数富裕国家，但是在很短的时期内，它却成为世界上最流行的政治制度。1900年，只有10个国家是民主国家；到世纪中叶，这一数字已经增加到30个，25年后，这一数字保持不变。但到2005年，世界上的190个国家当中有足足119个已经成为民主国家。
美国促进民主的失败与民主的成功拓展之间貌似矛盾的结合产生了几个问题：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处心积虑地输出本国政治形式的努力为什么被证明毫无效果呢？尽管这些努力失败了，但是民主在世界各地为什么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这种成功是如何取得的？在另外一些重要的地区——阿拉伯国家、俄罗斯和中国——民主还不存在，但那里的民主前景如何？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充分理解民主概念本身。
民主的家谱
21世纪的世界所说的民主实际上是两项不同的政治传统的聚合。一项是自由，即个人自由。另一项是人民权力至上论：由人民来统治。人民权力至上论最早是通过法国革命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的。其设计师门断言，治理国家的权利并不属于自从存在有记录的历史以来在大多数国家实行统治的世袭君主，而是属于他们所统治的人民。
自由的由来就要悠久得多了，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它由一系列政治上的分区法规组成。这些法规维护从而保护了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部门，使之免遭政府干涉。自由的最古老形式是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性，因为它是罗马共和国生活的一部分。宗教自由起源于16世纪的新教改革所引起的基督教世界的分裂。政治自由的出现虽然比其它两种形式都要晚，但却是21世纪“自由”一词的用法通常所指的形式。它的涵义包括没有政府对言论、集会和政治参与的控制。
甚至到19世纪开始很长一段时间，“民主”一词通常所指的仍然仅仅是人民权力至上论，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础上的政权被认为肯定会镇压自由。据说，人民的统治会导致腐败、混乱、民众暴力活动，最终还有暴政。人们尤其普遍认为，出于贪婪和妒忌，无产者会采取行动夺取有产者的财产，如果公众夺取政府的控制权的话。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西欧和北美的少数国家，自由和人民权力至上论成功地结合到一起。这种结合之所以获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大萧条和二战结束后福利国家的扩展。这种扩展扩大了对私有财产承诺的范围，通过向社会所有成员提供某种形式的私有财产，并向所有人提供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从而避免了民众的贫困。然而即便如此，政治形式的民主并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
到20世纪下半叶，人民权力至上论，或者起码是它的一种形式几乎在全世界得到普及。实施这一政治原则的程序——举行选举——当时是，现在仍然是轻而易举的。在20世纪的头四分之三时期内，大多数国家并没有通过自由和公平的选举选择本国的政府。然而，大多数国家的政府起码从一种意义上讲可以声称自己是民主的，这就是，它们不同于政府的传统形式——君主制和帝国。领导人的职位并不是世袭的，他们来自于与自己所统治的人民相同的民主。这些政府体现了人民权力至上论，因为控制着政府的人们既不是世袭的君主，也不是外国人。
如果说人民权力至上比较容易确立，那么民主的另外一个组成部分——自由——的保障就要困难得多。这既解释了为什么民主在20世纪中迟迟不能在全世界传播，又解释了21世纪里在确立它的地位方面持续存在的困难。要实践自由原则，必须有制度和机构：起作用的立法机构、政府的官僚机构和警察、律师、检察官以及公正的法官组成的完善的法律体系。要运行这种制度与机构，必须具备技能，包括高度专业化的技能。相关的制度与机构也必须牢牢地建立在价值观的基础之上：人民必须相信保护这些社会和公民生活领域不受国家干预的重要性。
自由所要求的这些制度与机构、技能和价值观不能通过法令来产生，就像个人不可能在不经过长期训练的情况下掌握篮球或者芭蕾舞的技巧一样。与创造有利于自由的社会条件相关的时间单位最起码也是一代人的时间。不仅维护自由的制度与机构的形成需要时间，而且它还必须得到独立的和在本国国内的发展，而不能从别的地方现成地传播和移植。所必需的技能和价值观既不能输入，也不能外包。
虽然大英帝国并没有把自由输入到印度，但是英国人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直接统治了印度次大陆。在英国人统治的许多其它地方，民主也未能扎根。此外，在21世纪中，帝国时代已经结束。没有任何地方的人民渴望甚至愿意接受外国人的统治。对于这一点，美国在伊拉克的遭遇做出了十分生动的诠释。有鉴于此，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期里民主的传播看来不仅引人瞩目，而且几乎不可思议。因为如果民主政治所不可或缺的自由的制度与机构起码要花费一代人时间才能建立，而且由于非民主国家的政府为了维持自己的政权而试图确保自由的制度、机构与实践永远也不会扎根，所以民主的地位究竟怎样才能确立？
市场的魔力
由于实行民主政治的各国所取得的成功，所以出现了现代的世界范围的对民主政治的需求。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成为军事上最强大的和经济上最繁荣的主权国家。这两个国家加入了20世纪的3场全球性冲突当中每一场的获胜联盟：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它们的成功给别国留下深刻影响。国家像个人一样，从自己所观察到的情况中汲取教训。像个人一样，对国家来说，成功启发模仿。现代历史的航向使民主显得很值得仿效。
建立民主政治制度的愿望本身并不会创造出建立这种制度的能力。要建立一个发挥作用的民主制度，尤其是建立自由的制度与机构，关键在于自由市场经济。经营自由市场经济所需的制度、机构、技能和价值观在政治领域中构成民主。当人们把自己在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经济）中所采用的习惯和程序应用于另外一部分（政治舞台）的时候，民主就通过市场机制得到传播。市场和民主的关系就如同一粒沙子与牡蛎中的珍珠之间的关系：是核心，珍珠围绕着它形成。
自由市场促进民主，因为对任何市场经济都具有核心重要性的私有财产本身就是自由的一种形式。此外，一个成功地运行的市场经济使自己身在其中的社会的公民们更加富裕。而通过为真正的民主所要求的政治参与提供经济补贴，财富又使民主扎下根基。许多研究都发现，一国的人均产值越高，就越有可能会保护自由，并通过自由和公平的选举选择政府。
也许最重要的是，自由市场产生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组织和集团——企业、工会、专业协会和俱乐部等——它们集体称为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本身是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所不可或缺的。民间协会提供了逃避国家的场所。个人可以在摆脱政府控制的情况下，在那里从事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公民社会还充当抗衡国家机器的力量，从而有助于维护自由。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另外一半，人民权利至上论还有赖于自由市场使之成为可能的公民社会的另外一些成分，尤其是政党和利益集团。
最后，参与自由市场经济的体验使人养成了对于民主政治具有核心重要性的两项习惯：信任和妥协。一个政府要想和平地运作，公民们就必须信任它，相信它不会违背他们的最重要的利益，尤其是相信它会尊重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权利。政府要想通过自由选举定期地得到选择，选举失败的一方就必须信任获胜的一方不会滥用自己所获得的权力。类似地，信任是超越直接的本地交易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市场组成部分。如果一种产品越过遥远的距离运输，而其支付却是在很长时间里的分期付款，那么买卖双方就必须相信彼此的诚信和可靠性。可以肯定，在一个成功运作的市场经济中，政府随时准备履行已经撕毁合同。但在这种经济体中，所发生的交易很多，以致政府只能对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进行干预。市场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他人履行承诺的信任，而不是依靠政府在违约情况下进行惩罚。
参与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另外一项民主的习惯就是妥协。妥协使可能会威胁到民主的暴力活动得到阻止。人们经常坚持的有关公共政策问题的不同的偏好在任何政治体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民主与其它政府形式的区别在于，这些分歧所产生的矛盾得到和平的解决。在通常情况下，只有在一个政党获得自己想要获得的一些东西而不是一切的情况下，妥协才会发生。妥协对于市场经济的经营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毕竟，在每项交易中，买主都希望少花钱，而卖主则希望获得高于双方最终商定的数额的价格。双方之所以达成一致，是因为取代共识的选择是根本没有交易。自由市场的参与者领教到，最佳选择可能是善良的敌人，在政治舞台上按照这一原则行事对于民主政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提倡市场、提倡民主
根据这一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促进民主的最佳途径是鼓励自由市场的传播。可以肯定，倡导市场经济是倡导民主的一项间接的方法，将会产生直接的结果。尽管如此，30年来民主的迅速传播的确表明，它与自由市场有着明确的关联。民主来到南欧和亚洲以及拉美的几乎每个国家，是在它们全都在经营市场经济方面起码获得了一代人时间的体验，有时还要更长的体验之后。
然而有鉴于此，通过鼓励自由市场的传播来间接地促进民主看来也许没有必要。国家一般不需要任何督促，使之按照自由市场的方针改造本国经济。今天，几乎所有国家都为了实现本国经济的增长而实行了这种改革。经济增长的目标在20世纪下半叶变得很重要也很普遍，以致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成了所有国家的政府的政治合法性的一项重要的检验标准。20世纪的历史所得出的结论看来是，经济组织的市场体系——而且只有它——才能实现经济增长。
按照这种观点，自由市场充当了一种特洛伊木马。独裁政权积极地采用它来加强自己的权力与合法地位。但是它的作用最终削弱了这些政权的统治。实际上，这种分析思路看来不仅表明处心积虑地倡导市场经济的对外政策是多余的，而且民主在世界各国的最终胜利是通过人们普遍自愿地采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和政策而得到确保的。
然而情况并非如此。民主在21世纪中的继续传播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也并非必然，正如这种政府形式在它不存在的三个重要的地方——阿拉伯世界、俄罗斯和中国——的明显不同的前景所表明。
自由的前途
民主在阿拉伯国家的前景是暗淡的。阿拉伯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一些特征对它是不利的。这些特征全都并非中东所独有，但是所有这些特征在那里的影响都是最大的。其中之一就是石油。地球上唾手可得的石油的最大量的蕴藏位于这一地区。通过开采和销售石油致富的国家常常被称作石油国家。它们很少遵守现代民主制的政治标准。这些国家的社会制度和个人技能一旦转移到政治领域，并不一定要促进民主。它们要想发财，只需开采和出售石油，而少量工人就能完成这项工作。他们甚至不必是该国自己的公民。
此外，由于政府占有这些油田，获得石油出口的全部收益，所以它们往往机构庞大，炙手可热。因此在石油国家中，统治者保持对政府的控制权的动机非常强烈，而且十分不愿意主动放弃权力。在这些国家，私营经济——在别的地方它对国家权力起抗衡作用——往往弱小，公民社会也欠发达。最后，石油国家非民主的政府，尤其是中东石油储量丰富、人口又比较少的君主制国家的政府，利用自己所掌握的财富抵制要求加强民主治理的压力。实际上，它们对自己统治的人民进行贿赂，说服公民们放弃政治自由和决定由谁来统治他们的权利。
阿拉伯国家之所以不大可能成为民主的候选国家，还因为它们的人口往往沿着部落、民族或者宗教的界线而陷入严重的分裂。在一个以上的部落、民族或者宗教集团在一个主权国家中占居很大数量的地方，民主被证明很难建立起来。在稳定的民主国家，人民必须愿意成为少数派。但是，只有在人们相信多数派会尊重他们的自由的情况下，他们才会接受少数地位。在由几个族群组成的国家中，并非始终存在这种信心，因而没有理由相信，它存在于阿拉伯各国之中。表明这种信心缺失的证据在伊拉克是十分明显的。
为了建立民主政府，阿拉伯国家还承受着另外一项不利条件。在阿拉伯世界的穆斯林的历史的很长时期里，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在与基督教的西方进行着一场争夺全球首要地位的史诗般的斗争。这种对抗的历史记忆仍在今天的中东阿拉伯国家回荡，并激起了民众对西方的不满。这反过来又给任何起源于西方的东西，包括西方主要的政治形式，都投下阴影。因此，自由与自由的选举在中东阿拉伯国家并不像在其它地方那样为人们所看好。鉴于所有这些障碍，所以无论人们对布什行政当局可能还有什么其它评论，它把自己推进民主的努力的目标确定在阿拉伯世界，就不能被指责为选择一个容易打击的目标。
今后二三十年俄罗斯民主的前景比较光明。今天的俄罗斯政府不尊重自由，也不是通过自由和公平的选举选出的。民主之所以缺失，是由于70年的共产党统治使该国丧失了民主政治赖以存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基础。但是，俄罗斯今天并没有直面过去曾经阻碍着其民主道路的种种障碍。
共产主义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已经在俄罗斯消失，并且不会得到恢复。俄罗斯基本上也摆脱了一种历来都很强烈的意识，即该国拥有不同于别国的文化和政治命运。俄罗斯的人口已经不再像共产党统治时代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前那样，主要由文盲的农民和无地的农业工人组成。今天的普通俄罗斯人都有文化、受过教育并且生活在城市里——属于最终很可能会发现民主具有吸引力、而独裁统治令人无法接受的人们。
交通运输和通信方面的革命使俄罗斯的统治着闭关锁国的难度大大增加。特别地，与专制的君主统治和共产党统治时期相比，今天的俄罗斯人对世界上的民主国家的思想和制度的认识要深入得多。21世纪的俄罗斯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最终所面临的遭到邻国进攻的危险都要小得多。从16世纪到20世纪的绝大多数时期，君主和政委们都以必须保护该国免遭敌人侵害为由，证明独揽和行使无限的权力是合理的。这种借口现在并没有丧失很大的说服力。然而，对于预言俄罗斯的未来将会更加民主的人们，必须予以有力的批驳。俄罗斯大量的能源蕴藏有使该国的政治出现专制主义倾向的危险。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令人不快的可能性是变成一个石油国家。因此可以说，俄罗斯民主的前景与石油的价格是负相关的，这种说法的夸张性仅仅是有限的。
在世界上所有的非民主国家当中，民主的前景最重要的一个国家就是中国——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和注定会在21世纪的某个时刻成为世界上最大经济体的国家。中国的民主前景捉摸不定。从20世纪70年代的最后几年开始，把自由市场的诸多特征带给曾经采用共产主义模式的一个经济体的一系列改革，开创了每年两位数字经济增长的、持续了四分之一世纪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繁荣时期。虽然自由市场经济的核心制度私有财产的地位尚未在中国充分确立，但是十分快速的经济增长却造就了中产阶级。这个阶层在中国庞大的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虽然很小，但是其人数却正在迅速增加。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生活在城市里，受过良好的教育，其生活方式也使之获得了就业方面的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和充分的收入与闲暇时间，以便进行业余的活动。
除了经济增长之外，构成公民社会的各种独立组织也在中国蓬勃发展。2005年，在政府正式注册的非政府组织达到了28.5万个——对于拥有13亿人口的一个国家来说为数很少——但是对非官方组织的数量的估计高达800万个。此外，21世纪的中国明确地满足了有关民主的历来的条件之一：它对世界是开放的。共产党中国的创始人毛泽东试图使中国与其它国家隔绝。他的继任人们使国门打开，欢迎毛曾经试图封锁的一切进来。
因此，四分之一世纪的经济改革及其结果给中国带来的惊人变化在一个较短的时期里形成了政治民主的许多要素。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继续，以及该国中产阶级队伍和公民社会的壮大，要求民主改革的压力肯定会增加。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民主的倡导者们同样肯定会遇到执政的中共顽强的抵制。
虽然中共已经放弃了控制社会与政治生活的所有方面的毛主义的做法，但是该党仍然决心要保持对政权的垄断。它压制反对其统治的有组织的政治派别出现的任何迹象，并对政治自由实施有选择的审查。不同政见的明确表达和对中共角色的任何质疑都被禁止。它保持权力的努力并不一定会失败。与欧洲和苏联执政的共产党在1989年和1991年垮台以前所享有的维持政权的能力相比，中共的这种能力都要更强。由于中共所领导的经济比欧洲国家和苏联的共产党领导下的经济要成功得多，所以它可以指望对它并没有特别的好感、也不一定认为它有权在权力不受限制的情况下永久地统治中国的许多中国人对其予以默许。
民众纵容中国的共产党统治还有另外一个根源：他们担心会发生更加糟糕的事情。中国20世纪的历史上一再出现充满暴力的时期。中国人民肯定希望避免新的大规模杀戮和破坏时期的出现。如果稳定的代价就是延续中共的独裁统治的话，他们可能就会估算，这是值得付出的代价。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时期里过得很好的千百万人——其中许多人都受过良好教育、已经与世界接轨，并生活在该国沿海省份的城市里——有理由担心人数要多得多的、主要生活在农村的、经济繁荣未能使其福利得到改善的中国内地居民的不满情绪。这些受益者可能会估算，中共的统治使他们和他们的利益得到保护。最后，这个政权还可能会利用民众普遍和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例如，它竭力宣扬其控制台湾的要求，而这种要求在中国大陆似乎受到广泛的欢迎。
中国是否会成为民主国家以及何时和怎样成为民主国家，对于所有这些问题，只有21世纪的历史能够提供答案。尽管如此，可以抱着一定的信心冒昧地提出两项预测。一项是，即使民主真的在中国——以及阿拉伯世界和俄罗斯——到来，也不会是由于美国倡导民主的处心积虑的直接努力。另外一项预测是，无论美国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在21世纪里，要求民主治理的压力都会增大。只要是在非民主的政府实行经济组织的自由市场体制的地方，这种压力都会增大。这种政权将会实行这一制度，作为其促进经济增长的自身努力的一部分。世界各国的政府都会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谋求实现这一目标。（尹宏毅译）
乔治·W·布什行政当局已经把促进民主列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项核心目标。总统在自己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中专门论述了这一问题；2006年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集中讨论了在国外传播民主的问题；白宫启动了一系列旨在在全球范围促进民主的倡议，尤其是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干预。然而，在阿富汗、伊拉克和民主曾经似乎前景看好的阿拉伯世界的另外一些地方——黎巴嫩、巴勒斯坦领土和埃及——美国的努力并没有成功。在这些地方当中的任何一处，在布什行政当局进入执政的最后18个月的时候，民主与牢固地确立自己的地位都相距甚远。这是人们所熟悉的一种格局。自从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几乎每一位总统都积极地对待了超越美国国境范围传播美国的政治形式的思想。克林顿行政当局进行了几次军事干预，其明确目的就是建立民主。在它这样做的地方——在索马里、海地、波斯尼亚和科索沃——民主也未能扎下根基。
但是，华盛顿促进民主工作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民主本身的失败。相反地，在20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时期里，这种政治形式引人注目地崛起了。虽然它一度仅仅局限于少数富裕国家，但是在很短的时期内，它却成为世界上最流行的政治制度。1900年，只有10个国家是民主国家；到世纪中叶，这一数字已经增加到30个，25年后，这一数字保持不变。但到2005年，世界上的190个国家当中有足足119个已经成为民主国家。
美国促进民主的失败与民主的成功拓展之间貌似矛盾的结合产生了几个问题：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处心积虑地输出本国政治形式的努力为什么被证明毫无效果呢？尽管这些努力失败了，但是民主在世界各地为什么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这种成功是如何取得的？在另外一些重要的地区——阿拉伯国家、俄罗斯和中国——民主还不存在，但那里的民主前景如何？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充分理解民主概念本身。
民主的家谱
21世纪的世界所说的民主实际上是两项不同的政治传统的聚合。一项是自由，即个人自由。另一项是人民权力至上论：由人民来统治。人民权力至上论最早是通过法国革命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的。其设计师门断言，治理国家的权利并不属于自从存在有记录的历史以来在大多数国家实行统治的世袭君主，而是属于他们所统治的人民。
自由的由来就要悠久得多了，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它由一系列政治上的分区法规组成。这些法规维护从而保护了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部门，使之免遭政府干涉。自由的最古老形式是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性，因为它是罗马共和国生活的一部分。宗教自由起源于16世纪的新教改革所引起的基督教世界的分裂。政治自由的出现虽然比其它两种形式都要晚，但却是21世纪“自由”一词的用法通常所指的形式。它的涵义包括没有政府对言论、集会和政治参与的控制。
甚至到19世纪开始很长一段时间，“民主”一词通常所指的仍然仅仅是人民权力至上论，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础上的政权被认为肯定会镇压自由。据说，人民的统治会导致腐败、混乱、民众暴力活动，最终还有暴政。人们尤其普遍认为，出于贪婪和妒忌，无产者会采取行动夺取有产者的财产，如果公众夺取政府的控制权的话。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西欧和北美的少数国家，自由和人民权力至上论成功地结合到一起。这种结合之所以获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大萧条和二战结束后福利国家的扩展。这种扩展扩大了对私有财产承诺的范围，通过向社会所有成员提供某种形式的私有财产，并向所有人提供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从而避免了民众的贫困。然而即便如此，政治形式的民主并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
到20世纪下半叶，人民权力至上论，或者起码是它的一种形式几乎在全世界得到普及。实施这一政治原则的程序——举行选举——当时是，现在仍然是轻而易举的。在20世纪的头四分之三时期内，大多数国家并没有通过自由和公平的选举选择本国的政府。然而，大多数国家的政府起码从一种意义上讲可以声称自己是民主的，这就是，它们不同于政府的传统形式——君主制和帝国。领导人的职位并不是世袭的，他们来自于与自己所统治的人民相同的民主。这些政府体现了人民权力至上论，因为控制着政府的人们既不是世袭的君主，也不是外国人。
如果说人民权力至上比较容易确立，那么民主的另外一个组成部分——自由——的保障就要困难得多。这既解释了为什么民主在20世纪中迟迟不能在全世界传播，又解释了21世纪里在确立它的地位方面持续存在的困难。要实践自由原则，必须有制度和机构：起作用的立法机构、政府的官僚机构和警察、律师、检察官以及公正的法官组成的完善的法律体系。要运行这种制度与机构，必须具备技能，包括高度专业化的技能。相关的制度与机构也必须牢牢地建立在价值观的基础之上：人民必须相信保护这些社会和公民生活领域不受国家干预的重要性。
自由所要求的这些制度与机构、技能和价值观不能通过法令来产生，就像个人不可能在不经过长期训练的情况下掌握篮球或者芭蕾舞的技巧一样。与创造有利于自由的社会条件相关的时间单位最起码也是一代人的时间。不仅维护自由的制度与机构的形成需要时间，而且它还必须得到独立的和在本国国内的发展，而不能从别的地方现成地传播和移植。所必需的技能和价值观既不能输入，也不能外包。
虽然大英帝国并没有把自由输入到印度，但是英国人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直接统治了印度次大陆。在英国人统治的许多其它地方，民主也未能扎根。此外，在21世纪中，帝国时代已经结束。没有任何地方的人民渴望甚至愿意接受外国人的统治。对于这一点，美国在伊拉克的遭遇做出了十分生动的诠释。有鉴于此，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期里民主的传播看来不仅引人瞩目，而且几乎不可思议。因为如果民主政治所不可或缺的自由的制度与机构起码要花费一代人时间才能建立，而且由于非民主国家的政府为了维持自己的政权而试图确保自由的制度、机构与实践永远也不会扎根，所以民主的地位究竟怎样才能确立？
市场的魔力
由于实行民主政治的各国所取得的成功，所以出现了现代的世界范围的对民主政治的需求。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成为军事上最强大的和经济上最繁荣的主权国家。这两个国家加入了20世纪的3场全球性冲突当中每一场的获胜联盟：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它们的成功给别国留下深刻影响。国家像个人一样，从自己所观察到的情况中汲取教训。像个人一样，对国家来说，成功启发模仿。现代历史的航向使民主显得很值得仿效。
建立民主政治制度的愿望本身并不会创造出建立这种制度的能力。要建立一个发挥作用的民主制度，尤其是建立自由的制度与机构，关键在于自由市场经济。经营自由市场经济所需的制度、机构、技能和价值观在政治领域中构成民主。当人们把自己在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经济）中所采用的习惯和程序应用于另外一部分（政治舞台）的时候，民主就通过市场机制得到传播。市场和民主的关系就如同一粒沙子与牡蛎中的珍珠之间的关系：是核心，珍珠围绕着它形成。
自由市场促进民主，因为对任何市场经济都具有核心重要性的私有财产本身就是自由的一种形式。此外，一个成功地运行的市场经济使自己身在其中的社会的公民们更加富裕。而通过为真正的民主所要求的政治参与提供经济补贴，财富又使民主扎下根基。许多研究都发现，一国的人均产值越高，就越有可能会保护自由，并通过自由和公平的选举选择政府。
也许最重要的是，自由市场产生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组织和集团——企业、工会、专业协会和俱乐部等——它们集体称为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本身是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所不可或缺的。民间协会提供了逃避国家的场所。个人可以在摆脱政府控制的情况下，在那里从事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公民社会还充当抗衡国家机器的力量，从而有助于维护自由。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另外一半，人民权利至上论还有赖于自由市场使之成为可能的公民社会的另外一些成分，尤其是政党和利益集团。
最后，参与自由市场经济的体验使人养成了对于民主政治具有核心重要性的两项习惯：信任和妥协。一个政府要想和平地运作，公民们就必须信任它，相信它不会违背他们的最重要的利益，尤其是相信它会尊重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权利。政府要想通过自由选举定期地得到选择，选举失败的一方就必须信任获胜的一方不会滥用自己所获得的权力。类似地，信任是超越直接的本地交易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市场组成部分。如果一种产品越过遥远的距离运输，而其支付却是在很长时间里的分期付款，那么买卖双方就必须相信彼此的诚信和可靠性。可以肯定，在一个成功运作的市场经济中，政府随时准备履行已经撕毁合同。但在这种经济体中，所发生的交易很多，以致政府只能对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进行干预。市场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他人履行承诺的信任，而不是依靠政府在违约情况下进行惩罚。
参与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另外一项民主的习惯就是妥协。妥协使可能会威胁到民主的暴力活动得到阻止。人们经常坚持的有关公共政策问题的不同的偏好在任何政治体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民主与其它政府形式的区别在于，这些分歧所产生的矛盾得到和平的解决。在通常情况下，只有在一个政党获得自己想要获得的一些东西而不是一切的情况下，妥协才会发生。妥协对于市场经济的经营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毕竟，在每项交易中，买主都希望少花钱，而卖主则希望获得高于双方最终商定的数额的价格。双方之所以达成一致，是因为取代共识的选择是根本没有交易。自由市场的参与者领教到，最佳选择可能是善良的敌人，在政治舞台上按照这一原则行事对于民主政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提倡市场、提倡民主
根据这一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促进民主的最佳途径是鼓励自由市场的传播。可以肯定，倡导市场经济是倡导民主的一项间接的方法，将会产生直接的结果。尽管如此，30年来民主的迅速传播的确表明，它与自由市场有着明确的关联。民主来到南欧和亚洲以及拉美的几乎每个国家，是在它们全都在经营市场经济方面起码获得了一代人时间的体验，有时还要更长的体验之后。
然而有鉴于此，通过鼓励自由市场的传播来间接地促进民主看来也许没有必要。国家一般不需要任何督促，使之按照自由市场的方针改造本国经济。今天，几乎所有国家都为了实现本国经济的增长而实行了这种改革。经济增长的目标在20世纪下半叶变得很重要也很普遍，以致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成了所有国家的政府的政治合法性的一项重要的检验标准。20世纪的历史所得出的结论看来是，经济组织的市场体系——而且只有它——才能实现经济增长。
按照这种观点，自由市场充当了一种特洛伊木马。独裁政权积极地采用它来加强自己的权力与合法地位。但是它的作用最终削弱了这些政权的统治。实际上，这种分析思路看来不仅表明处心积虑地倡导市场经济的对外政策是多余的，而且民主在世界各国的最终胜利是通过人们普遍自愿地采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和政策而得到确保的。
然而情况并非如此。民主在21世纪中的继续传播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也并非必然，正如这种政府形式在它不存在的三个重要的地方——阿拉伯世界、俄罗斯和中国——的明显不同的前景所表明。
自由的前途
民主在阿拉伯国家的前景是暗淡的。阿拉伯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一些特征对它是不利的。这些特征全都并非中东所独有，但是所有这些特征在那里的影响都是最大的。其中之一就是石油。地球上唾手可得的石油的最大量的蕴藏位于这一地区。通过开采和销售石油致富的国家常常被称作石油国家。它们很少遵守现代民主制的政治标准。这些国家的社会制度和个人技能一旦转移到政治领域，并不一定要促进民主。它们要想发财，只需开采和出售石油，而少量工人就能完成这项工作。他们甚至不必是该国自己的公民。
此外，由于政府占有这些油田，获得石油出口的全部收益，所以它们往往机构庞大，炙手可热。因此在石油国家中，统治者保持对政府的控制权的动机非常强烈，而且十分不愿意主动放弃权力。在这些国家，私营经济——在别的地方它对国家权力起抗衡作用——往往弱小，公民社会也欠发达。最后，石油国家非民主的政府，尤其是中东石油储量丰富、人口又比较少的君主制国家的政府，利用自己所掌握的财富抵制要求加强民主治理的压力。实际上，它们对自己统治的人民进行贿赂，说服公民们放弃政治自由和决定由谁来统治他们的权利。
阿拉伯国家之所以不大可能成为民主的候选国家，还因为它们的人口往往沿着部落、民族或者宗教的界线而陷入严重的分裂。在一个以上的部落、民族或者宗教集团在一个主权国家中占居很大数量的地方，民主被证明很难建立起来。在稳定的民主国家，人民必须愿意成为少数派。但是，只有在人们相信多数派会尊重他们的自由的情况下，他们才会接受少数地位。在由几个族群组成的国家中，并非始终存在这种信心，因而没有理由相信，它存在于阿拉伯各国之中。表明这种信心缺失的证据在伊拉克是十分明显的。
为了建立民主政府，阿拉伯国家还承受着另外一项不利条件。在阿拉伯世界的穆斯林的历史的很长时期里，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在与基督教的西方进行着一场争夺全球首要地位的史诗般的斗争。这种对抗的历史记忆仍在今天的中东阿拉伯国家回荡，并激起了民众对西方的不满。这反过来又给任何起源于西方的东西，包括西方主要的政治形式，都投下阴影。因此，自由与自由的选举在中东阿拉伯国家并不像在其它地方那样为人们所看好。鉴于所有这些障碍，所以无论人们对布什行政当局可能还有什么其它评论，它把自己推进民主的努力的目标确定在阿拉伯世界，就不能被指责为选择一个容易打击的目标。
今后二三十年俄罗斯民主的前景比较光明。今天的俄罗斯政府不尊重自由，也不是通过自由和公平的选举选出的。民主之所以缺失，是由于70年的共产党统治使该国丧失了民主政治赖以存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基础。但是，俄罗斯今天并没有直面过去曾经阻碍着其民主道路的种种障碍。
共产主义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已经在俄罗斯消失，并且不会得到恢复。俄罗斯基本上也摆脱了一种历来都很强烈的意识，即该国拥有不同于别国的文化和政治命运。俄罗斯的人口已经不再像共产党统治时代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前那样，主要由文盲的农民和无地的农业工人组成。今天的普通俄罗斯人都有文化、受过教育并且生活在城市里——属于最终很可能会发现民主具有吸引力、而独裁统治令人无法接受的人们。
交通运输和通信方面的革命使俄罗斯的统治着闭关锁国的难度大大增加。特别地，与专制的君主统治和共产党统治时期相比，今天的俄罗斯人对世界上的民主国家的思想和制度的认识要深入得多。21世纪的俄罗斯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最终所面临的遭到邻国进攻的危险都要小得多。从16世纪到20世纪的绝大多数时期，君主和政委们都以必须保护该国免遭敌人侵害为由，证明独揽和行使无限的权力是合理的。这种借口现在并没有丧失很大的说服力。然而，对于预言俄罗斯的未来将会更加民主的人们，必须予以有力的批驳。俄罗斯大量的能源蕴藏有使该国的政治出现专制主义倾向的危险。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令人不快的可能性是变成一个石油国家。因此可以说，俄罗斯民主的前景与石油的价格是负相关的，这种说法的夸张性仅仅是有限的。
在世界上所有的非民主国家当中，民主的前景最重要的一个国家就是中国——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和注定会在21世纪的某个时刻成为世界上最大经济体的国家。中国的民主前景捉摸不定。从20世纪70年代的最后几年开始，把自由市场的诸多特征带给曾经采用共产主义模式的一个经济体的一系列改革，开创了每年两位数字经济增长的、持续了四分之一世纪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繁荣时期。虽然自由市场经济的核心制度私有财产的地位尚未在中国充分确立，但是十分快速的经济增长却造就了中产阶级。这个阶层在中国庞大的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虽然很小，但是其人数却正在迅速增加。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生活在城市里，受过良好的教育，其生活方式也使之获得了就业方面的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和充分的收入与闲暇时间，以便进行业余的活动。
除了经济增长之外，构成公民社会的各种独立组织也在中国蓬勃发展。2005年，在政府正式注册的非政府组织达到了28.5万个——对于拥有13亿人口的一个国家来说为数很少——但是对非官方组织的数量的估计高达800万个。此外，21世纪的中国明确地满足了有关民主的历来的条件之一：它对世界是开放的。共产党中国的创始人毛泽东试图使中国与其它国家隔绝。他的继任人们使国门打开，欢迎毛曾经试图封锁的一切进来。
因此，四分之一世纪的经济改革及其结果给中国带来的惊人变化在一个较短的时期里形成了政治民主的许多要素。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继续，以及该国中产阶级队伍和公民社会的壮大，要求民主改革的压力肯定会增加。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民主的倡导者们同样肯定会遇到执政的中共顽强的抵制。
虽然中共已经放弃了控制社会与政治生活的所有方面的毛主义的做法，但是该党仍然决心要保持对政权的垄断。它压制反对其统治的有组织的政治派别出现的任何迹象，并对政治自由实施有选择的审查。不同政见的明确表达和对中共角色的任何质疑都被禁止。它保持权力的努力并不一定会失败。与欧洲和苏联执政的共产党在1989年和1991年垮台以前所享有的维持政权的能力相比，中共的这种能力都要更强。由于中共所领导的经济比欧洲国家和苏联的共产党领导下的经济要成功得多，所以它可以指望对它并没有特别的好感、也不一定认为它有权在权力不受限制的情况下永久地统治中国的许多中国人对其予以默许。
民众纵容中国的共产党统治还有另外一个根源：他们担心会发生更加糟糕的事情。中国20世纪的历史上一再出现充满暴力的时期。中国人民肯定希望避免新的大规模杀戮和破坏时期的出现。如果稳定的代价就是延续中共的独裁统治的话，他们可能就会估算，这是值得付出的代价。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时期里过得很好的千百万人——其中许多人都受过良好教育、已经与世界接轨，并生活在该国沿海省份的城市里——有理由担心人数要多得多的、主要生活在农村的、经济繁荣未能使其福利得到改善的中国内地居民的不满情绪。这些受益者可能会估算，中共的统治使他们和他们的利益得到保护。最后，这个政权还可能会利用民众普遍和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例如，它竭力宣扬其控制台湾的要求，而这种要求在中国大陆似乎受到广泛的欢迎。
中国是否会成为民主国家以及何时和怎样成为民主国家，对于所有这些问题，只有21世纪的历史能够提供答案。尽管如此，可以抱着一定的信心冒昧地提出两项预测。一项是，即使民主真的在中国——以及阿拉伯世界和俄罗斯——到来，也不会是由于美国倡导民主的处心积虑的直接努力。另外一项预测是，无论美国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在21世纪里，要求民主治理的压力都会增大。只要是在非民主的政府实行经济组织的自由市场体制的地方，这种压力都会增大。这种政权将会实行这一制度，作为其促进经济增长的自身努力的一部分。世界各国的政府都会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谋求实现这一目标。（尹宏毅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