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水浒》好就好在设礼教以专杀女人。
官逼民反，是《水浒》的政治主题。男人逼女人反，或男人逼女人“淫”，则是《水浒》作者没有意识到的性别冲突主题。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云：“大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只知官逼民反，而不知男人逼女人反，便不知作《水浒》者的“心胸”。
其实就官逼民反言，逼上梁山的，就有那么几个人其实最初并不是官逼出来的，而是女人逼出来的。《水浒》中的核心人物宋江之上山，就是因为杀了他年轻的老婆阎婆惜；金圣叹所谓“上上人物”的林冲，是最不肯上梁山的，偏偏他的娘子“天生丽质难自弃”，被衙内看中。虽然他是“算得到，熬得住，把得牢，做得彻”，也经不起衙内和他争女人时的痴情和泼皮手段，最后上了梁山。其实，在作者眼里，也是“女祸”逼的。虽然后来林娘子熬逼不过，“节烈”而死，也算是一部《水浒》中最好的女人，但也逃不过“女祸”这个影子。更令人惊讶的是，当好汉林冲得知娘子自缢而死，林冲竟神态自若，没有任何反应。真乃“铁石心肠”。而武松是《水浒》中最英雄气的汉子，他的上梁山，则纯粹是因为杀了潘金莲。
仅就具有结构性意义的“杀阎”和“杀潘”来说，似乎都是女人逼男人反的。女人逼男人反的原因在于，这些女人都很“淫”。这样说来，所谓的“官逼民反”就有被“淫女”逼男人反架空之虞。
但是，女人何以要“淫”？先从阎婆惜说起。
阎婆惜虽然是个唱歌的，但未必就是坏种。她嫁予宋江，也是报恩的意思。但宋江娶她，虽有明媒，却不正娶，而是养于别馆，“打扮得阎婆惜满头珠翠，遍体绫罗”。可见当初，婆惜并非就“淫”，宋江也未必不在婆惜身上用功夫。“初时，宋江夜夜与婆惜一处歇卧”，看来是很缠绵过的。“向后渐渐来得慢了”。为什么呢？《水浒》的辩解是，“原来宋江是个好汉，只爱学使枪棒，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此时的婆惜是个“水也似后生，况兼十八九岁，正在妙龄之际”，宋江在风情上的疏远，自然不能中婆惜的意。一部《水浒》中的好汉是以不近女色为本色的。宋江要做“好汉”，阎婆惜却是女儿身，她要的是能同她共享生命的真男人。两下里走不到一起，也就难免。按作者的意思，宋江要做好汉，“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那你十八岁的婆惜也就应独守空房，遵守妇道，为做好汉的男人守着节操的好。但婆惜却忍不住爱惜自己的似水的女儿身子，这就不由得不破那礼教的规矩。她对宋江的反抗，就是找了自己的相好张文远，两相契合，深情款款。由此看来，阎婆惜的“不节”、她的“淫”，是宋江逼出来的。如若宋江在婆惜这儿做了真男人，成就了她的女儿心，她也未必就非得找相好，非得“淫”不可。但宋江一方面娶了人家，又把人家搁在那里，如打入冷宫，还要人家挨了，这便是宋江的罪过。正是这罪过，逼出了一个“淫”。宋江也不愧为好汉，“该出手时便出手”，杀了给他戴“绿帽子”的十八岁的阎婆惜。在作者，也在几百年的中国读者的眼里，宋江以道德的审判，判了婆惜死罪。宋江最后虽然吃的是杀人的官司，却在道德上占了几百年的理！其实这道德上的理，宋江也是输的，因为首先是宋江逼女人反了。
潘金莲背了几百年“淫妇”的罪名，却没人想到她的“淫”也是反叛的意思，也是男人逼她的。以《水浒》的说法，潘金莲原来是大户人家的使女，男主人对她有非分之想，她是决绝地拒绝的。这样才在媒妁之言的安排下，嫁于了“三寸丁榖树皮”的武大郎。潘金莲一表人才，却嫁于这样的人，本身便有封建作孽的意思。当西门庆来找潘金莲的时候，王婆让他猜潘金莲的的丈夫是谁。西门庆猜了三四个在阳谷县有点脸面的人，王认为如果这样，也还般配，只是可惜不是。可见，连王婆这样满肚子坏水的人，也认为潘金莲未必不应有稳定的婚姻。潘金莲走上“淫”路，其实也是逼出来的。这是一种生命本身的造反，是女人的生命本身对于无生命的男人的造反，也是女性的生命对于男权中心的礼教的造反。造的这个反被礼教目之为“淫”。武松临去东京押送行贿的礼物时，让武大郎紧看门户，把潘金莲的满院春色关住，也可见出他的英雄本色。最后，是潘金莲的造反形式“淫”把武松送上了梁山。武松杀了“淫妇”、奸夫，便去做好汉，也在完成着道德审判者的职责。
在血溅鸳鸯楼中，武松杀人如麻，威风凛凛，几百年来国人看了无不称心快意，却从未有人问过，武松杀人便不是杀人？更何况张团练和张督监和他作对，丫鬟们又有何罪，却也必死无疑呢？血溅鸳鸯楼时武松杀得眼红，连要为他作妻的玉兰也不放过，必杀之而后快。这又是武松的杀人处。
《水浒》另一处杀女人，是石秀、杨雄杀潘巧云、丫鬟迎儿。潘巧云被杀也是因为“淫”，是与和尚“淫”，迎儿是助“淫”。杀法虽与武松不同，却也一样的狠，是掏心摘肺，“把这妇人七件事儿分开了”。然后是去逃奔梁山合伙做好汉。但如果细细追究，潘巧云的“淫”也不是本性，而是与杨雄的不体贴女儿心的性格有关。
以此说来，《水浒》在杀贪官的同时，还专杀女人。相比较而言，《水浒》杀女人多，杀贪官却算不出几个，更何况在杀贪官时，还为那些贪官们留下一条生路，那就是千方百计拉他们入伙。而杀女人时，则每一处都轰轰烈烈，毫不手软，显出英雄本色。
一部《水浒》写一百单八人，除矮脚虎好色，娶了丑陋的扈三娘之外，每个人都不近女色，是铁打不动的“好汉”，便中有两三女辈，也个个男人化，不见丝毫女性的味道。这些男人在一起，打打杀杀，唯一的快活处便是豪饮和杀人。豪饮既无节制，杀人便也只是自己决定，充当着道德审判者的角色。这些男人行的是“忠、孝、节、义”，这四件东西是他们“替天行道”的唯一根据。与孔夫子的“仁、义、礼、智、信”相比，“忠、孝、节、义”是更为狭隘的礼教内容。“忠义堂”成了道德法庭，一百单八人成了道德法庭的行刑队。这是作者给予这些人的特权，也是给予礼教的特权。于是国人对他们的杀人无不拍手称好，对他们的动机毫不怀疑。于是，在这种杀中，充满了礼教的狭隘，充满了男性对于女性的恐惧。
《水浒》在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中，在思想意识方面是最落后的一部。这其中最落后的观念，就是以礼教建立起一个男权的“梁山泊”独立王国，对女人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藐视、摈弃和拒绝，充满对女性世界的无视和否认。它既无《三国演义》的历史意识，也无《红楼梦》的诗情和个性意识。有的只是男性的自恋和放纵，充满着男性对其权利的绝对夸大和膨胀。而这种男权的自恋、放纵、膨胀，是最具破坏性的。这种对女性的绝对否认和摈弃，既不如《西厢》，也不如《牡丹亭》，是一种大倒退，应视为宋明之后，女性性意识觉醒后对礼教所造成的颠覆性影响的一种反拨。
鲁迅先生说中国历史是一部吃人的历史，于《水浒》中观之，会比从《红楼梦》中观之，得出更为尖锐的结论。只是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却未曾有丝毫论及。想来这也是因为老少国人都喜欢《水浒》的缘故吧。
记得美国作家辛格曾写过一部小说《女妖》，写到一个美丽的女子，因为爱护自己以致在做爱时从不放纵自己，从不让自己达到高潮，最后她终于因此衰竭而死，发出了对于生命的一种深远的悲鸣。
《水浒》正与此小说相敌对。
只是不知道，当女人都变成木乃伊式的活尸，变成了张青式的，男人们是否真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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