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吴姓先生，对我文章中的“劳动的价值”这一用语进行了多次置疑，并认为这个用语是马克思所反对的，从而是错误的。这位吴先生最近给我的留言是这样的：

“你还是没明白，‘劳动的价值’这个说法是马克思和现代劳动价值论在批评李嘉图时已经批判了的说法，已经被人家注意上了。你辩解说，‘劳动的价值’实际上是劳动的结果的价值，只是简称而已。这不是理由，你可以另起名称吗！劳动的结果就是产品，你可以说产品的价值啊！何必用‘劳动的价值’呢？马克思把劳动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了，他认为,具体劳动不创造产品的价值，你不是麻烦的制造者吗？”

对此，请这位吴先生注意一下：马克思在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中，是在说“劳动的价值只是劳动力的价值的不合理的用语。^[1]590换言之，马克思并不是反对这个用语本身，而是要否定这个用语的真正用意。关于劳动力价值的观点，我另有文章专门讨论，这里不赘述。在此我所要指出的是：如果马克思要是能够认同“劳动的价值”的真正含义是劳动的结果的价值，那么其剩余价值学说就毫无立足之地了。对此，我们可以注意一下斯密的这样一些讨论：

“同等数量的劳动，在所有的时间和地点，可以说和劳动者具有同等的价值。按照他的健康、体力和精神的普通状态，按照他的技能和熟练程度的普通状态，他必然总是牺牲相同的份额的安逸、自由和幸福。他所支付的价格必然总是相同的，无论他得到回报的物品的数量如何。诚然，这种劳动所买到的物品的数量，可能有时多些，有时少些；然而，变动的是这些物品的价值，而不是用来购买它们的劳动的价值。” ^{[1] 26}

对此，我们有理由产生这样的疑问：这种“同等数量”的劳动是如何确定的？斯密之前曾这样告诉我们：

“虽然劳动是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但是，商品的价值通常却不是用劳动来衡量的。确定两种不同劳动数量之间的比例常常是很困难的。仅仅靠花费在两种不同工作上的时间常常是不能确定这种比例的。工作时忍受的艰难程度不同，工作中所用的技巧程度不同，这些都要考虑进去。一个小时的艰苦工作比两个小时的容易差事可能包含更多的劳动；或者说，要花十年劳动才能学会的行业里的一个小时的操作比一个普通的常见的职业里的一个月的勤劳可能包含更多的劳动。但是，很难找到精确衡量艰难和技巧的方法。诚然，在不同种类劳动的不同产品相互交换时，通常也对艰难和技巧有些认可。然而，这不是用任何精确的尺度来调整的，而是通过市场上的争执和讨价还价来进行的，即根据能满足日常生活的那种商业行为的大致而非精确的计算来平衡的。” ^{[1] 25 ①}

显而易见，这里的“同等数量”的劳动的确定并不是以劳动能力为其充要条件的；从而“劳动的价值”的确定显然也是如此，因而它绝不同于劳动力的“价值”。

关于马克思的前述观点，至少还要基于斯密的如下讨论：

“按照这种一般的看法，劳动也像商品一样，可以说是有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的。劳动的真实价格可以说是存在于为得到劳动而给予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数量之中；……”^[1]27

关于劳动的价值这种说法，如果我们考虑到斯密的关于三种收入的思想，实际上将意味着：如果要考察劳动者的一种正常的乃至普通的努力或劳动状态，必须要在一种相对稳定的与之相适应的收入状态下才是可能的。那么斯密在此的真实价格就不是一种马克思所理解的劳动力的价值，而是一种按照斯密的一贯思想而考虑到一种均衡状态下的使得某种劳动力得以正常发挥或发挥出来从而获得一种正常的乃至普通的劳动（结果）的价值，——即工资的真实价格。换言之，对于某种人们所期望的劳动效果，如果劳动者不能获得这些必需品及便利品（工资的真实价格），这个效果就不能——至少不能在长期内——被连续地生产出来。

而显而易见地，斯密在随后的“论商品价格组成部分”一章中，就像在前面提及的几种“不同”一样，所说到的两种劳动的比较也显然不是一种普通状态下的比较。

在这一章中，我们可以看出，说一种劳动比另一种劳动更艰苦，显而易见地绝非是指劳动力本身，而是指其是劳动的条件或要求的结果使然；而一种才能也未必与教育绝对相关，并且才能也只有在实践中表现和积累。那么，这一切都表明，并不是斯密或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这个词语的用法有什么不妥，而是马克思对此产生了误解。

斯密在引文[1]27中的讨论是为了强调劳动的真实价格是用什么来衡量的，而不是为了强调这个劳动的真实价值本身。换言之，他是在说，当劳动者的工资是由实物表示时为真实价格，用货币表示时则一般意味着名义价格。而实物对于工人们来说，一般地无非是分为必需品与便利品两类商品。这样我们将之与斯密后面这样的观点：

“如果一种劳动比另一种劳动更艰苦，那么，对于这种比较艰苦的劳动，自然要给予适当的补贴；因此，一小时的更为艰苦的劳动所得，常常可以交换另一种没有那么艰苦的两个小时的劳动所得。”^[1]37

联系起看，那么，我们所能体会的另外一层意思则无非是：如果劳动愈困难或提供一种劳动愈困难从而某种结果取得困难，则相应的劳动者获得的这种必需品与便利品的数量也就要多一些；否则就要少一些。

因此，斯密的所谓的“同等劳动”，不过正如蒲鲁东所说的是“一种循果溯因的类比说法”，^{[2] 87}而这种说法到了马克思那里，则是以一种矛盾的——并以将其颠倒过来为其主要的——形式而存在着了。在此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当初就是认为这种“类比说法”是一种文法的简略，并认为不该简略，所以意思应当是另外一个样子。显而易见，这是一种罔顾事实的唯心主义的观点，如果人们果然不说“劳动的价值”，而说“劳动的结果的价值”，马克思又将怎么办呢？同时我们还要注意，马克思已经承认这个用语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从日常生活中借用来的范畴，——只是乃一种毫无批判的借用。

而吴先生所说的马克思的具体劳动，是专门对应着使用价值生产的，从而与我们所说的“劳动的价值”并不矛盾。正如马克思所曾经正确指出的那样：生产商品的劳动是具有两重性的。如果按吴先生的逻辑，我们即使是说“劳动的结果的价值”也是错误的，而应当说“抽象劳动的结果的价值”才是。

同时，如果按照吴先生的对这个用语的马克思主义式的理解，那么马克思的这句话：

“劳动就它表现为价值而论，也不再具有它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所具有的那些特征。”^{[3] 54}

吴先生将怎样看呢？同时，对马克思的“无酬劳动”、“有酬劳动”又怎样看呢？马克思自己也在解释这是一种通俗的说法的（通俗的往往是简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