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已近三十年了，此间经济社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还存在一些问题，但走向市场化的大趋势已不可逆转。然而，亚洲新兴市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中起到主导性作用，这其实也是一把“双刃剑”。
我们看到，在1997年之前，政府主导下的东亚经济取得了高速发展，所谓“四小龙”成为很多人心目中发展国家或地区经济腾飞的样板。但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同样也会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在GDP增长迅速、经济状况较好时，这些弊端往往被隐藏起来。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成为矛盾迸发的临界点，对东亚国家来说，无论是作为表象的货币危机，还是内在的资产泡沫、债务危机，其深层动因，都可归结为政府主导的经济赶超战略的“过犹不及”。
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是我国改革开发的总目标，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边界，则一直是改革的主线索。自1979年以来，我国的体制转轨呈现三个阶段的特点。先是上世纪80年代，主要表现为以中央“放权让利”为核心的改革，本质上是从中央政府主导向地方政府主导型经济进行转换，中央计划性被削弱。再就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多种经济成分迅速发展起来，市场机制不断得到完善，此时中央政府的主导性进一步弱化，市场和地方政府共同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内也面临内需不足的周期性低谷，在扩张性政策的惯性作用下，此后的十年里，中央政府的经济干预程度不断强化，地方政府的经济影响力仍然没有减弱，这客观上使得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领域受限。这种经济体制向计划性、政府强力主导性的回归，就被称为体制复归。
我们可以从三个不同角度，来看待当前经济社会生活中呈现的体制复归倾向。
首先，从财政运行来看，体制复归的迹象逐渐突出。一方面是财政收支规模的扩张逐渐加快。其中财政收入增长持续超过GDP增长率，2002年，国家财政收入尚只有18904亿元，到2006年就接近4万亿元，今年则预期突破5亿元。以占GDP的20%左右的财政收入，加上2006年已高达7600亿元的土地出让金，以及其他预算外收入，政府实际控制财源的比重，恐怕也已接近了1978年约31%的水平。同时，以1994年为低点，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呈现出V字形变化特征，从1978年的31%到1994年的12%，再到2006年的19.73%。由于财政预算最能反映政府经济职能变化，这就体现出较明显的体制复归。而由于财政收支规模虽不断扩大，但养老、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类支出增长缓慢，才会受到公众的诟病。在总储蓄中，近年来政府部门储蓄不断上升，住户部门储蓄不断下降，更使人产生“国富民穷”之感。
另一方面，在财政管理体制方面，也有复归迹象。1994年改革的目标是把共享税作为过渡，最终分立起中央与地方税体系，然而这些年来，非规范的共享税却从3个增加为12个，体现出从财政分权到财政集权的回转。由于地方税收体系的弱化，地方政府近三分之一的支出，是由中央转移支付来弥补，这实际上背离了各级政府财权与事权结合的原则，向“统收统支”的旧体制复归。
其次，从政府的经济管理机制演变来看，体制复归也很明显。就宏观调控政策的运用来讲，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的行政性都有所增强。对于货币政策，包括利率在内的价格型政策虽然频频使用，但却由于政策传导机制有缺陷，往往难以奏效，最终政策制定者发现使用得心应手的，仍是传统的信贷控制手段，如今年四季度在监管当局严控下，很多银行只能停止新发贷款。对于其他金融政策，如资本市场监管方面，行政化措施也屡见不鲜，如监管部门对机构投资者的种种“窗口指导”，无不体现出强烈的行政性色彩。此外，在宏观调控体系中，本来就代表计划性的产业政策更加强化。如17大报告就指出“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伴随着国家发改委及其职能的空前强大，未来对宏观调控模式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过度的行政调控虽然在短期内可能更有效，但长期内必然损害市场机制内在活力。
最后，就政府内部机构改革来讲，也难以走出低效率重复的怪圈，对旧体制的弊端有所复归。在精简人员和机构的过程中，通常难以摆脱“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状况，据分析，有些改革并没有达到财政减支的目的，反而会出现一定幅度的增支。国家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由1978年的4.71%上升到2006年的18.73%，比许多国家都要高。在行政机构膨胀难以遏制的情况下，由于政府部门的计划经济传统根深蒂固，作为决策者的官员大多熟悉的还是计划思路，并不熟悉市场化措施，因此在面对重大改革和经济增长困境时，不自觉地会求助于轻车熟路的行政手段，而使改革进程出现停滞和体制复归。
总之，当前到了必须正视体制复归的风险和挑战的阶段了，这也是关系改革成败的核心问题。对崇尚计划经济的学者，其言外之意是政府是全知全能的，能比市场更有效地配置资源，这样的迷信也曾使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1997年 以来，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在国内影响不断增强，同时在渐进式改革过程中，经济中的深层矛盾不断体现出来，而市场机制的不完善，却使基于市场的经济管理手段短期效果不佳，甚至有些著名的国外经济学家，也提出中国应更多地利用行政手段调控经济难题。归根结底，这还是短期利益与长远目标的关系，损害市场效率的体制复归，最终会导致市场化改革功亏一篑。事实上，公众所真正需要的体制复归，则是教育、医疗、社会保障这些被一度被抛向市场，却难以为继的民生要素，起码能复归到原有计划体制内的部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