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我的朋友们未发表的文章能够实现价值，我特设专栏陆续将他们的文章介绍给大家。由于未发表所以无法转载，只能选择原创，故在此首先介绍一下作者。本文作者曲宁，燕山大学政治学毕业，曾长时间在电视台实习。）
摘要：
大众传媒的政治社会化功能，包含灌输政治知识、引导政治舆论、树立政治典型和激发政治参与。基于大众传媒的重要作用，和正在发生变化的大众传媒本身，加之市场的广泛介入，政府与大众传媒的关系在新的情况下发生着微妙的改变。政府在其间也在摆正自身位置进行必要的宏观调控。
关键词：
政府，大众传媒，电视，受众，自由
在学习多种专业课之后，发现每门专业课中都有“本学科与政治的关系”的详细讲解。而今大众传媒无处不在，我想大众传媒与政治也应该有着一定的联系。结合我在地方电视台的实习收获，凭借专业主动性，通过阅读相关书目，对政治与大众传媒的关系有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所以写下此论文来阐释我对其间关系的理解。
一、引题事件
据新浪新闻网报道，2005年3月31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下属的MSNBC电视台解雇了阿内特，理由是他接受了伊拉克国家电视台访问，并在采访中没有同美国政府保持一致，而是称美国的伊拉克军事计划已“失败”。阿内特在伊拉克电视台对他的采访节目中表示，“由于伊拉克人的出乎意料的抵抗”，华盛顿的“第一个军事计划已失败”，美国军事战略家正在“制定另外一套战争计划”。阿内特在伊拉克电视台的讲话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美国共和党国会议员罗斯·莱赫蒂宁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谴责说，阿内特的言论“很疯狂”。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在事出后曾试图为自己的记者进行辩解，但在各方面的巨大压力下，该公司不得不“挥泪斩马谡”，与阿内特划清了界线。一些评论者强调媒体要享有绝对的新闻自由，指责政府的干涉行为，认为此事件揭去了西方鼓吹的新闻自由的面纱，使政府自身陷于尴尬的地位。
由此事件，激发起许多人对政府与大众传媒关系的探讨，也对“自由”的含义与模式的研究做出着更多地努力。
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网络是大众传媒的五大要素。电视在我国的普及率相当大，是人们日常关注最为频繁的传播媒介，从而成为传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此，我们主要以电视为例探讨大众传媒与政府的关系。
二、大众传媒的政治社会化功能
大众传媒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灌输政治知识，即教育功能；第二，引导政治舆论，即舆论监督功能；第三，树立政治典型，即宣传功能；第四，激发政治参与，即实践引导功能。
电视中播放的广告、电影、访谈、连续剧、纪录片等节目，都潜移默化地对受众起着作用。举例来讲：在观看连战访华的专题片之后，民众对大陆与台湾的关系表示乐观，并试用政治思想审视台海关系，受众从电视节目中进一步了解到台湾人民的心意，对祖国实现统一抱有积极态度，对实现统一的信心也更加坚定。以此观之，大众传媒会影响人们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观念，并在塑造受众政治心理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可见，如果政府在一些问题上能够很好地运用大众传媒，对国民的思想观念加以引导，会收到良好的效果。
反之，设想：传媒里终日播放忧郁的音乐或暴力的电影，会对中国受众产生怎样的影响？会对中华民族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样就不难理解大众传媒在中国的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之间发挥着怎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了。
三、中国实然的政府与大众传媒关系（建国初至二十一世纪初）
在中国，过去的电视节目产出过程是：播放之前，要进行选题审批和播出审查，对播出的节目实行分级把关，电视节目只有经过此程序方可“出炉”；播放之后还要对违法操作的行为者和产生不良影响节目的制作人进行行政处罚。这是地方电视台的播出模式，与当时全国传媒界的运行模式是相一致的。当时发布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中有明确规定：节目的制作与播放要在政治上保持和党中央的一致；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把团结、稳定、鼓动、正面宣传作为工作方针；将新闻真实性和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这时的大众传媒作为政府的“喉舌”着力宣传国家、政府的政策与方针。梅尔文.L.德弗勒的《大众传播通论》中阐述“传媒制度与政体制度的联系无疑是最为紧密的”，“事实上，在大多数国家里，政府对传媒不是直接操纵就是加以广泛的监督控制”，这些都充分说明了传媒在出现的一开始就是政府组织的一部分，为政权服务。因此，大家也将大众传播媒介定义为跟随政府的“工具”。以上是纯粹的政府与传媒关系。
作为大众传媒，深深厌恶其传媒之躯受政府的羁绊，但作为政府深知传媒的重要作用及影响又不能放松管控的手。政府与传媒，各自打自己的算盘，但又不能不相互制约与限制，只能选择和谐发展，共同促进的道路。市场因素的介入使现在的媒体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不再单纯是政府的“喉舌”，而是尽力满足受众的需求，成为一种能使受众透视自身以及观看非自身的窗口。中国传媒正在从一个纯粹的政治权力领域走向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的过程中运作。
四、中国现在的传媒状态
大众传媒在一直寻找自己的自由，传媒的自由在限制政府的权力，运用专有的舆论功能监督政府行为并对政府施压上，无疑对保持廉洁政府、有效政府有着积极的作用。媒体需要免于干涉的自由，然而新闻应该做什么，这是媒体要考虑的问题，也是政府要考虑的问题。
改革开放的时代，支配传媒的因素，除政府外，还有变幻莫测的市场。政府与市场之间无形进行着一场拔河比赛。不得不承认，市场体制的转变以及经济利益的驱动使传媒的商业化味道越来越浓，市场能动的扩张自然对加强传媒竞争及完善传媒体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也要看到市场的这种驱动也有其弊端。在这个过程中，传媒的播出内容逐渐丰富，播出形式逐渐多样，但这同时为迎合受众的口味，博取受众的关注也使传媒节目趋向于大众化和通俗化，甚至向煽情、暴力、搞笑和庸俗化的方向急速滑坡。一些电台为提高收视率也不惜以牺牲节目的质量为代价。
从广告的角度来看，播出广告所带来的收入已经成为媒体运转的主要动力，也正因为对资金的依赖注定传媒无法摆脱经济对其的影响与控制。在一项调查中：CCTV来自于广告方面的创收，1991年为2.7亿元人民币，1996年达到35亿元人民币，2000年则飙升到60亿元人民币。这种对广告创收的高度依赖，会使媒体很难有自己的独立权，像被政治束缚住手脚一样，被经济束缚住手脚，而这种束缚更不易被发现，对传媒的影响更巨大。随着传媒中商业化的气氛越来越浓，尤其是一些大众传媒在利益驱使下已经丧失了原有的性质。一些炒作、不良新闻、娱乐卖点等成为了导致犯罪率上升、影响国民心理健康的源头。在经济的驱使下和不良人员的运作下产生的非理性行为以及非法行为也正对传媒甚至是政治造成着不良的影响。市场削弱了传统政府对媒介的控制力，同时也削弱的了传媒想摆脱干涉及束缚实现自我发展的独立性。
传媒节目质量的下降带来的不好影响很多，特别要指出的是对农民的影响。在中国农村，朴实的农民接触外界的渠道十分有限，在电视普及率相当大的今天，农民通过电视了解外面的世界，但是一些质量很低的电视节目以及不合理、不合法的宣传则影响了农民看待外面世界观念，甚至在认识自我的过程中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扭曲。
经常听到有人会讲：“电视（节目）其实也没什么好看的，但一回家就得打开”。这样的电视仅变成了消磨时间的工具，发挥不了宣传导向的作用。很大程度来讲电视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看电视已经成为我们的一种习得习惯，这样收看电视节目会使受众的判断力下降，也会使受众对信息的免疫力下降。对于受众而言，不管电视等传媒传出的内容真实与否，其对信息的接受力与接受率都要远大于对真实的鉴别力，会认定为真实可靠，这会使受众不再去考虑电视栏目的质量，不考虑所受的影响，这是最危险的。
还有，媒体中正在出现新的势力——网络，其自身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在开始走与电视联网的道路，这样两者，以前者的超快发展速度，以后者强大的普及率将在今后的传媒行业中产生更巨大的影响。网络传媒带来了更多的自由空间、自由言论。网迷们热衷于在BBS上表达自己的看法，抒发自己的感情，提出自己的意见，网络就是在创建这样一个平台一—可以因匿名、速度快、涵盖广而真实地表达看法，但是不难发现，不法分子也在向这一领域伸出魔爪，在网络上传播不良甚至是反动信息、蛊惑人心、图谋不轨。
五、中国应然的政府与大众传媒关系
从以上论述，经济—传媒—政治—传媒—经济，是一个循环过程，作为良性的循环可以良性的运转下去，但是市场因素以及人的因素已破坏了这种良性循环，正走向所谓“自由”的危害不难看到。而且一些传媒正在影响政府决策，从过去，中国出现权力集中模式下的政府控制媒体的行为，到今天媒体有自己的发展空间用以宣传事实，满足受众口味的现状。这是我们能看到的好的一面，但面对在“中国现在的传媒状态”中提到的种种危机，我们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控制与管理就不是干预与干涉，而是必要的。
在我国，政府坚持不仅要对经济进行必要的宏观调控，还要对传媒加以宏观调控的方针。因为，传媒在制造舆论、引导受众、维持稳定上的作用至关重要。政府对传媒的管控不是简单的干预，更不是怀有戒心的干涉，而是借传媒为渠道，从中贯穿一种方法，为社会发展与稳定创造条件。政府不是毫无血肉的机构，而是有机、有目标的机构，同样讲求精神与物质的双丰收，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上倡导精神文明以及社会风气，在这方面，大众传媒起着相当大的作用，这就是一个政府与大众传媒共同合作的良好契机。
现今，政府在管理传媒的过程中要摆正自己的位置，不犯扼杀真实的错误，不封杀新闻，抱着发展的心态，正确对待传媒。
政府要规范传媒的内容，就要倾听来自传媒之下的真实声音，做出合理、有效的决策；政府通过决策之外，还有就是要使媒体依法运作，也依法对传媒进行管理。这一切的前提是政府要是一个有效的政府，是一个合法的政府，是一个公益的政府，是一个廉洁的政府。
政府应自然而且自由地出入于传媒与经济之间，因为传媒的运作在牵涉到经济时也会需要政府进行调节，政府来做传媒的后盾，在商业大潮中保护传媒，引领传媒方向。在这种体制下的运转，政府、市场经济与大众传媒就可以和谐、有机地做好发展与稳定的工作。
还有就是受众的素质，受众与公民的双重身份要求其在传媒世界里树立社会责任，应自觉地关心政治，自觉地吸收来自传媒的好东西，自觉地杜绝来自传媒的不良影响。政府所要做的就是，引导并着重提高受众的素质，这也是规范传媒的一部分内容。
政府还要对弄虚作假的传媒报道进行严厉的打击，建立、完善并鼓励举报机制，同样监督、促使传媒行业提高新闻人以及传媒人的素质。
我们在着力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处理政府与传播媒体的关系，但是往往受到现实制度的限制，但在中国传媒出现危险症状的今天，政府应有效运用宏观调控的职能，介入并将持续介入媒体并对其进行必要的引导，而非走向政府专制或其他。
参考文献：
[1]周伟:媒体前沿报告——个行业的变革全景[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
[2]戴维·莫利: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70）
[3]刘华蓉:大众传媒与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梅尔文.L.德弗勒:大众传播通论[M]北京: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5]钱蔚:政治、市场与电视制度—中国电视制度变迁研究[M]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78）
摘要：
大众传媒的政治社会化功能，包含灌输政治知识、引导政治舆论、树立政治典型和激发政治参与。基于大众传媒的重要作用，和正在发生变化的大众传媒本身，加之市场的广泛介入，政府与大众传媒的关系在新的情况下发生着微妙的改变。政府在其间也在摆正自身位置进行必要的宏观调控。
关键词：
政府，大众传媒，电视，受众，自由
在学习多种专业课之后，发现每门专业课中都有“本学科与政治的关系”的详细讲解。而今大众传媒无处不在，我想大众传媒与政治也应该有着一定的联系。结合我在地方电视台的实习收获，凭借专业主动性，通过阅读相关书目，对政治与大众传媒的关系有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所以写下此论文来阐释我对其间关系的理解。
一、引题事件
据新浪新闻网报道，2005年3月31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下属的MSNBC电视台解雇了阿内特，理由是他接受了伊拉克国家电视台访问，并在采访中没有同美国政府保持一致，而是称美国的伊拉克军事计划已“失败”。阿内特在伊拉克电视台对他的采访节目中表示，“由于伊拉克人的出乎意料的抵抗”，华盛顿的“第一个军事计划已失败”，美国军事战略家正在“制定另外一套战争计划”。阿内特在伊拉克电视台的讲话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美国共和党国会议员罗斯·莱赫蒂宁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谴责说，阿内特的言论“很疯狂”。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在事出后曾试图为自己的记者进行辩解，但在各方面的巨大压力下，该公司不得不“挥泪斩马谡”，与阿内特划清了界线。一些评论者强调媒体要享有绝对的新闻自由，指责政府的干涉行为，认为此事件揭去了西方鼓吹的新闻自由的面纱，使政府自身陷于尴尬的地位。
由此事件，激发起许多人对政府与大众传媒关系的探讨，也对“自由”的含义与模式的研究做出着更多地努力。
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网络是大众传媒的五大要素。电视在我国的普及率相当大，是人们日常关注最为频繁的传播媒介，从而成为传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此，我们主要以电视为例探讨大众传媒与政府的关系。
二、大众传媒的政治社会化功能
大众传媒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灌输政治知识，即教育功能；第二，引导政治舆论，即舆论监督功能；第三，树立政治典型，即宣传功能；第四，激发政治参与，即实践引导功能。
电视中播放的广告、电影、访谈、连续剧、纪录片等节目，都潜移默化地对受众起着作用。举例来讲：在观看连战访华的专题片之后，民众对大陆与台湾的关系表示乐观，并试用政治思想审视台海关系，受众从电视节目中进一步了解到台湾人民的心意，对祖国实现统一抱有积极态度，对实现统一的信心也更加坚定。以此观之，大众传媒会影响人们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观念，并在塑造受众政治心理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可见，如果政府在一些问题上能够很好地运用大众传媒，对国民的思想观念加以引导，会收到良好的效果。
反之，设想：传媒里终日播放忧郁的音乐或暴力的电影，会对中国受众产生怎样的影响？会对中华民族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样就不难理解大众传媒在中国的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之间发挥着怎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了。
三、中国实然的政府与大众传媒关系（建国初至二十一世纪初）
在中国，过去的电视节目产出过程是：播放之前，要进行选题审批和播出审查，对播出的节目实行分级把关，电视节目只有经过此程序方可“出炉”；播放之后还要对违法操作的行为者和产生不良影响节目的制作人进行行政处罚。这是地方电视台的播出模式，与当时全国传媒界的运行模式是相一致的。当时发布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中有明确规定：节目的制作与播放要在政治上保持和党中央的一致；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把团结、稳定、鼓动、正面宣传作为工作方针；将新闻真实性和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这时的大众传媒作为政府的“喉舌”着力宣传国家、政府的政策与方针。梅尔文.L.德弗勒的《大众传播通论》中阐述“传媒制度与政体制度的联系无疑是最为紧密的”，“事实上，在大多数国家里，政府对传媒不是直接操纵就是加以广泛的监督控制”，这些都充分说明了传媒在出现的一开始就是政府组织的一部分，为政权服务。因此，大家也将大众传播媒介定义为跟随政府的“工具”。以上是纯粹的政府与传媒关系。
作为大众传媒，深深厌恶其传媒之躯受政府的羁绊，但作为政府深知传媒的重要作用及影响又不能放松管控的手。政府与传媒，各自打自己的算盘，但又不能不相互制约与限制，只能选择和谐发展，共同促进的道路。市场因素的介入使现在的媒体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不再单纯是政府的“喉舌”，而是尽力满足受众的需求，成为一种能使受众透视自身以及观看非自身的窗口。中国传媒正在从一个纯粹的政治权力领域走向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的过程中运作。
四、中国现在的传媒状态
大众传媒在一直寻找自己的自由，传媒的自由在限制政府的权力，运用专有的舆论功能监督政府行为并对政府施压上，无疑对保持廉洁政府、有效政府有着积极的作用。媒体需要免于干涉的自由，然而新闻应该做什么，这是媒体要考虑的问题，也是政府要考虑的问题。
改革开放的时代，支配传媒的因素，除政府外，还有变幻莫测的市场。政府与市场之间无形进行着一场拔河比赛。不得不承认，市场体制的转变以及经济利益的驱动使传媒的商业化味道越来越浓，市场能动的扩张自然对加强传媒竞争及完善传媒体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也要看到市场的这种驱动也有其弊端。在这个过程中，传媒的播出内容逐渐丰富，播出形式逐渐多样，但这同时为迎合受众的口味，博取受众的关注也使传媒节目趋向于大众化和通俗化，甚至向煽情、暴力、搞笑和庸俗化的方向急速滑坡。一些电台为提高收视率也不惜以牺牲节目的质量为代价。
从广告的角度来看，播出广告所带来的收入已经成为媒体运转的主要动力，也正因为对资金的依赖注定传媒无法摆脱经济对其的影响与控制。在一项调查中：CCTV来自于广告方面的创收，1991年为2.7亿元人民币，1996年达到35亿元人民币，2000年则飙升到60亿元人民币。这种对广告创收的高度依赖，会使媒体很难有自己的独立权，像被政治束缚住手脚一样，被经济束缚住手脚，而这种束缚更不易被发现，对传媒的影响更巨大。随着传媒中商业化的气氛越来越浓，尤其是一些大众传媒在利益驱使下已经丧失了原有的性质。一些炒作、不良新闻、娱乐卖点等成为了导致犯罪率上升、影响国民心理健康的源头。在经济的驱使下和不良人员的运作下产生的非理性行为以及非法行为也正对传媒甚至是政治造成着不良的影响。市场削弱了传统政府对媒介的控制力，同时也削弱的了传媒想摆脱干涉及束缚实现自我发展的独立性。
传媒节目质量的下降带来的不好影响很多，特别要指出的是对农民的影响。在中国农村，朴实的农民接触外界的渠道十分有限，在电视普及率相当大的今天，农民通过电视了解外面的世界，但是一些质量很低的电视节目以及不合理、不合法的宣传则影响了农民看待外面世界观念，甚至在认识自我的过程中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扭曲。
经常听到有人会讲：“电视（节目）其实也没什么好看的，但一回家就得打开”。这样的电视仅变成了消磨时间的工具，发挥不了宣传导向的作用。很大程度来讲电视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看电视已经成为我们的一种习得习惯，这样收看电视节目会使受众的判断力下降，也会使受众对信息的免疫力下降。对于受众而言，不管电视等传媒传出的内容真实与否，其对信息的接受力与接受率都要远大于对真实的鉴别力，会认定为真实可靠，这会使受众不再去考虑电视栏目的质量，不考虑所受的影响，这是最危险的。
还有，媒体中正在出现新的势力——网络，其自身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在开始走与电视联网的道路，这样两者，以前者的超快发展速度，以后者强大的普及率将在今后的传媒行业中产生更巨大的影响。网络传媒带来了更多的自由空间、自由言论。网迷们热衷于在BBS上表达自己的看法，抒发自己的感情，提出自己的意见，网络就是在创建这样一个平台一—可以因匿名、速度快、涵盖广而真实地表达看法，但是不难发现，不法分子也在向这一领域伸出魔爪，在网络上传播不良甚至是反动信息、蛊惑人心、图谋不轨。
五、中国应然的政府与大众传媒关系
从以上论述，经济—传媒—政治—传媒—经济，是一个循环过程，作为良性的循环可以良性的运转下去，但是市场因素以及人的因素已破坏了这种良性循环，正走向所谓“自由”的危害不难看到。而且一些传媒正在影响政府决策，从过去，中国出现权力集中模式下的政府控制媒体的行为，到今天媒体有自己的发展空间用以宣传事实，满足受众口味的现状。这是我们能看到的好的一面，但面对在“中国现在的传媒状态”中提到的种种危机，我们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控制与管理就不是干预与干涉，而是必要的。
在我国，政府坚持不仅要对经济进行必要的宏观调控，还要对传媒加以宏观调控的方针。因为，传媒在制造舆论、引导受众、维持稳定上的作用至关重要。政府对传媒的管控不是简单的干预，更不是怀有戒心的干涉，而是借传媒为渠道，从中贯穿一种方法，为社会发展与稳定创造条件。政府不是毫无血肉的机构，而是有机、有目标的机构，同样讲求精神与物质的双丰收，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上倡导精神文明以及社会风气，在这方面，大众传媒起着相当大的作用，这就是一个政府与大众传媒共同合作的良好契机。
现今，政府在管理传媒的过程中要摆正自己的位置，不犯扼杀真实的错误，不封杀新闻，抱着发展的心态，正确对待传媒。
政府要规范传媒的内容，就要倾听来自传媒之下的真实声音，做出合理、有效的决策；政府通过决策之外，还有就是要使媒体依法运作，也依法对传媒进行管理。这一切的前提是政府要是一个有效的政府，是一个合法的政府，是一个公益的政府，是一个廉洁的政府。
政府应自然而且自由地出入于传媒与经济之间，因为传媒的运作在牵涉到经济时也会需要政府进行调节，政府来做传媒的后盾，在商业大潮中保护传媒，引领传媒方向。在这种体制下的运转，政府、市场经济与大众传媒就可以和谐、有机地做好发展与稳定的工作。
还有就是受众的素质，受众与公民的双重身份要求其在传媒世界里树立社会责任，应自觉地关心政治，自觉地吸收来自传媒的好东西，自觉地杜绝来自传媒的不良影响。政府所要做的就是，引导并着重提高受众的素质，这也是规范传媒的一部分内容。
政府还要对弄虚作假的传媒报道进行严厉的打击，建立、完善并鼓励举报机制，同样监督、促使传媒行业提高新闻人以及传媒人的素质。
我们在着力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处理政府与传播媒体的关系，但是往往受到现实制度的限制，但在中国传媒出现危险症状的今天，政府应有效运用宏观调控的职能，介入并将持续介入媒体并对其进行必要的引导，而非走向政府专制或其他。
参考文献：
[1]周伟:媒体前沿报告——个行业的变革全景[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
[2]戴维·莫利: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70）
[3]刘华蓉:大众传媒与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梅尔文.L.德弗勒:大众传播通论[M]北京: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5]钱蔚:政治、市场与电视制度—中国电视制度变迁研究[M]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