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先生

    今天，我突然又接连不断地接到记者和朋友们的电话，这才知道北京大学新闻发言人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发表了最新的意见。我认真地拜读了北京大学新闻发言人的“答问”，觉得有必要写出如下的文字：

1，看来北京大学完全相信那家已经歇业的拍卖公司，已经认定，或者基本认定，被加上引号的“举报人”（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里要加引号，似乎北京大学是认定这位“举报人”不是举报人）手上的字画全是伪作。假如如北京大学所言，其中还有伪冒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那当然是“影响极其恶劣”，应该严肃查处。但是，我有问题，因为我不知道，而且看来北京大学也未必知道：北京大学直接接触举报人了吗？举报人手上一共有多少幅字画？都是什么内容？北京大学声明里讲的“有关知情人和业内人士”是谁？他们当时就知道都是伪作吗？他们不知道伪冒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题字是多么严重的问题吗？

2，前几天，我到北京，费了很大的力气，进301医院探望了季羡林先生。感谢301医院的领导和医务工作者，先生的身体状况非常好，心情也非常愉快。但是，见先生一面实在是不容易。负责安排的似乎是北京大学新近“增派”的工作人员（因为她自己否认是“秘书”，坚持认为自己只是照顾先生身体和生活的）。我坚持要见先生，先生也非常想见我。结果是什么呢？一开始，我就是进不去！最终的结果是，不远万里从美国回来探望自己祖父的季清，在那一天居然只能在大门口等着。理由是，既然我要进去，那么人太多了，先生的孙女就不能进去了。有多少人呢？进去的是我和先生的儿子季承。就我所知，“只要季先生愿意，在他身体可以的情况下，都可以见”。这话说了没几天，好象就不管用了。为了保证先生的身体健康，规定探视时间、次数、人数，我可以理解。但是，为什么先生想见的人总是那么不容易见呢？里面的道理是什么呢？北京大学新闻发言人是否能够告诉我呢？

3，我和先生的亲属以及好几位朋友都知道，近十年来，先生的东西（包括但是不限于字画）根本没有一本帐目，据说有人最近在赶着做。这就很奇怪了？难道那么多年的帐目是可以赶出来的吗？那么好，我们拭目以待。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先生身体健康，思维清晰，表达流畅，是有好几段时间不短的录音的。这些录音不是我录的，但是，我听过其中的一些。问题之严重，是绝对不可能轻描淡写地解决的。

4，先生的亲属告诉我，北京大学有关人员正式通知他们，在领导的关心下，已经由司法部门展开调查了。这当然值得欢迎，也是我一直以来坚持的看法。我希望大家稍安勿燥，相信法律，静候结果。那些伪造字画的人，伪造党和国家领导人题字的人，一定会受到应有的惩罚。那些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的人，也绝对逃脱不了法律的惩罚。起码，至今我还有这个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