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大华/文
现代中国最出色的学者之一是胡适先生，人们爱把他的名字和博士紧密相连，就像后来对待仍然健在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一样。尽管如此，胡适博士的博士帽却不是轻易到手的。倘若他老人家地下有知，对于今天的中国大陆，在他担任过校长的北大以及清华、中央党校等其他学校大量批发博士学位、博士帽子满天飞的现象，不知做何感想。
我从小开始把人与博士联系在一起，是因为听到看到太多关于胡适博士的人和事。胡适博士作为一位大学问家、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北大校长，是我所崇拜的中国学者之一。他一生曾经获得至少35顶世界上知名学府的荣誉博士帽，如果不是他老人家给予婉言拒绝或无暇领受，他衣柜里的博士帽应该更多。然而，他唯一获得的真正的博士帽却经过一波三折，历经10年才得到。胡适在母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17年完成博士论文写作，却没有得到博士学位。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他的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里有哲学家杜威教授，对他的论文要求严格，答辩未能通过，但给予修改论文、一年后补行答辩的机会；另一种说法是，他虽然通过了考试，提交了论文，成了博士候选人，但由于没有按时提交100本论文副本，答辩被耽搁了。后来，胡适母亲催促儿子按期回国与童养媳成婚，同时老乡陈独秀教授推荐他担任北大教授成功，胡适回国，博士学位也就没有得到。胡适回国后，博士论文经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被编辑署名为胡适博士，再加上他的出色表现，成为一代名人。直到10年之后，赴英访问的胡适教授特地转去美国，向母校提交修改后的论文并提出学位申请，学校为这位过期申请的学子网开一面，但还是要他照章补行答辩通过，才授予他哲学博士学位。
胡适博士已经作古，但是他的道德文章犹存，且是中国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但是，他对于今天中国大陆博士帽子满天飞、高校争先恐后地批发博士学位的现象，即使是一生都与时俱进的他，也应当不会没有感慨。在提倡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背景下，很多地方在选拔干部时，已明确把博士学历作为一个优势条件。然而，这一原本体现国家对知识和人才尊重的良好举措，却在不少地方和部门走了形、变了味，“博士大跃进”浮躁之风愈演愈烈。根据教育部统计公报，1998年，我国在校博士生45246人，到了2004年，猛增至16.56万人，个别年份新招博士生超过5万人。来自国务院学位办的最新统计显示，2007年我国的博士授予数量超过美国，攀升至世界第一。
官员博士大跃进，上下争戴博士帽
根据近日发表于《半月谈》杂志的一篇报道，在这场“博士大跃进”中，一些中央机关、国家部委领跑了“官员博士化”进程，有的部委宣称其单位博士比例已占到了总人数的一半左右。在经济发达地区和高校集中的省份，省部级、司局级、县处级官员攻读博士几乎成为潮流。据记者调查，官员攻博主要有四种心态。一是在实际工作中确实感到还有知识欠缺，希望通过攻博开阔视野，提高对专业领域的研究水平。二是塑造个人形象，把高学历当做光鲜外衣包装自己。三是把攻博作为扩大社交范围，结识更多专家、官员和企业家的机会。四是想用博士学位把自己“武装”成拥有高学历的知识型干部，以此获得提拔晋升的优势条件。
《半月谈》报道指出：官员攻博，最大难题就是学习时间无法保证。许多官员所在单位与攻博学校并不在一个城市，有的甚至相隔千里。按照我国行政机关每周5天工作制，对于只有周末才有时间听课的官员而言，很难在两天之内往返千里去聆听导师教诲、出席必修课。就算每周末都能保证听课时间，攻博官员的学习时间也只占全日制博士的1/3。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官员博士生往往比全日制博士生毕业得还要快。
权力侵蚀学历，换来博士顶戴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透露，相当数量已经获得和正在攻读研究生的党政干部，大多是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手中的职权，动用公款混取文凭。入学考试往往是瞒天过海，或者名义上报考统招生，实际上参加校外班单独考试；或者考试舞弊，甚至根本没有经过考试就取得了入学资格。在学期考试中，由秘书代考或者根本不考，反正总有办法得到高分。完成整个博士学业所必需的发表学术论文、接受答辩等诸多严格的程序，一些官员也有应对之策，论文可以找人写，答辩委员会的成员可以提前“做工作”。
凭借手中所掌握的各种资源，很多官员在博士考试中“脱颖而出”，甚至有的官员连正式的大学毕业学历都没有，却能一帆风顺摘得“博士帽”，由“学而优则仕”而“仕而优则学”，“官员博士化”渐成奇观。
高校“文凭钓鱼”，演绎学位换资源
《半月谈》的报道写道，某些缺乏独立精神的高校，趁机将文凭化作谄媚的礼物，从入学到毕业，主动为官员们设计了一条秘密“绿色通道”。一些在职领导干部也投桃报李，利用手中握有的各种项目审批权，给学校安排土地批租、增加经费等许多好处，搞起权学交易。
新华社经营的这家杂志指出：官员以权力谋学位，教授以学历谋资源。河南省一位曾获得某著名高校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副市长告诉记者，博导与官员结成的“师生关系”是一种“双赢合作”。有了这层“师生关系”，导师不仅可以顺利拿到很多科研项目，而且能借助官员的行政权力获得诸多社会资源。
郑州市某高校一位副校长在接受采访时承认，虽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学校其实无力抗拒拿文凭换利益的“官员博士化”。因为学校需要主管部门方方面面的支持，特别是掌管科研经费、项目、计划指标的教育、财政等部门，你不做别人做，结果不仅会被上级“穿小鞋”，而且还会被扣上“思想不够解放”的帽子。
真博士通过答辩，也跟博士帽无缘
在党政官员不读书却可以随意获得博士帽的同时，面临十年寒窗之苦的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对于博士帽可望而不可及的例子却时有发生。杨非是北京大学医学院2004级研究生，主修神经病学专业。因她与导师有矛盾，经多方协调，2005年底，学校为其更换导师，研究课题也随之更改。2007年5月，杨非通过论文答辩后，接到医学部通知，“只发毕业证，而不授予博士学位”，理由是她没完成医学部规定的发表论著的要求。
杨非认为她在更换导师和课题后，能顺利答辩已不容易，没发表论文责任在学校。另外，是否授予学位应由学位评定委员会决定，学校仅依据医学部的规定就不授予她学位程序违法。她向市教委申诉，要求撤销学校不授予其学位的决定，市教委以其申诉不属于学生申诉范围不予受理。最后，杨非博士生向法庭申请救济。然而，在法庭上，市教委坚持不予受理，理由是“她要求撤销北大不予授予其博士行为的决定，不属于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北京大学代理人表示，通过答辩不意味着一定会被授予博士学位，还要符合医学部的相关规定。
看了这样的新闻，我在想，假如胡适校长地下有知，或者他老人家现在担任北大校长，是否会同意向那些不上课、不读书、没时间上课读书或者要秘书代写论文的党政官员授予博士学位，是否允许一个教授、副教授在校内校外同时担任几十个甚至近百个硕士生、博士生的导师，是否会跟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人民大学、中央党校等学校机构一样，向校内校外大量批发硕士帽、博士帽。而对于经过考研竞争、寒窗苦读、通过答辩而不能获得博士帽的全日制博士生杨非，他老人家是否会说：“孩子，你如果先去工作，当上部长、书记、局长、处长或者院长，再来申请博士学位，不用这样苦读，学校就会给你一顶博士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