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理）仁义 墨家;仁义（道义） （情）情感 功利（权利）
 “兼相爱，交相利”是墨子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认为爱人要远施周边，尊卑长幼之间要互相爱护。但孔子的仁爱是对他人的关心爱护同情理解尊重，爱人要以亲亲为出发点，主要是处理宗法家族关系内部的亲戚关系，而且爱人涉及到国家、上下、君臣及国际关系。后期墨家和后期儒家的区别：功（外）－－志（内） 爱 －－ 仁 利 －－ 义  

墨子提倡“兼相爱，交相利”，后期墨家继承了这一思想，提出“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中”。“义”的内涵随着社会历史发展的变化而变化，涉及到“志”与“功”的问题。墨家不赞成儒学“仁”为内，“义”为外的看法，认为“仁义”都属于“志”。其实“仁”为“爱”，“义”为“利”，“爱”和“利”都属是价值行为主体的行为结果，即为“功”。所以墨家主张在外功的基础上实行“志”与“功”的统一。

孔子是无为而制，墨子是非功.而墨家的兼爱则是一种爱无差等的爱，要求人们抛却血缘和等级差别的观念，爱人如己。用墨子的话说就是：“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以此达到“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的良好的局面.儒家的“仁爱”是一种爱有差等的爱，即要求以对父母兄弟之爱为同心圆的圆心，层层外推，逐渐扩充到对宗族、国家和社会的爱，其中“亲亲”之爱最真实，最浓厚，即“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墨子“兼以易别”的学说，表现出墨家与儒家仁爱观念的某些异同。就儒墨两家立论的基点来看，双方都主张在处理人际关系上，要以仁爱之心对人，他们阐扬的都是爱的哲学。但是，儒墨两家在“爱人”学说上，仍有重大的区别。墨子讲“兼爱”，与儒家的“仁爱”是不同的，兼爱是“爱无差等”之爱，即不分等级、不别亲疏地爱天下人；而儒家之爱是在宗法制度和宗法观念的前提下，“亲亲有术，尊贤有等”的有差等、有区别的爱。墨子主张以“兼”易“别”，正是希望打破宗法等级观念的框限。就此而言，墨子的爱的学说比儒家更彻底、更富于理想性，因而也更脱离中国农业宗法社会的实际。但是作为一种极富特色的思想，仍然有它不朽的价值。

墨家的“兼爱”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爱”，是相对于儒家的“仁”即“别爱”提出的。别爱，也即“仁爱”的落脚点最后还是爱自己。这样在伪道学家们手中，“礼义廉耻”便坠落为一块遮羞布。封建官僚更成为“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独夫民贼。人们常常将这一历史的退化归罪于后世假道学身上，殊不知排除后世对孔孟之道的肢解与改造的因素，我们便能明显发现原始儒家人伦道德的固有内在矛盾。在孔子那里，虽然“仁”被定义为“爱人”，但由于“人”与“民”的划分（前者是士阶层的人物，后者则是下民百姓），更由于“亲亲为大”的宗法制先天基因，于是这种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便发生了扭曲：仁”与“直”就必然产生矛盾，社会道德标准的公正性就被大大地打了折扣，“天理”便与“人道”对立，从而产生出双重价值标准：一般地强调“直”（正），而特定地倡言“曲”（隐），这明显在《子路》中的一个断语上：“父为子隐，子为义隐，直在其中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