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news.nen.com.cn 2008-02-28 10:43:21 东北新闻网
时代商报20080228
编者按：
20多年前，“制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句流行语家喻户晓，当时通常的情况是普通老百姓随便摆个地摊儿就能成为“万元户”。严重的“脑体倒挂”现实，让当年的多数知识分子对科学的热情迅速瓦解，而与此同时，在“10亿人民9亿倒”的全民经商下海浪潮的鼓噪下，“读书无用论”也逐步开始蚕食那个时代。
20多年后的今天，当大多数体力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已经普遍接近，或是远远高于脑力劳动者的平均收入的时候，新“脑体倒挂”现象再次成为我们这个伟大的发展世代不可回避的话题。
两个家庭20年的脑体博弈
兄弟两个一个深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另一个则认为学历与财富毫不相干。在几十年的社会变迁过程中，两兄弟和他们的孩子各自体验着“脑体倒挂”带来的矛盾与困惑。
幸福指数
王春生几次拿起手机却又放下。
元宵节之夜，作为儿子本应该给远在外地的父母打个电话问候一下，但王春生却不知道自己该向父母说些什么。从老家回到沈阳已经有七八天了，可春节期间父母的叹息声似乎就在耳边。
2008年2月5日，农历猪年腊月廿九。王春生向公司请了半天假，准备提前回家过年。临行前，他特意带上了公司过年分的两桶色拉油。
“说实话，我也想给父母带回去一大堆新奇的东西，可是，当我去商场转了一圈后，真的感到力不从心。”王春生的情绪有些低落，他说，他做梦都想给爸妈买件千八百块钱的衣服，一来父母供养自己这么多年的确不易，再说，乡里乡亲都认为他在大城市工作，很有出息。“甚至前些年老家的人在教育孩子学习的时候都以我为榜样。”
王春生说，那几年春节回老家的时候，堂兄弟们都围着他转，都盼着日后能沾点儿光。可是最近两三年以来，身为农民的堂兄弟们在外打工的收入滚雪球般地增长，而自己的工资收入却在原地踏步，这让他感到，以往自己在家族中的那种优越感已经越来越遥远。
2月5日下午4点多，列车缓缓驶进营口市盖州火车站，王春生肩背旅行包，手里拎着两桶色拉油，低着头匆匆地走出了站台。“我真怕碰到熟人。”他说，“我也知道带这些东西不好看，但现在物价这么贵，我又一个人住，一时半会儿也吃不了这么多油啊。”
令王春生尴尬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当他踏进家门的时候，堂兄王春来正在等他回来。看见王春生拎着两桶色拉油进屋，王春来笑了：“我说春生啊，大老远的拎这东西回来你也不嫌累？这边又不是没有卖的。”当堂兄发现王春生表情羞赧的时候，连忙打着哈哈说，“明天到我家来，哥哥买了800多块钱的鞭炮，咱们一起放一放，‘嘣一嘣’来年的运气。”
王春生多年来在这个家族中的优越感，在这“嘣一嘣”的一瞬间，灰飞烟灭。在这个毗邻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即鲅鱼圈区）的小村庄里，传统观念都认为一个家庭过春节时放鞭炮的数量，足以显示这个家庭生活水平的质量。王春生心里清楚，堂兄春来舍得花800块钱买鞭炮，“很明显，去年没少赚”。
当从父亲口中得知堂兄春来这个长途货运司机的月收入，已经是“3000块钱打底儿”的现实后，王春生的幸福指数再次下降。
脑体倒挂
两兄弟同龄，都生于1981年，堂兄比春生大3个月。在初中毕业以前，小哥俩几乎形影不离，两人同在一个班级读书，惟一不同的是，春生的学习成绩要比春来略好一些。
初三那年，受到一些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哥俩的学习成绩一度直线滑落。教师出身的春生父亲当然由不得儿子堕落，在严加管教之后，春生顺利地考入高中，而春来则在半年后辍学回家。不过，春来的父亲对此事的态度是无所谓的一句“不念书就学点手艺吧”。为此，春生父亲还和弟弟吵了一架，并一个劲儿地警告侄儿春来“将来有一天会后悔的”。
然而，春来没有回头。从此，兄弟俩走上了迥然不同的两条道路。
当初为何选择让儿子继续读书这条路呢？“也不是没算过账。”春生父亲回忆说，儿子考高中的1997年前后，盖州地区的公务员或事业单位的职工月工资收入普遍在1000块钱左右，而当时当地的力工日工资勉强能达到30元，木工、瓦工的日工资也就是45元。“一个农民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不读书还能有什么办法呢？”春生父亲还有另一种雄心：一旦儿子真的有出息了，他创造的社会价值就不是木工、瓦工所能比的。
2000年，在父亲的支持下，王春生考取了辽宁大学影视编导专业。父亲希望儿子毕业后能够到电视台工作，而包括三年高中在内，王春生总计花掉父亲4万元积蓄和2万元外债。
2004年，盖州地区的公务员及事业单位员工收入与7年前相比没有任何变化。有鉴于此，花费巨资读书的王春生死活不肯回当地就业，转而在沈阳一家企业的宣传部门工作至今。目前，王春生的工资相对固定，每月1600元。
堂兄春来初中毕业后即学会了驾驶货车，恰逢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港口建设，货运生意异常火爆。春生父亲告诉本报记者，当地货运司机的月工资几乎每年都在涨，“1997年差不多是800元，到了2000年就涨到1200元了；2004年1800元；2007年一下子涨到2800元；今年村子里的司机们一致认为少于3000元免谈”。春生父亲说，在农村消费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象春来这样的司机每年都可以净剩2万多元。
和堂兄相比，王春生的状况相当糟糕，每月收入除去房租、生活费、电话费、网费以后就所剩无几。“房价高得吓人，连恋爱都不敢谈！”王春生说，哥哥前年盖了房子，去年娶了嫂子，我现在除了手比他的白、衣服比他的干净以外，再也没有可以和他比的了。
20年变迁
王春生与王春来两兄弟间存在的“脑体倒挂”现象，绝不仅仅是个案。本报记者在半个多月的调查中了解到，目前沈阳、大连地区新就业大学生的平均月工资在1000－1500元之间，沈阳市绝大多数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基本接近这一数字的上限。
沈阳商贸饭店是当地一家五星级酒店，隶属于香格里拉连锁酒店集团，在其一则招聘启事中对其前厅宾客关系主任一职提出了如下的要求：大专以上学历、形象气质俱佳、善于沟通、性格开朗、英文流利……而这家酒店给这一职务开出的月薪为1500－1600元。
“高中毕业、形象气质稍微好一点的餐厅女服务员，你出1200块以上的月薪都很难雇到。”沈阳市和平区零工市场用工登记中心的辛主任很怀疑，“商贸出这么低的价钱，能雇到人吗？”
来自劳动力市场的监测数据表明，当下，沈阳地区力工的日工资已经上涨到80元；木工、瓦工的日工资则达到创纪录的140元，月收入已经超过4000元。
对于这种几乎涵盖整个社会的“脑体倒挂”现象，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张思宁研究员同样颇为关注。她认为，正常情况下，脑力劳动者创造更高的社会效益，其报酬应该高于体力劳动者。在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出现脑体倒挂现象，就一定会对社会的结构带来不利影响，尤其是对教育的影响，极易扩散“读书无用论”。因此，她呼吁有关部门应尽快出台相应的政策，应对这种脑体倒挂的危机。
张思宁所担忧的新一轮“读书无用论”，也正是王春生父亲所焦虑的。在这个毗邻开发区的村子里，十四五岁大小的孩子“不务正业”的现象相当普遍，这部分孩子的家长的观点，大致与王春来父亲的观点一致：考上大学需要花费一大笔钱不说，而且找工作也是个难题，工作后还要面临买房的巨大支出，而干点体力活也可以生活得很好。
“如今人们对教育的认识基本和20年前的观点相同了。”王春生父亲感叹道，当年是“10亿人民9亿倒，还有1亿在思考；制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而我就是还在思考的那1亿中的一员”。他说，当年他弟弟脑子灵活，什么活儿都干，夏天到工地上做瓦匠，冬天就弄点菜到城里去卖，一年下来至少能剩4000多块钱；而当时还是民办教师的自己，每月只有固定的110块钱。春生父亲后来从报纸上知道，那种情形就是脑体倒挂。此后，“读书无用论”席卷中国。
“当时我弟弟劝我多少次，不让我做教师了，说去卖点什么都能赚钱。”王春生父亲说，当时很多人都下海经商了，但他没有动，他说他不相信国家能眼看着那些科学家的收入还不如卖茶叶蛋的。
果然，从1994年开始，国家逐步调整了公务员以及教师的工资待遇，重视教育也被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过，在长达七八年的脑体倒挂期间，王春来的父亲成功地实现了财富的积累。
“居家过日子都有个攀比，我和弟弟也一样。”王春生父亲坦言，他和弟弟之间这么多年一直在暗中较劲，看看到底谁的日子过得更好。他承认自己在第一轮脑体倒挂中输给了弟弟，但他没有料到，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孩子们的身上，而且结局似乎一个样儿。
除夕夜，叔叔满面红光地来到哥哥家里拜年，并对侄儿春生说：“孩子，不行就回来吧，别让自己过得太苦。”
元宵节这天晚上，王春生睡得很晚，朦胧中他听到电视广告中的朗朗读书声：“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记者 吕业辉 发自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