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纪念开国总理周恩来左诞辰110周年！　（本文首发在淮阴师范学字院学报上）
 

  

　　周恩来是我们党第一代领导核心的重要成员。他自1927年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以后,

　　整整半个世纪中一直担负着党和国家具体而繁重的任务,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作出了重大贡献。尽管我们不能说周恩来是哲学家,他不像毛泽东那样对他自己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的思考以及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观点和理论用哲学的语言作出并概括写成哲学理论巨著,言论也不以哲学思辨见长,但他却是现代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于实际工作的典范。

　　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金岳霖1930年指出:有一种思想是“有哲学的实质而无哲学的形式”,另一种思想是“有哲学的形式而无哲学的实质”。①周恩来的思想属于前者,是“有哲学的实质而无哲学的形式”。正确的行动与深刻的思想相结合,周恩来的这一形象既见重、醒目于当时,也影响着后世。

　　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形成

　　周恩来早年就有敏锐的、具有批判能力的智慧和革命的感情。他早年在南开学校读书时,就把全部课余时间用于阅读,尤其爱读《史记》、《汉书》、《离骚》等书籍,还有清初进步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著作,也有西方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等等,这些对他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形成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但就其观点而论,周恩来在这个时期还是一个典型的泛道德主义者。所谓“泛道德主义”,是一种信赖道德的“扩张”而促进社会进化的主张。中国古代士大夫一向所追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可以说是“泛道德主义”。此时的周恩来不仅号召大家都“本其天性”,②也宣称自己的言论都是出自“良心”。“良心”是周恩来早期思想的立脚点,诱发人们“良心大发”成了他此时拯救民族危亡、清除社会腐败的“药方”。在他看来,中国之所以积弱,神州之所以陆沉,追原祸始,不得不归于教育。他说,风俗的厚薄取决于人心,而人心的转移取决于教育,为了求得中国的富强,必须依靠教育的力量,来转移人心,铸造国魂。周恩来在日本求学期间,涉猎了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日文书刊,如日本宣传社会主义的著名经济学家、京都大学教授河上肇的《贫乏物语》和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等著作。他以“二十年华识真理”而欣慰,给同学赠言“哲学的思想,科学的能力”。但此时的周恩来还没有完全扬弃“泛道德主义”。在日本留学和“五四”期间,周恩来仍十分重视自身修养,并以它作为改造社会的基点。如他在日本就曾“每日自做饮食,持废止朝食,不食荤食两主义”。③这里面固然有出于经济拮据的考虑,但更主要的还是“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苦其心智”,以至于承接“天降大任”的考虑。回国后,周恩来投身于“五四”运动,由于领导天津学生爱国反帝运动被拘入狱,羁押期间开始在特殊的条件下学习。从1920年在天津检察厅狱中给难友介绍的马克思主义来看,此时的周恩来经过对社会思潮的反思和现实斗争的审视,开始推崇并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其中包括“马克思传记”、“历史经济组织的变迁”、“阶级竞争史”、唯物史观”、“经济论中的余工余值说”、“经济论中的资本论、资产集中说”。④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在他的思想中已经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思想“颤动于狱中”。⑤入狱前,他是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社会改造和积极参加进步活动的“泛道德主义”者;出狱后,他开始逐步走上职业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道路。

　　周恩来确定共产主义思想是在旅欧期间。在欧洲将近四年的岁月中,他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同时对欧洲社会存在的各种主义推求比较,最后选择了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和目标。1922年3月,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认为自己的舞台在中国社会的实践中。这样,周恩来就“定妥了我的目标”,⑥最后完成了他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过渡。最能标志这一转变的,是周恩来在此期间写的《共产主义与中国》、《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等一些政治性很强的哲学论文,特别是《共产主义与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无情地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论证公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历史必然。于是,周恩来在中国革命家中较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它宣传奔走。”⑦

　　二、民主革命时期反对“左”倾错误的斗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主要是毛泽东思想产生、成熟以前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续出现三次“左”倾错误。尽管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但其共同之处都是完全脱离中国的实际和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具体形势、任务,在中国革命性质和革命任务的根本问题上,否认中国革命的

　　长期性,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都是使理论和实践相脱离、主观和客观相分裂。

　　在全党与“左”倾错误的斗争中,已经是党中央重要领导成员的周恩来起着承先启后的关键作用。大革命失败后,党在坚决纠正和结束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总方针的过程中,产生了“左”倾盲动主义。对于在实践中产生严重后果的举行全国总暴动的“现时总策略”,尤其是一些过火的作法,周恩来有所制止和纠正。1927年,他在给福建临委的指示信中,对“暴动”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界定:“暴动这个词必须用在群众斗争发展到最高点以武装形式推翻统治阶级政权这一意义上。至若城市,工人带有武装性质的斗争,或是乡村农民非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都不得谓之暴动。”⑧此时周恩来在实际主持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反复强调指出:“现在,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一种直接革命的形势。”⑨对暴动问题的认识,他强调“只靠客观条件是不够的,主观条件也要重视”。○10反对对主观和客观的任何一种超越。他认为,既“不能超越了主观力量(主要的还是群众力量,不应只看见武装力量)”,○11也决不能超越客观条件,“在斗争还没有起来的时候便预定一个期限”,○12盲动臆断。因此进行暴动既要切合客观实际,又要充分发挥主观努力。周恩来注意到,社会革命的发生必须具备革命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他强调群众斗争的“最高点”和“夺取政权”两大意义,正是深刻认识到了社会革命的主、客观关系,认识到了群众斗争的主体力量是在社会制度严重危机及其社会矛盾的尖锐对立时刻的重要意义,对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及其统一关系的科学认识,是周恩来这一时期哲学思想的闪光点。虽然从总的方面来说,周恩来这一时期的认识仍然有不少“左”的痕迹,但他在实践的挫折和教训面前已有所觉悟,在实际工作中逐步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为迎接党的六大召开作了重要准备。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国民党军阀内战爆发后,工农红军力量有了显著的发展,在革命中开始出现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为统一红军思想,1929年9月28日,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指出,对客观形势不能过分地作主观估量。接到这一封信后,毛泽东以前敌书记身份起草了红四军《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决议,其中专门列出纠正主观主义的方法是: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生活科学化,注意社会经济和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可以说,周恩来的哲学思维,为形成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奠定了基础。

　　由于具备了上述的思想基础,再加上当时在党的位置,所以周恩来对最终结束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和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期间,周恩来根据自己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力所能及地在实际工作中进行抑制和补救。针对王明在六中全会上所强调的“右倾仍然是党内目前主要危险”的提法,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四中全会后的第一号通告中说:“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军阀进攻红军苏维埃区域,成为目前对于革命的最主要的危险”,并写道:“如果轻视了反革命‘围剿’的力量,过于夸大了自己的力量,这在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危险”,提出在敌我力量对比不利情况下应注意“保存实力以图新的发展”和“应当更发动广大的群众的游击战争”。○13随着全局性“左”倾错误造成的危害日益暴露出来,周恩来在实践中,特别是在军事问题上,开始摆脱“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从第四次反围剿的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胜利,到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周恩来同李德发生的多次争论,都可以看到周恩来的军事思想同毛泽东的基本一致,都主张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创造战机,发现并抓住敌人弱点,各个击破,加以歼灭,而同“左”倾领导者相对立。因此,在遵义会议上,“恩来同志起了重要的作用”,○14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是很自然的。这样,在认识并且战胜自身的三次“左”倾错误过程中,周恩来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一道,最终成熟起来。

　　三、军事工作中优秀的哲学品格

　　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解放战争期间,周恩来先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军　事部长、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中央军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等重要军事职务。对创立毛泽东唯物主义军事路线立下了不朽功勋。早在第一次国内战争期间,周恩来就从领导军队政治工作的角度,提出政治工作在军队建设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认为要使军队成为人民的武装,就必须在进行军事教育的同时进行政治教育,讲清中国如何受到列强压迫以及铲除压迫的途径,“使每个士兵均能了解此理”,明白“军士之打仗是为人民而打的”道理。○15在黄埔军校时期,周恩来为政治部制定了《政治教育大纲》,规定进行有关“政治学概论”、“经济学概论”等内容的考试,使军队政治教育有章可循,奠定了军校政治工作的思想基础。1934年2月7日至13日,周恩来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一切政治工作为前线上的胜利》的报告,指出:“一切政治工作,要服从整个作战计划”,“要为着前线的胜利”。○16报告论述了运用政治工作来提高军队战斗力、保障执行命令的各项措施,强调政治工作人员学习军事的重要性。周恩来在实践中提出了人民军队要坚持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相统一的原则。他指出:“以革命主义为基础的革命政治工作是一切革命军队的生命线与灵魂。”○17周恩来的这一思想是毛泽东建军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军创立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怎样建设军队问　题上,党内教条主义者不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军队的组织上,只盲目地强调“成份”,对工人出身的干部,不问其能力、经验如何,就把他们提拔到军、师领导岗位上。他们不懂中国国情与苏联国情的不同,看不到中国革命与苏联革命的区别,不知道中国革命实际上是农民革命战争,　企图完全照搬苏联的建军模式。对此,周恩来从中国国情出发,主张在贫苦的工农民众中发展革命军队,强调在斗争中经过严格的训练,提高文化素养,提高军事技术,提高干部战士的阶级觉　悟,造就一支有觉悟、有文化、懂军事、守纪律的文明与英勇之师。他认为,从苏联情况出发,　从主观愿望出发,企图建设一支同苏联红军完全一样的军队,是绝对不可能的。1939年3月,在皖南新四军干部大会上,周恩来指出:“我们走向正规军不能采取跳跃的方式,不是一下子可以成功的。干部在我们成为强大的新四军方面有决定的意义。干部健全才能使工作发展。在这一　方面,新四军要用很大的力量,因为现在干部的水平在军事上文化上技术上都是不够的,要很好的培养和教育。”○18他认为,“工作和学习是分不开的”。○19加强军事训练与文化教育,是建设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的重要措施。由于周恩来较早地处于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上,又以领导军事工作见长,所以他是党内从宏观高度总结军事问题的第一人。1928年2月,他明确地指出:中国革命是不平衡的发展,工农割据有长时期的可能,应当有长期的准备。抗战初期,周恩来和朱德等人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全国对日抗战及红军参战问题的意见》、《关于红军主力出去抗战的意见》,在党内倡导持久抗战的思想。之后,在洛川会议上周恩来同意毛泽东对形势要有持久估计的意见。1938年,周恩来在《群众》周刊上发表《怎样进行持久抗战》一文,提出了争取持久抗战最后胜利所必备的各种具体措施,其思想与毛泽东于同年5月写的《论持久战》是一致的。10月,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论目前抗战形势》的长篇文章,强调“中国抗战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持久战的方针是正确的”。○20在战争问题上,周恩来善于看到战争的复杂性、曲折性充分估计到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从而做好长期性和坚韧性的准备,这是周恩来的优秀哲学思想品格。

　　四、对争取人民民主的理论贡献

　　在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中,周恩来是接触到“民主”、“共和国”概念的第一人。他首次　发表民生和政治制度的见解时,才19岁。尽管这在当时,还是年轻人的一种向往,还受着资产　阶级民主共和制思想的影响,不过这种向往很快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思想所代替。

　　周恩来首次阐述关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思想,是他在1931年11月起草的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宪法大纲》。《宪法大纲》中规定,在中华苏维埃政权所建立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参加政权管理,一切劳苦民众及其家属在法律上人人平等。周恩来提出建立工农共和国,实现广大的劳苦民众享有的民主和自由,废除包括资本家在内的少数人统治。他还认为,共和国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保障工农利益,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劳苦民众脱离资本主义的剥削,走向社会主义制度。周恩来在起草《宪法大纲》时曾预言,要把中华苏维埃的民主推向全中国,建立全中国的苏维埃共和国,制定更加具体、更加详细和较为完善的宪法来保证共和国公民的民主权利。统一的民主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也是全中国人的要求。但是在敌对势力凶恶,旧制度黑暗时期,周恩来清醒地意识到:“为民主奋斗,将是长期的运动”。○21因此,他为争取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而日夜奔波,付出了极大的不懈的努力。

　　周恩来关于民主共和国思想最精彩的论述,莫过于1948年的《民主与科学》这一提纲手稿。　周恩来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努力实现的民主,是有别于旧制度的“新民主”,也就是“人民民主”。这种民主体现在以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享有最广泛的民主。与此相联系,在人民民主政治下的科学,是“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新科学”。○22也就是说,在人民民主共和国中是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建立民主、发展科学的。周恩来在提纲手稿中还指出,人民民主体现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政治上,是要建立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新民主主义政权,它既对立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制度,也不完全同于苏维埃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有中国特色的政权形式。经济上,周恩来认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为大多数人服务的、以计划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在这种经济结构中,“如果少数人或个人利益与大多数人发生根本冲突时,则抛弃少数而顾大多数”。○23文化上,周恩来极力引导文化界为争取学术、言论、出版自由,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在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的过程中,他始终坚持在文化领域内提倡“为人民服务”,首先为“人民的主体”工农兵服务的思想。○24倡导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文化,主张对专家要“尊重他们,听取他们意见”。○25周恩来关于人民共和国的这一光辉思想,在他次年主持起草的“宪法大纲”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纲领》中得到了更完善的体现和发展。

　　周恩来的哲学思想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主要是在结合中国实际解决重大　问题的过程中体现的,与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同样的历史过程。周恩来在全党全军的集体奋斗中把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内涵用具体的、生动的形式阐发出来,是他对中国革命的卓越贡献。

　　注释:

　　①金岳霖对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

　　告》。

　　②③④《周恩来青少年时代诗文书信集》上卷,四

　　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页。

　　⑤⑥⑦《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年1月版第49页。

　　⑧○10○11○12○22○25《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

　　文献出版社1989年2月第1版第131、133、157、136、

　　804、826页。

　　⑨○17○18○19○23○24《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4、93、

　　106、90、305、352页。

　　○13周恩来:《目前政治形势及党的中心任务》,1931

　　年1月手稿,转引自《周恩来传(1898—1949)》,人民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2月第1版第234页。

　　○14李聚奎:《遵义会议前后》,《星火燎原》丛书,

　　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44、55页。

　　○15《周恩来一生》,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7月版

　　第51、52页。

　　○16《军事文献》(二),1942年编印。

　　○20《新华日报》,1938年10月2日。

　　○21《周恩来书信选集》,第373页。

　　（本文首发在淮阴师范学字院学报上）

　　　 附 ：　周恩来总理简历1898～1976，字翔宇，曾用名伍豪等，江苏淮安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之一。1917年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留学日本。1919年回国。五四运动中，在天津组织觉悟社，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1920年去法国勤工俭学，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中共旅欧支部领导人。1924年回国。1927年8月1日领导南昌起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担任政府总理，兼任过外交部长，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主席.中共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处书记，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八届、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周总理在北京医院不幸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