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并陌生着

——读哈罗德·布姆鲁的《西方正典》

陈 家 桥

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一书，自身也会成为一部经曲作品，当然那是在批评意义上的，不过这仅仅是一个大胆的预言，处于批评流变的批评场合来讲，它还能挺立多久，这本身确实就不仅仅是一个经典化的过程了。布鲁姆无疑是勇敢的。他对于女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等所谓的“憎恨学派”的批评，促使其自身必将关注到文本的某种永恒的内在性上。不过布鲁姆并不仅仅是在单独的文本内部抽取所谓的批评向度，他的最主要的关于认知和审美的强调，其实更多地依赖于他对于经典文本各个延续性的过程中的文本传递的互文思考，这种文本之间的互文性，便是他赖以认识的一个重要命题，影响的焦虑。

《西方经典》正是在影响的焦虑的这个主题下确立了西方以莎士比亚为中心的一个经典化的持续的影响和生成过程。当然布鲁姆以莎士比亚为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文学价值核心，这体现了他关于西方人文系统的绝对认知，当然纯粹从文学的文本意义上来讲，莎士比亚的文学确实具有这样的功能，以其为前提，他对于整个西方文学的脉络做了梳理，涉及到弥尔顿，乔叟、狄更斯、莫里哀、蒙田、歌德、惠特曼、卡夫卡等。影响的焦虑既是强调一代代作家们在阅读和创造过程中对于文本那种纽结性的依赖和捆定，也是把布鲁姆的批评跟广义的社会现实之间斩断了直接联系，而这正是我在阅读《西方正典》时，对于布鲁姆的批评的批评，或者说对他的文学批评的一点陌生化的感受。不过我确实是从他关于莫里哀、狄更斯、乔治艾略特等人的文本分析中，意识到布鲁姆更充分地强调他们或文本中的他们的更加相对个人化的创造，感知和经验，布鲁姆几乎是忽略他们自身与那个社会现实之间的有效的有说服力的社会性关联。

当然，布鲁姆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他沿用了意大利学者维柯关于神权、贵族，民主三个时代创分的概念，而把但丁，狄更斯、卡夫卡和弗洛依德，分别装入了这三个不同的时代框架，然而从文本的实际所指来看，这样的划分恰恰本身是一种误读。是对文本与现实之间的最重要的关联性的误读。从这个角度讲，〈〈西方正典〉〉仍是书写者个人认知上的一个文本梳理。卡夫卡没有真正获得他与二十世纪的经典性的时代关联，同样狄更斯的批判现实主义也并未在其经典性上获得他的说明。

布鲁姆的文学批评，看起来是对西方经典的确立和强调，实际上他更多地是依赖于他对于莎士比亚那个西方绝对价值核心的信任，这个莎士比亚式的文本制造的特质在于他可以创造一个人物，然而他自己却从不越界，即使人物疯狂，他自己并不至于疯狂，这是一种相当冷静的原点，绝妙地说明了莎士比亚无与伦比的文本控制能力。即使布鲁姆强调这些西方经典的互文，影响和持续陌生化的进程，但似乎始终没能在经典作品对它们准确的时代获得社会认知，也就是说《西方经典》最大的特点或许正在于它缺乏当下性，放弃当下性，突显其经典性，这本身也许正是对当下经典的陌生性表达，并有可能使得这种认知获得所谓的“正典”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