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有时评：韩德强 郭松民谈09年大学生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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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韩德强：后扩招时代大学生正承受大牛市巨大风险 》 原文发表于《广州日报》
“研究经济学深入了，我开始批判经济学存在问题；研究管理学深入了，又开始批判管理学存在的问题，研究历史学深入了，自己又会开始批判历史学的问题。”作为中国当前最活跃的学者之一，韩德强并不热衷于他的头衔是“著名经济学家”之类字眼，相反他更为人熟知的是以“批判者”角色出现在舆论的刀锋浪尖，“中国学者反战声明发起人”、“郎顾之争”的拥护者、“中国良心学者”等称谓，往往成为那些领略了他笔下言词犀利，直入病灶的文章后对他的评价。
近日，在恢复高考三十年之际，记者采访了这位85级的大学生，记录了这位从小镇成长起来的著名学者的那段特殊成长经历。
人物简介
韩德强，1967年生，绍兴人，经济学博士。现任职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系。长期思考和研究国内外的一些重大问题，涉猎甚广。其代表作《碰撞——全球化陷阱与中国现实选择》一书被社科院著名学者左大培称为一部“李斯特式”的力作，全面批评了西方的“自由贸易万能”观点。作过几十场学术演讲，由于学术观点独辟蹊径，自成一家，产生了较大影响。
1967年韩德强出生在浙江绍兴小镇上，父母既是工人也是农民，户口属于特殊的“社供应”(居民户和农户的中间状态)。尽管成长在“文革”末期，但从小韩德强就没受过太多饥饿之苦，唯一苦恼的是，韩德强从小胃口大，家里只能每月拿出大量的钱买几近天价1元1斤的黑市粮食。
“家庭对我的最大影响是自由和民主的教育。”小学至中学，韩德强连任班长，班中大小事务都要过问。从小父亲很少干涉他的决定，这让韩德强很小就习惯于管大人事，甚至质疑家族祭祀风俗的必要性。“那时跟父亲讨论祭祀的科学依据，最终让父亲同意自己不参与祭祀活动。”
中学：经历价值观念冲突
1978年以来改革呼声不断，但关心社会的韩德强却始终没法真正明白究竟什么是“改革”。直到1984年10月，正在读高三的他从报上看到中央经济体制报告发表的内容，“按照我的理解，改革就是通过人们对个人利益的关心，使社会利益最大化。”韩德强说，“这和我所受的教育并不一致。”这是韩德强最困惑的时期，街上原本大公无私的标语渐渐被“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所取代了，当身边人开始关心钱，把物质财富当作衡量成功与否的重要尺度，当1984年的春节晚会留给他满场“恭喜发财”的印象时，韩德强“特别想弄清楚是什么带来这种社会的价值观念变化。”
于是1985年高考填志愿时，韩德强下定决心学管理，希望毕业后到国企去体验一番。那一年仅有北航向湖南招收管理学学生，他毫不犹豫地报了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管理工程专业。
大学：直言质疑高校课程设置
1985年秋天，高考分数公布后，韩德强得知自己是北航录取的前几名，“比我分数低好多的几个同学，有的进了清华，有的进了北大。”
进入大学后，韩德强突然发现自己所学的管理工程专业离自己国企管理研究的目标似乎越来越远。韩德强开始怀疑自己所学的专业管理工程的作用，在他看来，“这种抄袭于西方的专业，却没有很好地延伸发展，最终成了一个教条主义的代表。”事实上，这种怀疑的精神，最终在韩德强的身上驻留了下来。此后，研究经济学，他质疑，研究管理学，他也质疑，研究政治学，他同样质疑。十多年来，辩论成了他学术成长的一个重要途径，并让他在一次次舆论的风口浪尖上成名学界，2004年的“郎顾之争”只是他学术生涯中的一个亮点。正因为这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学术精神，让刚满40岁的他成为年轻经济学家中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位。
面对面
后扩招时代大学生正承受着大牛市巨大风险
记者：你怎么评价高等教育30年的路？
韩德强：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并不成功，在教育目标、体制、内容、方法等体现教育产品质量问题时，收费的不断上升与教学质量的下降同时存在，恢复高考30年来，伴随扩招步伐，中国最早接受高等教育的那批学者显然成了牛市的最大受益者，而作为后扩招时代入市的大学生们正承受着大牛市的巨大风险。
高等教育目标
最大问题是目标发生了偏差
记者：反思恢复高考30年改革历程，结合切身经历和体会，你认为当前高等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韩德强：最大的问题是高等教育目标发生偏差，如果教育只是培养打工经济的打工者，跨国公司的装备员，那么今天大学都可取消掉，如果教育只是为培养留学美国作准备，那不如就直接办留美学校。我85级的高中同学里，最初考入大学的39人，大部分当时学的是技术。到2005年，只剩下两个搞技术，而且是在外国公司从事装备技术，假如当初走的是自主创新之路，那么20年后，科技进步的成果很可能在当初的那批大学生身上体现，而现实是，外部环境却使中国成了打工工厂，最初学技术的大学生只能选择其他的行业。这种反映在经济结构上的变化，往往也影响着教育的功能变化。
记者：你所说的经济结构变化最终对教育产生哪些影响？
韩德强：这种反映在经济结构上的变化，对教育的自主创新型要求转变成了依附型。由于是依附型，所以不需要深入技术研究，同时造成人才资源的浪费，最终结果是外部社会对教育、高等教育没有了要求，直接的反映是专业不对口、学非所用的情况很普遍，教师们可以年复一年地教授陈旧的知识，中国学生们不知不觉地学会混。
我骨子里对国家有着深厚感情，但是从利于个人成长而言，每当给别人推荐教育环境时，我感到困惑之余，只能无奈地建议朋友选择西方教育。同样科班出身的外国留华学生，研究热情和深入文献探求真知的精神，让我感受到，西方教育的严谨和负责。
高等教育体制
中国最大腐败可能在教研领域
记者：如何评价中国高等教育体制？
韩德强：高等教育体制突出的问题是大学行政化倾向越来越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学里教授、博导的地位远比处长甚至校长风光，而今高校课题的决定权却掌握在领导的手上，这对教学和科研都是一个打击。由于行政主导，领导们往往无法直接评定教学成果，于是便引用美国SCI等国际期刊论文发表篇数来衡量教学成果，简化教学评定的指标，但是是否国外的刊物就真的代表国内学术水准？但这却产生了博导教授的成名秘诀：“通过模仿甚至抄袭国外热门前沿的研究观点，写出的文章往往容易发表，通过咀嚼别人嚼过的馍，最终好处是，职务有了，房子有了，学生能帮出成果，一不小心就养成了学阀。”一方面是院士、博导频频作假曝光；另一方面则是每年数以亿计的科研投入连水漂都不打就沉下去。在我看来，中国最大的腐败，很可能在教育和科研领域。
高等教育改革
目前教材
记者：随着中小学教改的推进，有关高校课程内容的改革也成了人们关注的话题。
韩德强：目前高校的教材普遍内容陈旧，老师往往都接触不到高新、前沿技术，他们的认知往往滞后于国际前沿很多年，这样教育出来的学生，也是知识陈旧的学生。
记者：当前大学里流行“任你玩四年”的不良现象，你认为，教师是否负有一定责任？
韩德强：在大学里“照本宣科”的现象很常见，特别是大量年轻教师，一方面教学经验、教学方法并不对路，讲课缺乏生动性；另一方面，受房子等经济问题困扰，成为大学教师中日子难熬的群体，于是用大量精力在校外兼职，自然对正常教学的关注就不够。
记者：相比过去大学免费的现象，你怎么看待贫困大学生就学难？
韩德强：农村生源比例下降已成为客观的现实。事实上，真正贫困的学生小学毕业可能就不读了，次贫困的初中毕业就不读了，真正能上大学的往往不是农村最贫困的群体，当然在大学，他们成了城市学生占多数的学生底层，也就是说，这种支付能力的不公，造成大量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就被淘汰。
高等教育收费
以此扩大内需的观点不成立
记者：究竟这种以扩大收费内需为理由的做法，是否达到预期的目的？
韩德强：以高校收费来扩大内需的说法实际上成了掩盖转移财富、扩大贫富差距的大通道。以一位来自小镇赴京上学的大学生为例，第一，大学收费并没扩大当地内需，而是将原本在小镇要花的钱转移到北京；第二，这个学费最终成了大学教师的工资，也就是说成了相对高收入者或是富人的财富。
记者：前面你谈到高等教育的种种弊病，你认为有什么解决办法？
韩德强：短期来看，首先本着教育作为公共产品属性的出发点，教育部、财政部应联手降低学费；其次，为提高高等教育性价比，应加强学生对课程设置、教学评价的民主参与，同时通过对教师的质量评价，能给教师增加压力，使其提高教学热情；第三，应创造机会让大学生参与科研工作实践。
反思中国教育变迁，成功的高等教育应是教育家、教授办学，而不是官僚、科学家办大学，因后者并不真正懂得和在意学生的成长规律。(柳建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