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炜烨而谲诳”（上）
──论刘勰对陆机《文赋》的一个错误批评
李 壮 鹰
【内容提要】战国时期，随着士人对主体性的自觉和张扬，以及他们干预现实、争取人主的强烈要求，产生了一种生动活泼的口头文体形式——“说”。其文体寓说理于叙事之中，因为特别注重对人的“感动”，故所叙之事亦具有形象性、传奇性和虚构性等的特点。它是我国后世小说创作的重要来源之一。后来陆机在《文赋》中明确把“说”定为一种文体，并用“炜烨”与“谲诳”来概括它。陆所谓“炜烨”，即生动性和形象性；“谲诳”，即传奇性和虚构性。这是陆机对先秦“说”体文中所包含的小说特征的准确概括。陆机对这些特征的肯定和赞扬，正与魏晋时期文学创作意识的自觉尤其是小说创作的兴盛有密切关联。而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陆机的“说炜烨而谲诳”的命题进行了攻击，他偷换了陆机所谓“说”的文体概念，又把本指传奇、虚构的“谲诳”讲成“欺诳”，以正统儒家的“义贞”和“忠信”为法斧，对陆机的命题进行了歪曲的否定。刘勰对陆机的这一粗暴悖理的批评，反映了他正统的儒家意识以及否定小说创作的保守的文学立场。南朝以来儒学回潮、尤其是齐梁时代，曾被魏晋士人颠覆了的经学又重新恢复统治地位。而刘勰的观点即是这种时代精神的反映。本论文一方面提出：陆机的“说炜烨而谲诳”，在我国小说批评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不应该受后世权威批评的影响而对它加以轻视和忽略。同时也提醒“龙学”的研究者，万不可脱离时代，把《文心雕龙》看成是绝对完满、完全公正的超越性体系。要注意走出过去“经学”研究的桎梏，把《文心雕龙》真正放到它所处的具体时代语境去考察，从而在看到它的辉煌的同时，也能看到它的鄙陋，看到它的局限性和不可避免的谬误。
【关键词】说 谲诳 小说 虚构 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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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实斋《文史通义·文德》云：“刘勰氏出，本陆机氏说而昌论文心；苏辙氏出，本韩愈氏说而昌论文气”。《文心雕龙》之论文，是对陆机《文赋》的绍述；苏辙的壮游养气之论，是对韩愈养气说的发扬。然而刘勰、苏辙作为学生，对他们所“本”的老师的态度却大不相同：苏辙对韩愈是恭敬的，他继承了乃父乃兄的尊韩情结，将韩愈和孟子并列，甚至使“韩”雄踞于“孟”前，称为“韩孟”（见《栾城集》卷二十《进士策问》）。而刘勰对老师就没那么崇拜了。众所周知，刘勰的《文心雕龙》在很大程度上是“弥伦群言”的结果，其老师非只陆机一人，他实际上是博采、诠序了魏晋以来论文者的很多东西方成此书的，故黄季刚谓“《文心》多袭前人立论”也（《文心雕龙札记》）。但刘勰却颇有一种过河拆桥、六亲不认的叛师气概。他写竟《文心雕龙》四十九篇之后，又提刀四顾、踌躇满志地写了一篇《序志》。在《序志》中，他是这样历数在他之前论文的一大串先贤的：
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至于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瑒文论，陆机《文赋》，仲洽《流别》，宏范《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或臧否当时之才，或诠品前修之文，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机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巧，《翰林》浅而寡要。又君山公干之徒，吉甫士龙之辈，泛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
在这一段话中，他不但丝毫没有提到这些先驱对自己的帮助，而且是一口气把他们统统抹倒。“无益后生之虑”，这是刘勰对他之前一系列论文著作价值所下的结论！这一结论的偏颇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若没有这些先贤筚路蓝缕的开拓，根本就不会有刘勰这位”后生”的《文心雕龙》。而在被刘勰这一阵排枪所撂倒的一大片老师中，最冤枉的要算是陆机。我们读《文心雕龙》，如能够仔细地参读《文赋》，就会发现，短短的一篇《文赋》，不仅已涵盖了《文心雕龙》全书的大体结构，而且《文心雕龙》中的诸多基本看法，运思路径，都可以在《文赋》中找到端倪。故《文赋》之于《文心》，正如椎轮之于大辂，其草创之功，未可泯也，章实斋谓刘勰“本陆机氏说而昌论《文心》”，洵非虚语。然而刘勰在《文心雕龙》中非但讳谈所本，而且多次以批评《文赋》来显示自己的高明。
其实，刘勰之讳言其本、露己扬才，主要是受到了时风的习染。《颜氏家训•文章篇》提到过六朝文人的炫俗夸世之风，他说：那时的士人多自“矜伐”而“忽于持操”，“一事惬当，一句精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旁人”。看来刘勰没能逃出这种风气的影响+[1]。《文心•序志》一方面痛贬先贤的“无益”，另一方面又不厌其烦地称诩自作的登峰造极：“文之枢纽，亦云极矣”；“上篇以上，纲领明矣”；“下篇以下，毛目显矣”，总之：“按轡文雅之场，环络藻绘之府，亦几乎备矣！”这不正是善于自见、崇己抑人的矜伐之风的典型表现吗！当然，矜伐自矜伐，今天看来，《文心》论文之淹通精审、体大虑周，确实是超乎前人的，刘勰也的确不失为深谙文学之理的巨匠，他对于陆机《文赋》的批评也并非毫无道理。比如他在《序志》中说《文赋》“碎乱”，在《总术》中也说《文赋》“泛论纤悉，而实体未该”，都还是符合事实的。可也正因为他矜伐，其中也就有出于自己的浮躁和意气而批错露怯的地方。作为研究者，我对他正确的批评和错误的批评都很关心，但似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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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勰的崇己抑人，是时风习染的结果。 魏晋六朝时代，是文人士大夫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性得到极大的张扬的时代。汉末社会的惨烈丧乱与动荡，促使士人对短暂的人生中自我价值的反思；而封建大一统的王纲解纽，使尊崇群体、压抑个性的儒学思想统治完全轰毁；以老庄思想为核心的玄学的兴起，也为人们追求个体精神的自由和解放提供了合适的温度。在这种情况下，长期被囚禁在名教之下的人的鲜活的个性，也就被理直气壮地强调出来。《世说新语·品藻》载：“桓温问殷浩：‘卿何如我？’殷答曰：‘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宁作我，可以看作是魏晋士人崇尚自我，崇尚独立精神人格的宣言。在这个时代中，那长期被汉代官方意识形态所放逐的、感性的、自然的“我”，不仅回归于士人的心中，而且，好象是对汉儒压制自我的惩罚似的，它很快地就跃居于士人的精神世界的中心，成为他们价值判断的唯一依据和思想行为的出发点。
价值判断首先是自我判断，因为士人以“我”为核心，故在自我评价上往往有超高的自信。“傲”，是当时士人自我崇拜的一个突出表现，葛洪在《抱朴子·疾谬第二十五》中说当时的士林风气：“世故继有，礼教渐颓，故让莫崇，傲慢成俗。”“今人何其愦慢傲放如此乎！”魏晋以还 ，士人中颇多恃才傲物、不可一世的狂者：《金楼子·立言篇九下》载祢衡云：“荀彧强可与语，余人皆酒瓮饭囊。”《世说新语·品藻》载：“或 问殷浩：‘卿定何如裴逸民？ ’良久答曰：‘固当胜耳！’又：“桓大司马（温）下都，问真长（刘惔）曰：‘闻会稽王（司马昱）语奇进，尔邪？’刘曰：‘极进。然固是第二流人耳！’桓曰： ‘ 第一流复是谁？’刘曰：‘正是我辈尔！”都是文人狂傲的例子。
这种大言不惭、理直气壮的自我矜伐之风，更突出的表现在文学创作之中。那时的文人，“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曹植《与杨德祖书》），他们“暗于自见，谓己为贤”（曹丕《典论·论文》）自矜其能，以居人下为耻 。《世说新语·品藻》载：“谢万作《八贤论》，与孙兴公（绰）往返，小有利钝。谢后出以示顾君齐（夷），顾曰：‘ 我亦作，知君当无所名！’”《世说》刘孝标注引宋明帝《文章志》：“ 有问羲之云：‘世论卿书不逮献之。’答曰：‘殊不尔也。’他日见献之，问：‘尊君书何如？ ’献之不答。又问：‘论者云君固当不如。’献之笑而答曰：‘人哪得知之也！’”说明这种争强斗胜、互不买账的风气，甚至在父子之间也不例外。那时的文士们不但傲视同代，甚至肆无忌惮地藐视经典和古代圣贤 。《世说新语·文学》：“庾子嵩（庾敱）读《庄子》，开卷一尺许，便放去，曰：‘了不异人意！’”《南史·张融传》：“ 永明二年，宗明观讲，（张融）扶入就榻，私索酒饮之。难问既毕，乃长叹曰：‘呜呼，仲尼独何人哉！’”又载：“ （张）融善草书，常自美其能，帝（宋武帝）曰：‘卿书殊有骨力，但恨无二王法。’答曰：‘非恨臣无二王法，亦恨二王无臣法。’……常叹曰：‘不恨我不见古人，所恨古人又不见我！”……
这种鼻孔撩天，睥睨千古的“狂”，便是那个时代的名士的“本色”和“风流”。它以一种自我矜伐的形象，反映了士人的主体意识在长期受压之后的反弹与膨胀。从历史上看，文人的自矜之风发于汉末，大煽于两晋，其余烈一直延宕于六朝，而且由豪族大腕儿扩展到一般文人，成为整个士林中的一种“流行性感冒”。 故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评当时文坛 ：“矜伐忽于操持，果于进取。今世文士，此患弥切。”“神厉九霄，志凌千古，自吟自赏，不觉更有旁人。”又云：“吾见世人，至无才思，自谓清华，流布丑拙，亦以众矣，江南号为‘詅痴符’。”便是当时士林这种风气的写照。他还举了一个典型的个案：“近在并州，有一士族，好为可笑诗赋，众共嘲弄，虚相赞说，便击牛酣酒，招延声誉。其妻，明鉴人也，泣而谏之。此人叹曰：‘才华不为妻子所容，何况行路！’至死不觉。”又，《南史·文学·檀超传》附载：刘宋时文人吴迈远，“好自夸而嗤鄙他人，每作诗，得称意语，辄掷地呼曰：‘曹子建何足数哉！’”他的狂言，惊动了爱才的皇帝，“宋明帝闻而招之，及见，曰：‘此人连绝之外，无所复有。’”钟嵘《诗品》卷下所载的宋齐之际的文人袁嘏，也是这号人物：“嘏诗平平耳，多自谓能。尝语徐太尉：‘我诗有生气，须人捉着，不尔便飞去。’”而汤惠休也与他对狂： “湯休謂（吳邁）遠曰：‘我詩可爲汝詩父！’” 这些事例，都足以说明六朝时文人矜伐的时代风气。所以我说，刘勰的矜才扬己，可以说是一种时代性格，此病固不可不知，但于他本人却又未可深非也。
后者更感兴趣。因为这一点在以往的《文心雕龙》研究中常常是被忽略的。多年以来，《文心雕龙》的研究是我们古文论研究的中心，“龙学”成了我们古文论界的“经学”。而且由于历史的惯性，我们不少的研究者也自觉不自觉地陷入前代经学的研究模式。而经学研究的最大弊病，就是预先设定被研究之经典的绝对完满，使研究者的思维以它为中轴，千方百计地阐释它的正确，从而掩盖、甚至弥纶了它之中本来存在的谬误和缺陷。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拟另撰文来谈，这里不赘。
《文心雕龙》中，除了前文所举的对于《文赋》的笼统否定，还有两处对《文赋》的具体论述的批驳。遗憾的很，这两处都是批错了的。
第一处误批已为钱锺书先生所拈出。《文赋》中有这样一段话：“彼榛楛之勿剪，亦蒙荣于集翠。缀《下里》于《白雪》，吾亦济夫所伟”。原意是讲作家对文章的熔裁要适可而止，他不能把平凡的句子全部删掉，因为凡句在文章中具有衬托警句的功能。这就是说，陆机在《文赋》中实际上是精审地论述了警句与凡句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文章要“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虽众辞之有条，必待兹而效绩”。所谓“效绩”于“众辞”，讲的是警句对凡句的点化和提升作用，这用明人谭元春的话说，即“一句之灵能回一篇之朴”。而另一方面，正如榛楛能使翠鸟托足，文章中凡句之存在，亦能衬得篇中的亮点更加夺目，从而可“济”其“伟”，此谭元春所谓“一篇之朴能养一句之神”也（见《明文海》卷二五四谭元春《自序》）。而刘勰则没有领会陆机的深意，他在《文心雕龙·熔裁篇》中对陆机有这样的批评：
夫煤锦制衣，修短有度。虽玩其采，不倍领袖。巧犹难繁，况在于拙？而《文赋》以为“榛楛勿剪”，“庸音足曲”，其识非不鉴，乃情苦芟繁也。
他认为，陆机之所以主张勿剪榛楛，乃因为他本人就为文罗嗦，即所谓“士衡才优，而缀辞尤繁”，故其为文，肆笔之后即率尔出手，懒于删芟也。这显然是一个建立在错误理解上的指责。钱锺书对此深致感慨：“老于文学如刘勰，则于‘济夫所伟’亦乏会心，只谓作者‘识’庸音之宜‘芟’而‘情’不忍‘芟’。李善以下醉心于《选》学于此茗艼无知，又不足咎也”（《管锥编•全晋文卷九十七》）。其实，从这个例子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作为单纯的评论家的刘勰和注家的李善不如兼为作家的陆机之处：陆机之《文赋》，本身就是自己写作的经验的总结，他是从他创作中的实际感受出发来谈剪裁的。也正因为如此，他对庸音与警句的辩证关系就有深切的体会。而刘勰等人则只是从外部简单地看待删削，故对其中的奥妙从未梦见也。
除此以外，《文心雕龙》中还有一处对《文赋》内容的具体批评，可惜它也和前一个批评一样，不但反映刘勰对文学“亦乏会心”，而且也是李善以下的《选》学者“茗艼无知”的，本文想重点谈谈这个误批。
《文赋》论文，釐为十体，即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其中对于“说”的文体特点，陆机把它与“奏”相对，作了这样的界定：
奏平彻以闲雅，
说炜烨而谲诳。
而在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中，对于“说”的文体特征及发展，也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意见，末了对陆机的界定提出严厉的讦难。为了分析的方便，姑不避繁冗，把刘勰的有关论述全部引在下面：
说者，悦也。兑为口舌，故言资悦懌；过悦必伪，故舜惊谗说。说之善者，伊尹以论味隆殷，太公以辨钓兴周。及烛武行而纾郑，端木出而存鲁，亦其美也。
暨战国争雄，辩士云涌。从横参谋，长短角势。转丸驰其巧辞，飞钳服其精术。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隐赈而封。
至汉定秦楚，辩士弥节。郦君既毙于齐镬，蒯子几入于汉鼎。虽复贾客籍甚，张释傅会，杜钦文辨，楼护唇舌，頡頏万乘之阶，抵嘘公卿之席。并顺风以托势，莫能逆波而泝洄矣夫。
说贵附会，弛张相随。不专缓颊，亦在刀笔。范睢之言事，李斯之止逐，并烦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书之善说也。至于邹阳之说吴梁，喻巧而理至，故虽危而无咎矣；敬通之说鲍邓，事缓而文繁，所以力骋而罕遇也。
凡说之枢要，必使时利而义贞，进有契于成物，退无阻于荣身。自非谲敌，则唯忠与信。披肝胆以献主，飞文敏以济辞，此说之本也。而陆氏直称“说炜晔以谲诳”，何哉？
在这一节被纪昀评为“树义甚伟”（黄叔琳《文心雕龙注》附载纪评）的议论中，刘勰首先考之以字源，取“说”字的“悦”的含义，然後将它定位于臣下对君主“言资悦懌”的劝谏，并认为这种劝谏“不专缓颊，亦在刀笔”，即不但包括口说，也包括笔奏。他先举了上古的伊尹、姜尚，战国的纵横家，秦汉之际的郦食其、蒯通，以及汉开国后的贾谊、张释之等人对君主的口头劝说为例，又举了好多谋士对君主的上书：如范睢的《上秦昭王书》；李斯的《谏逐客书》；邹阳的《上吴王书》和《狱中上梁孝王书》等等。最后得出一条结论，即“说”之枢要在于“时利而义贞”，亦即利于时势、旨义贞正。基此，他强烈地攻击陆机关于“说”体“谲诳”的界定，指出：不论是口谏还是笔奏，“说”所面对的对象都是君主而并非敌人。既然如此，那么说者心中必当“唯忠与信”，何来“谲诳”──亦即诡诈欺诳之谈呢！
应该说，刘勰从臣下对君主的谏议的角度上来理解“说”，还是符合陆机的原意的。因为《文赋》所立十体，其分法受《典论·论文》的“四科八类”的影响，十体之中，每两体联举，使之相邻相对，以突出二者之间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关系。譬如诗与赋、碑与诔、铭与箴等皆是也。奏与说亦然，它原于《典论论文》四科的“奏、议”并列，二者在文体上虽有区别，但它们都是面对君王的，故陆机将它们作为一组而联举之。但如果我们稍微用心地读一下刘勰对“说”的具体论述就会发现，他关于“说”的“不专缓颊，亦在刀笔”的说法，不但与《文赋》的“奏、说”分列相违，而且也与刘勰自己在《文心雕龙》中文体分类相悖：因为在《文心雕龙》所开列的三十三种文体中已有“奏”之一体，并专立《启奏篇》来探讨。而且刘勰在该篇中也明确表示：“上书为奏”。而这里他又把上书归入“说”中，这岂不是明显的自相矛盾吗？此其一。随之而来的是：“说” 既然涵括口谏与上书，那么它的意义也就不复是一种特定的文体形式，而是一种宽泛的“劝谏”行为了。刘勰所谓的“时利而义贞”也好，“唯忠与信”也好，都只是对这种劝谏行为所下的结论，而与文体无关。这也就是说，“说”这个文体概念，在刘勰对陆机的讦难中预先就被偷换掉了。需要指出，刘勰此处的偷换概念是蓄意的，关于这一点将在下文详论。
另外，刘勰把陆机的“谲诳”直讲成心术邪辟的欺诈，亦与原文龃龉不合。按陆机《文赋》列举完十体的特征之后，对各种文体在思想内容上有两句原则性的要求：“虽区分之在兹，亦禁邪而制放”。可知他前文有关各体的“平彻闲雅”、“炜晔谲诳”等论述，只及形式风格而未涉内容心术，对各种风格亦一概肯定而并无轩轾。刘勰以贬抑性的“欺诈”来释“谲诳”，貌似有理而实属歪曲。（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