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纯经济意义上说，中国与绝大多数西方国家没有多大本质上的区别，而只有量化上的区别。且不说北欧和加拿大这样的社会福利国家，就拿英国、法国、德国等工业强国来说，其相当比例的工业企业属于国家所有制，如航空、铁路、矿业以及军事工业等。上世纪70年代，英国国有经济产值在国民总产值中已占50％以上，国营企业投资已占全国投资总额的40％以上；法国国有经济在国民总产值中已占42％，国营企业投资额已占全国投资额的38％；联邦德国国有经济在国民收入中已占47.2％，在投资总额中占31％；美国国家资产价值已占全国国民财富的30％以上。美国在西方国家中是个例外，相对来说，只有它是一个“纯资本主义”的国家，也就是说，国家任何组织不得赢利，所有的赢利组织必须是私营的。比如航天和所有军事尖端领域，都是由国家招标后，与私营公司签约，由完全后者进行资本的具体运作。 日本国有经济在国民收入中已占25.3％，国有固定资本已占全国总固定资本的19.9％。

“整个法兰西都是巴黎的郊区！”诗人海涅如此说过。此话形象地点出了法国的中央集权之强。这一特点既见诸于政治，也见诸于经济，国有经济比重大就是突出表现。这是法国的国情，形成有历史原因，也起过历史作用。与中国改革有着殊途同归之处，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自由市场经济思想主导下，法国历届右翼政府都把私有化当作要务，以减少国有经济的比重。正当英国保守党撒切尔政府在70年代末大力推行私有化时，正当西方私有化思潮广为传播时，具有反潮流精神的法国社会党密特朗政府逆私有化浪潮，大力推行国有化，进一步掀起了国有化浪潮。若斯潘“多元左翼”政府执政一年多来，通过资本开放、资产转让、公私联手等方式，对十几家国有大企业实行资本重组，转变其体制。欧洲一体化加深和国际竞争加剧，则是法国国企转制的外部原因。欧元启动，欧洲统一资金市场应运而生，泛欧交易所也在酝酿中。外部资金也涌入这个市场。竞争激烈的高技术产业属资本密集型，没有雄厚资本，谁也难以立足。而法国国有经济比重大是它充分利用这个资金市场的障碍，所以必须“重组工业”。西方企业合并热的动力之一也是集中资本。法国此前只对竞争性工商企业实行私有化，不触及公共服务部门，而电讯公司的资本开放表明，它在突破这个限制。原因是，欧盟要求其成员国放开对能源和运输等一些公共服务部门的控制，英国电讯公司同美国ATT联手，也是一种外部压力。但到2003年，法国国有经济仍占整个国民经济的45%左右，也就是私营经济占55％左右。

德国国有经济比较大，它所实行“社会市场经济”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很类似。经营国有经济的理由：一是涉及到国家安全的由国家办；二是社会需要的，私人不愿意办的，国家办；还有的是国家办不了的，就由州里办。

在以往20多年里，全球私有化“浪潮”的泛起主要有三个源头：一是1980年代初期，由英国撒切尔政府实行的一系列去国家化（denationalization）的措施所创造出来的“样板”作用；二是1980年代末期，由前苏联和东欧出现的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而显示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优越；三是出自于国际经济组织对会员国的压力，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为主的组织几乎毫无例外的将减少国家干预、公营事业私有化做为经援贫穷国家的前提之一。不论造成风潮的来源为何，其背后却都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础，也就是国营事业大规模的私有化是提升整体经济档次和企业竞争力的唯一途径。

然而，最近的美国及全球金融大危机为“私有化”与“国有化”两大取向之争，带来新的变数与两难。美国的金融危机已经从最初的美国次贷危机扩散到了全球范围，甚至引起冰岛一类的国家破产。 2009年2月14日，7,872亿的美国政府经济刺激方案通过，这是政府干预市场的划时代之举。美国有关专家分析说，金融危机已从一次市场正常操作的崩坏变为一个历史性转折，美国正走向“国有化”道路。对于深受危机影响的企业，“国有化”比破产清偿要有利；然而对于渡过危机之后如何让“国有化”了的企业重新私有化，却是更大的难题。在2008年九月金融危机深化之前，美国政府一直认为不应介入市场操作，以避免引起道德风险等问题，而当今，金融危机却提供了机会，让美国人重新思考市场建设与政府参与的问题。2008年九月，美国联邦储蓄委员会宣布将向陷于破产边缘的保险巨头美国国际集团(AIG)提供850亿美元紧急贷款，将其“国有化”，但结果导致其股价从60美元跌到40美分左右，普通股股东的损失巨大。美国其他著名金融机构如高盛、摩根大通银行等也严重亏损，2009年2月间，花旗集团与美国政府进行了股权问题谈判。还有的专家指出，银行“国有化”是美、欧政府为了拯救金融体系与整体经济而被迫吞下的一剂“苦药”。小股东的利益将受到巨大的伤害，但有助于稳定金融体系，提升大众信心，进而帮助经济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