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历史巧合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民（私）营经济的发展，正好与西方世界以及全球的私有化风潮产生了某种殊途同归的合流。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 Keynes）的有效需求理论在欧美盛行。从创造需求以带动经济发展的信念出发，国家既主导经济的重建和发展，又采取重大公共工程和直接经营企业的手段，造就大量投资和就业机会，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市场的功能。

    1980年代初期，风向改变，在英国保守党的执政和美国总统里根的上台后，政治的保守主义和自由经济主义逐渐蔓延滋长，其中一个重要背景是，各国政府陷于预算膨胀和财政赤字持续累积的困境。除了政客的意向外，英美两国的自由派经济专家学者，以自身在国际学术上的强权优势，或以在国内外的经济组织中所占据的重要官方或非官方位置，为私有化正当性鸣锣开道。过去20多年来，有关减少政府干预、解除管制、开放竞争以及实施私有化的主张，逐渐变成经济学及其各个领域探讨的显学。宣扬市场经济和私有化的学者逐渐成为主流，越来越多的经济组织所聘请的顾问都是这些人物。例如，以鼓吹私有化见著的美国经济学家汉克曾任世界银行的顾问，并在雷根政府时期主持民营化政策的推动工作；后来在1997年马来西亚金融风暴时，也曾为该政府的座上宾。

    私有化的理论基础在于对个人财产所有权制度的坚持，它来源于洛克的社会理念和亚当.斯密经济思路，这就是以个人价值和自由精神来摆脱国家和制度窠臼，争取私有财产制的根本保障。奥地利学派的海耶克和米塞斯对私有化加以更深的的学术化，进一步主张个人理性选择、市场自我管理能力和市场资本主义式的效率追求之间的一致性。海耶克强调国家的经济干预直接破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必将导致类似苏联式“共产主义”的后果。米塞斯认为，对人类社会来说，或是官僚式的管理，或是利润管理，二者必择其一。唯有后者才能发挥个人活力和创造力，重塑企业家的精神；而由国家经营和管理的公营事业则缺乏利润动机，因此无法最有效地分配资源。

    在北美，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成为自由经济思潮的坚固城堡。以货币学派的傅立德曼和人力资本论者贝克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学者，从市场均衡状态的自然达成和个人理性选择为出发点，坚持货币紧缩政策，主张解禁经济管制，提出让价格机制和利润的追求发挥最大的作用。拥护公共选择说的布肯南（James Buchanan）和鼓吹产权理论的阿尔钦（Armen A. Alchain）和德姆塞兹（Harold Demsetz）则论证产权私有化的直接经济意义，主张若无竞争压力，公营事业生产必定服务效率差，而因产权公有，却并无破产之虑，故资产和人力无法发挥最佳效用。因而，这一类学者得出结论，产权私有化是必然的选择，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的大变更正是证明了“政府无能”和自由经济主义的合理。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宣称，国家干预经济事务所造成的公权力扩张，除对个人经济自由的损害之外，还引发预算膨胀、收支长期失衡以及整体经济的停滞。以市场经济为导向，解禁经济管制，并实施公营事业私有化，才是摆脱上述困境的唯一坦途。有经济学者列出私有化所能获得的效益如下：产品和服务选择的多样性、生产和管理的更大弹性、加速高度成长、改善产品及服务的品质、满足消费者的基本需要和其他需求、减少政府赤字、创造更多的工作与机会、提高所得及创造更多的永久性工作。(总而言之，私有化几乎包医百病。

自1990年代初期以来，在这几乎清一色的大合唱中，也间或出现一些不同的杂音。例如反对有关私人产权、竞争和效率之间具有一定正比例关系的说法，还指责了市场经济的鼓吹者显然忽略各国内部社会结构的特性和私有化所引起的社会效果。从历史和宏观的角度来看，所有权归属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产业或企业组织产权的分布模式，主要揭示了各个经济体的历史发展阶段和政治的特殊性，而所谓经济理性并无起到主导作用。因此，即使是在经济发展程度接近的欧洲国家中，产权的模式和经营目标都迥然相异，既不能归结为生态原因，亦不能用经济效率的观点解释。因此，在波维尔（Walter Powell）的看来，历史性和结构性的因素，如统治阶级政治权力的正当性基础，阶级和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政治的意识型态和经济发展的阶段等，才是影响国家内部产权安排的究极之因。 如此看来，自由经济主义的思潮从根本上既反历史又反现实的。

    皮特里斯（Christos Pitelis）和克拉克（Thomas Clarke）指出，英国的作法并非西方工业国家采用的普遍模式，但最常作为私有化风潮形成的引证。除了英国，其他经济体并未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动作。铁路、邮政和电信等许多核心经济依然公营；国营航空也不烧碱。法国公用事业仍旧国有。对产权归属与市场竞争之间的关系来说，把国产改为私人经营不一定是强化公营事业竞争力唯一或最有效的途径。从理论上讲，可以用各种不同的配置或策略来推动竞争的产生，例如，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具有替代性的公营事业彼此之间的竞争（如铁路与公路运输之间）、产业开放竞争之后公营与私人企业之间的竞争（如公营客运与私营客运）、国外相同产业厂商加入国内市场之后所产生出来的竞争（如本国航空与不同国籍航空公司）、或是进口的产品或服务与国产品的竞争（如国产品与国外饮料）等，也都不需要改变公营事业所有权的归属即可达到竞争的效果。而产权归属与效率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关系，也未获实证研究的认可。卡沃斯（D. W. Caves）和克瑞斯滕森（L. R. Christensen）比较加拿大的公有和民有铁路的经营效果差异，也并未发现所有权与经营效率之间有任何关系。

    根据马丁（Martin）和帕克（Parker）（1997）对英国11个已被私有化之公营企业的研究，就私有化最主要的诉求，即提高效率而言，有些企业效率提高、有些却反而降低，并没有一致的结果。竞争与效率的相关性是与事业的经营方式和真正公平竞争环境的存在与否有关。在产业中赢得竞争的企业不一定为效率最高的。企业在市场中的运作并非仅为获得经济资源及顾客，还必须占据政治权力和产业内的有利基础，因为后者往往才是生存的要件。为此目的，企业必须进行各种程度和形式的调整，但这些作法并非满足效率的要求，而只是为了顺应所属产业内制度化、同质化的结构特征。在对资源，原料来源、市场的行销等操作能力进行加强之后，企业依靠旧有的市场优势就足以继续生存，而效率并非头等因素。以此推断，那些具有政商密切关系的资本家常常能以并不高的经营效率就从国家经济决策中得利。例如，在法国的私有化过程中，与当权者密切的资本家确实因政策的执行大获其益。 政府管理能力能否由市场力量取代，而产生一个遵循公平竞争原则的环境，这很难得到验证。

    把私有看作单纯经济政策的结果，就是忽略了人们常常用非经济的手段来促使效率的提高，而并非是管理或技术提升的结果。在一些私有化的企业中，竞争力指标的改善主要建立在降低劳动条件之上的，其手段包括缩减人力和增加劳动强度。效率的提升往往是牺牲劳工的权益。在经济或管理学者的利润或生产力的计算公式中，忽略了这种将成本转嫁给劳动者的手段。资源的再分配并不意味整体社会福祉的提升。

    私有化主张的另一个误导是，当国有财产的股权出让之后，民众的投资机会将会开阔，资本主义从而得以大众化。这也是英国撒切尔夫人极力推动私有化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但从私有化在英国和日本所推行的结果来看，资本主义大众化并未出现，却是股权得到机构化和公司化，实际上为一种资本主义财富积累原则的再现。因私有化而获利的包括执政党、原公营事业的主管、股票的大户和银行在劳工因为私有化而失去工作机会或是劳动条件被压缩、一般民众股票的拥有量微不足道的相对发展之下，私有化反而恶化了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性。

    可以发现，市场资本主义所成就的似乎只是资本阶级利益的加速累积，而未必是资源的有效利用或是整体经济效益的提升。让人关注的是私有化对于资源分配所造成的效果也并不仅限于劳动市场。政党之间也用私有化做为吸收选票或是优惠朋党的筹码，甚至是打击对手的策略。以英国为例，撒切尔夫人在竞选第一任首相之前，提出公营事业私有化主要是为了与工党的政策有所区别，以吸引中产阶级选民。保守党政府甚至不讳言，由于工会做为工党的坚定支持者，私有化的推动也是为了要削弱国营事业工会的力量和工党的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