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活60年，陪妻子享受“黄金时代”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茅于轼，中国当前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中国民间经济学者的重要代表，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最具贡献的十位经济学家之一和“当代中国最有道德修养和良知的经济学家”。从理论研究到社会实践，他的先锐思想和社会实践对经济改革功不可没。近几年，他质疑“18亿亩耕地红线”，建议取消“经适房”，提出“廉租房无厕论”，这些重量级言论也引起一次次公共话题。
喧嚣嘈杂声里，这位耄耋老人却愉悦地说：“这一生，极其完美，跟谁也不换。”让他此生无悔的，是夫人赵燕玲，“我一生最值得写的就是赵燕玲，她是我幸福的第一泉源。”茅老想再活60年，陪夫人享受迟到的“黄金时代”。
红颜非祸水，郎才女貌缔造乱世诚挚情
1953年春，24岁的茅于轼走进苏州一条巷的63号门，一位女孩缓步迎来，白底蓝色圆点的衬衣配着合身的长裤，眼含情眉带笑，素雅灵动，茅于轼被她的绝色震住了。
女孩叫赵燕玲，出身富商之家，19岁，是助产学校的学生。自幼饱读诗书的茅于轼文质彬彬，和整天围着赵燕玲转的老师同学不一样，那沉稳和淡定是令她欢喜的。
茅于轼出身南京名门世家，父亲是铁道专家茅以新，伯父是桥梁专家茅以升。1950年，他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到齐齐哈尔铁路局工作，初恋女友却不愿追随。几年后，亲戚牵线，他千里迢迢来到苏州，权当旅游消遣，未曾想一见钟情。
次年秋，赵燕玲毕业来到齐齐哈尔铁路医院，几乎倾倒了整个城市，影楼里贴着她的大幅照片；舞厅里旋转着她的身影——领导经常调班让她参加舞会；同事们争相请她和茅于轼吃饭，只为多亲近一次芳容……茅于轼很自豪，偶尔担心女友被人惦记上，但从未阻扰她的活动，只是尽心照顾她。
和苏州相比，齐齐哈尔的生活环境很差。第一次吃饭，看着碗里黄澄澄的小米饭，赵燕玲误以为是蛋炒饭，细嚼之后不觉皱起眉头。茅于轼注意到赵燕玲的不习惯，自责疏忽大意，忘了苏州人是喜欢吃软糯的，赵燕玲忙大口咽下，说：“没关系，慢慢会习惯的。”
再吃饭时，赵燕玲碗里每次都盛满白花花的大米饭——那时候，每人每月只有十碗大米，茅于轼想方设法调剂给她吃；休息的时候，茅于轼带着赵燕玲四处搜寻她喜欢吃的。虽然身在异乡，有茅于轼在身边照顾，赵燕玲没有孤寂和不适，两个人靠得越来越近。
这时，有人向赵燕玲“泄密”——茅于轼和他以前的女朋友通信。赵燕玲给茅于轼的父母织着毛衣，不停手，也不漏半点心思，讨好的人讪讪而去。茅于轼来了，拿出一封信说，以前的女友想复合，但过去的不可能回头，“我知道现在该对谁好。”赵燕玲淡淡一笑，不指责，也没有窃喜，她告诉自己，她是为着茅于轼来到这里，不能分心，何况，茅于轼如此坦诚，也确实非常出色。
茅于轼是铁路局的先进工作者，24岁便在中科院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引起整个铁路系统的注意。赵燕玲也不落后，她是助产士，一副“娇小姐”的身架，做起事来却干净利落，护士们都抢着跟她的班，一年后就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但由于生活条件欠佳，落下了胃溃疡的病根。
这对郎才女貌的情侣引来无数赞叹，青春激情飞扬的日子里，互相倾慕的两个人度过了最幸福的时光，1955年，他们结婚了。
不久，茅于轼被召回北京，成为铁道科学研究院的副研究员，年仅28岁的他本想大展宏图，却在历史的捉弄下走上另一条人生路。
两年后，茅于轼的很多话被定为“右派言论”，当时，赵燕玲已有身孕，因胃溃疡而经常吐血，茅于轼不忍心打击她，在单位受排挤遭牵制，回到家就强颜欢笑硬撑着。
1958年5月，儿子茅为星出生了，刚刚体味初为人父的喜悦，茅于轼又被戴上了“右派”帽子，降薪3级。拿着工资回家，实在瞒不住了，茅于轼刚说了一句：“对不起，让你跟着受苦了。”眼泪便止不住地滚落。
抱着嗷嗷待哺的儿子，赵燕玲为丈夫的泪水心酸，冰雪聪明的她知道，少拿点钱委屈不倒丈夫，一家人的境遇和他理想的夭折最让他心痛。
科研项目不沾边，重要课题无缘，令才华横溢的茅于轼透不过气来，但回到家，他总要例行公事一般对赵燕玲说一声：“今天很好的。”然后闷头看书消解心头的沉郁，脸上却再也挤不出一丝笑意。赵燕玲“察言观色”，心里有数，适时地把儿子抱给茅于轼，看着父子俩耍得高兴，赵燕玲心里也随着豁朗很多。
婆婆有时会对茅于轼抱怨说：“你要是嘴巴甜一点，就不会吃这些苦头。”赵燕玲便朝婆婆使眼色，她不想丈夫心里的伤疤受半点惊扰。
第二年国庆，茅于轼终于摘掉了“右派”帽子，却又作为没改造好的“右派”下放到山东藤县劳改。
茅于轼前脚刚走，对赵燕玲觊觎已久的人就粉墨登场了。一天夜里，赵燕玲哄儿子睡下，突然听到有人在敲窗玻璃，跟着传来隔壁某位局长的声音，赵燕玲婉言相劝，对方却依旧死缠烂打，她便不再理会。接着，陆续有人盯着她不放，更有心怀叵测者打着组织的旗号威胁她和茅于轼离婚，赵燕玲揣摩透了这些人的心思，不冷不热地回复道：“如果他真的反党反社会，不用你说，我早就离开他了……他有什么不好？只是说了一些真话。”
等茅于轼回家探亲，全身浮肿，脱鞋子都弯不下腰，赵燕玲蹲下来帮他解鞋带，家里遭遇的千般屈辱抵不过此刻的心痛。那几天，茅于轼从别人嘴里听说了家里的事，他激动地说：“我无权无势无法保护你，如果要划清的话，我不会怪你。”赵燕玲不多表白，一门心思盘算着去哪里买营养品，天不亮她就去商店排队，娇小柔弱的身子被推来搡去，脚也被踩得生疼。
一年后，茅于轼调回北京，1965年女儿茅燕星出生，更大的劫难也再次降临。
撑起一家的风骨，苦难里妻子是幸福的帆
1966年8月23日，一家老小正准备吃晚饭，一阵嘈杂声随着一群气势汹汹的红卫兵破门而入。饭桌被一脚踢翻，家里的角角落落被翻个底朝天，连孩子的尿布也不放过。接着，一家人被赶到一个1尺深的大水池子里，茅于轼和父亲被剃了光头，赵燕玲和婆婆被剃成阴阳头，孩子的哭声隐隐传来，每个人的心都沉到了最黑暗处。
红卫兵扬长而去，留下一片狼藉，一家人惊恐地坐着，欲哭无泪。
良久，赵燕玲起身，捡拾起地下散落的棉絮和被撕烂的衣服，一条条一片片，非常专注，她说：“日子还要过。天快凉了，这些收起来能派用场。”茅于轼也不由蹲下，看到蓬乱的头发下俊俏的脸庞平静如水，他心里不禁陡然开朗，妻子弱小身躯下的风骨，实在不逊于任何男子，他又有何理由恐惧不前呢！
入夜，家里仅剩的一条被子横盖在一家人身上，隔着两个孩子，夫妻俩互相安慰，“没有人能帮我们，要自己挺过去。”
太阳照常升起，日子却再也回不到从前。一家人身上的衣服已经穿了几天，衣柜空空，找不到替换的衣服，赵燕玲跟茅于轼开玩笑说：“这样也好，不用费脑筋选衣服了。”茅于轼也打趣说：“是啊，扫大街可不用那么讲究。”
一家人每天都被赶去扫马路，八月槐花正香，落在地下也沁人心脾，但身边随意而来的唾沫和谩骂让一切索然无味。“啪，啪”两声，红卫兵的铜头腰带又狠狠地落在了茅于轼的背上，赵燕玲的整个身子为之颤栗，丈夫的白衬衫已经破了，和皮肉黏在一起，那触目的红映着白似雪的槐花刺眼而令人心悸。赵燕玲恨不能冲过去，茅于轼冲她努力地微笑摇头，她只能更安分更忍耐，以免给丈夫招致更多的折磨。
几天后，赵燕玲在红卫兵的押解下把沉甸甸的首饰盒送到了工商银行，写收据，签字，她的冷静至今在茅于轼心头清晰如昨。回到家，她对茅于轼说：“钱财都是身外之物，一家人团团圆圆地活着就是胜利了。”
但生活还是需要钱的。天气渐凉，没了粮票布票，茅于轼的皮鞋要修补，孩子要喝牛奶，自行车铃铛又被人偷了……赵燕玲从未露出一丝慌乱和烦忧，她拿出抄家后收集起的布和棉絮，第一次做针线活，拆拆缝缝补补，是天生的心灵手巧，更是对丈夫和家矢志不渝的爱。
8月30日，茅于轼被发派去了大同，临别，接过一应俱全的包裹，里面是赵燕玲没日没夜赶出来的衣物，他不禁喉头哽咽，“家里全靠你了……”
茅家住在王府井大楼旁边，赵燕玲有时带孩子去玩，她口齿伶俐又和善，很快就和售货员熟络起来，便有机会4折买到便宜的毛料布头。如获至宝地带回家，几天后就做出衬衫、裤或者中山装，还有孩子们的漂亮衣服。
寒冬腊月，赵燕玲还穿着单裤，买回的毛线给茅于轼和孩子织了毛裤。
等到茅于轼探亲回家，穿上挺括合体的衣裤，精神倍增，他是追求完美的人，一直注重个人形象，在那困难的环境下还能依然像“绅士”一样，他不得不叹服妻子的能耐。赵燕玲一边打量一边说：“不能灰头土脸的，要有点精神。”茅于轼连连点头赞同。
接着，儿子还把妈妈的“英雄行为”讲给茅于轼听。有一次，儿子饿了，赵燕玲难得给他5毛钱买了不到一斤江米条，却被一群革命份子“没收”。赵燕玲知道后，立刻找到了工宣队，“孩子是在红旗下长大的，没有罪过，不许你们这样对待我的孩子！”
茅于轼更加放心了，赵燕玲正竭尽全力为一家老小遮风挡雨。夜深人静，他发自肺腑地对赵燕玲说：“我没有尽到丈夫的责任，你跟着我，没有吃好穿好，过得特别辛苦，只要有一天好了，我一定要把一切的一切都补偿给你。”夫妇俩都不知道有没有那一天，但这承诺却为动荡岁月里难得的相聚留下了无尽的暖意和快乐。
茅于轼的兄妹去上五七干校，无法照顾孩子，赵燕玲二话不说，把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都喊过来一起住，加上公婆和老保姆，11口人的衣食住行，都由赵燕玲操持。胃溃疡复发的时候，腹部疼痛难忍，她便躲到僻静处忍着，咳血的纸巾悄悄扔得远远的。
茅于轼看到的总是一个精神气爽的妻子，围着一大家子人转来转去。他也就放心地在山西潜心钻研经济学论着，开始了微观经济学研究。
1978年，茅于轼终于结束流放生活，正式回到北京铁道科学研究院，并全身心地开始经济学研究，并提出“择优分配学原理”，这一极具前瞻性的市场经济思想为他进入经济学界打响了头炮。那时，他已年近50。赵燕玲第一次“抱怨”茅于轼：“你这么辛苦半路出家图什么，不要折腾了。”茅于轼笑道，“国家需要这个，我的事业才刚刚起步。”
1985年，茅于轼调任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任研究员，其着作《择优分配原理》被普遍认为是对微观经济学的重新构造，也奠定了他经济学家的地位。
次年，茅于轼又赴美国哈佛大学任注册访问学者，家庭的重担又一次落在了赵燕玲身上。
再活60年，共度两个人的“黄金年代”
赵燕玲接下的是一个好沉重的家。八十年代初，公公患了老年痴呆，身体每况愈下，煤球都会拿来吃，拉屎撒尿也难以自理，遇到大便干燥，保姆跑得远远的，赵燕玲一个人帮他抠出来。外面有人说闲话，“哪有儿媳妇这样照顾公公的！”茅于轼担心赵燕玲受委屈，劝她别一个人揽着，然后，他抢着去给父亲喂药，老人家不搭茬；让父亲去洗澡，老人家也不给反应，茅于轼干着急。
赵燕玲匆匆回家，菜篮放不稳就奔到公公床前，拉着公公的手，和声细语像哄孩子一样喂上药。等老人睡下，保姆又来投诉婆婆任性——晚年罹患恐惧症的婆婆凡事只信任儿媳妇，赵燕玲安抚下保姆，端来温度适中的水给婆婆洗头发……茅于轼在一旁既感慨又不忍，赵燕玲说，应该感谢命运，要不然她还是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大小姐，“现在，婆婆只敢吃我做的菜，逼出我一手好厨艺，让你每天沾光，岂不是好事？”
赵燕玲把一家人照应得服服帖帖，茅于轼得以专注研究，相继出版了《生活中的经济学》、《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等着作，一时洛阳纸贵。新锐的观点和犀利的态度让他赢得了“经济学界的鲁迅”的称号，并入选“美国Marquis1993—1995年度世界名人”。
他不知道的是，由于劳累外加糖尿病和胃溃疡，赵燕玲拎着菜篮子一次次晕倒在回家的路上，身上经常磕得青一块紫一块。
九十年代初，公公婆婆相继去世，儿子和女儿先后成家立业移民国外，赵燕玲解脱了很多。对于两位老人，曾经的苦难已成松弛的回忆，他们最珍惜的是这和平年代的相依相守。茅于轼潇洒痴狂于经济学理论与实践，赵燕玲继续把日子打理得精致有序。
即使是两个人的饭食，赵燕玲也一丝不苟，她的气派和温情，在尺寸厨房里和谐共处，令茅于轼赏心悦目；在书房里敲打着键盘，闻着厨房里飘逸出的香气，茅于轼一次次感叹妻子精辟的总结：这是两个人的“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踏实温馨，也有对彼此的牵挂。茅于轼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外出开会讲学是常事，但他生活自理能力不强，而且又有心血管病，每次外出，赵燕玲都提心吊胆；赵燕玲在家偶尔会昏倒，茅于轼也放心不下。每次出差，两个人不停地给对方电话：“怎么样，你好不好啊。”最后，赵燕玲索性陪同出差，虽然舟车劳顿，但总归可以互相照应。
1993年，茅于轼退休后与几位经济学家创办了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成为民间智库的先驱，此后又在山西临县设立小额贷款——中国唯一一个由私人兴办且吸收存款的组织；2001年底，年逾七十的茅于轼创办了北京富平保姆学校。
茅于轼的每一步都激情洋溢，赵燕玲说：“这一辈子，陪你走得心惊，整天捏着一把汗。现在还不能素净。”茅于轼反过来激她：“你当年可是大无畏的，现在辅佐我应该得心应手啊！”
话音刚落，电话响起，是山西临县打来的，原来茅于轼每收到当地人的借贷或求助信，就私下里给他们寄钱，结果村里的首富也来借机“揩油”。“看看，你这是破坏自己的制度。”赵燕玲伶牙俐齿一顿“批评”，茅于轼只是好脾气地笑，然后按照她的建议不再向个人赞助。他信服妻子的为人处事的能力，所以才会在晚年心无旁骛地在经济学领域“逍遥”。
2008年底，中央发出“18亿亩耕地红线”的文件，茅于轼提出质疑，从此，家里的电话再也没有消停过，很多电话指名道姓要找茅于轼“论战”，甚至不问青红皂白便劈头盖脸一通乱骂。即使茅于轼对这些指责看得够开，但这么大年纪的人还受到“如此待遇”，赵燕玲心疼也不服，“你别生气，下次我来接”。再有电话，她就抢在茅于轼前面拿起话筒，听明来意后，脆生生地说：“他是搞研究的，做研究就要百家争鸣，要是大家意见都一致，那不是研究是传达文件。社会允许不同的声音，谩骂起不了任何作用。”对方愣被七旬老妇说得半天无语。放下电话，两人抚掌大笑。
“黄金年代”里岁月依旧不饶人，这几年，茅于轼的听力不好了，赵燕玲的视力也有些差，但每个月他们都要去看美国大片。穿着精致，举手投足都有一份天生的气度，手牵手走在街上，两位老人特别引人注目。
有一次，整个剧场只有4个人，另外一对是年轻情侣。赵燕玲有些难为情地说：“年轻人谈恋爱，我们就别在这里凑热闹了。”茅于轼拉住她，理直气壮地说：“就是因为老了，更需要潇洒一下嘛！”两个人头挨着头，偶尔附耳细语，赵燕玲当丈夫的“耳朵”，茅于轼当妻子的“眼睛”，专心致志“凑”完了一部电影。
年过80，茅于轼开始觉得老了，他对赵燕玲说：“现在我大概能看到活到什么时候了……但我想再活六十年，陪你一起享受迟来的好日子。”(编辑：陆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