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一般说来，史家倾向于认为希腊文化具有原创性，而罗马文化则模仿多于创造，可视为希腊文化的派生物。罗素有评论称：“如果说希腊人的失败是因为卓越的智力带来了一定的傲慢，那么罗马则完全由于缺乏想象力而失败；罗马人心灵沉滞的表现是多方面的。”（《西方的智慧》）但对具体学科又须区别看待。就语言学来说，罗马人既有继承也有创发，其中公元前一世纪瓦罗（Marcus Terentius Varro）关于语法规则与变则的论述，公元6世纪初普利西安（Priscianus Caesariensis）对拉丁语词法、句法的研究等，都是西方古代语言学史上的显著成就。本文要谈的三位罗马古贤，一位是诗人兼自然哲学家，一位是教修辞术和演说法的教师，一位是出身神学的哲学家。他们的探讨距离语言本体研究较远，但因此可以让我们窥见罗马语言学的另一面。

　　一、卢克莱修论语言的发生及物理属性

　　与瓦罗同时代的一位诗人卢克莱修（Titus Lucretius Carus，前99—55），在罗马学术圈中也颇有名气。在哲学史和科学史上，经常有人提及他的诗体作品《物性论》（De rerum natura），特别是书中关于物质的起源和基本构造的推断和阐述；在西方文学史上，此书也算得一部古典名著。可是在语言学史上，很少有人提到卢克莱修其人其书。从《物性论》中大量有关语言问题的段落来看，卢克莱修决非出于一时兴致才把语言当作话题。他在这方面的认真思索和细致分析，与苏格拉底、柏拉图、伊壁鸠鲁等希腊前贤不无联系。他的思考集中于两个问题，一是语言的初始发生，二是语言的物理属性。

　　关于语言最早是怎样产生的，第五卷中有一段阐述：

　　“自然促使人们用舌头发出各种声音，

　　而需要和使用则形成了事物的名称，

　　其方式犹如尚不能说话的年龄，迫使

　　小孩子运用手势，来指点面前的东西。

　　其实每一种生物，都能适时感觉到

　　自身独具的能力，并运用得恰到好处。”

　　看来卢克莱修悟识到了这样两点：

　　第一，正如每一动物都有独特的种属能力，人类也拥有这样的能力，而语言就是人类独有的一种能力。但这一能力只是一种潜质，如果没有实际运用的需要，就不会生成有声的语言。语言能力是逐渐进化而成的，这一进化的过程也包括相应器官的改进，从一般生理器官转化为兼具言语功能的器官。实际上，口、舌、耳朵起初并不是言语器官，对此卢克莱修也有明确的说法：

　　“……舌头的生成远远早于语言的产生，

　　耳朵的生成也远比听见任何声音为早；

　　所有的器官都是在被使用前就已存在，

　　决不可能是为了使用才生成出来。”

　　这等于是说，语言是自然发生的，而不是神所创造的；甚至人也不会是神的造物，因为假如人是神造的，那么神就理应同时为人造出专司言语的器官，何必还要有器官进化这类多余之举？卢克莱修的这一语言自然发生观，实际上是由他的唯物观决定的：“无物能从无中萌生，一切都须有自身的种子”；“自然万物绝非神力为我们所造，因为物质世界的缺陷在在可见。”

　　第二，手势语可能是有声语言的前身。既然小孩子在开口说话之前，都要经过一个用手指物的阶段，那么原始人在言语器官尚未开始进化之前，也有可能经历过一个哑然无语的时期，靠手势等非言语手段来传达思想、表示需要。这样从个体语言的生成来反推人类语言的发生，似乎有一定的合理性。只是，人类语言的发生既不可逆转，也不可能重现，所以任何相关的说法都是难以验证的揣测，充其量也只是合乎逻辑的推断。

　　在讨论名称的源起时，应该把问题分成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尚无完整语言系统的情况下，最早的名称是怎样产生的？另一方面是，在已经有了语言系统的前提下，某些名称是怎样产生的？两个方面卢克莱修都思考过，但他更关注的是前一个方面。下面一段说的是，最早的名称不可能是由某一个人制定出来，然后大家再来遵守它：

　　“若以为在那样[古远]的年代，

　　某人把名称逐一分配给事物，

　　其他人再从他学得事物的初名，

　　那岂不是无稽之论！试想——

　　何以这人能用舌发出种种声音，

　　用词语命名各色各样的东西，

　　别人却被认为没有能力这样做？而且，

　　若不是他和其他人彼此间早已始用词语，

　　又靠什么在他身上种下使用语言的概念？

　　他从何处得来那种初始的能力，

　　来认识和预知想要做的事情？何况，

　　一个人恐怕也难于强迫许多人，

　　硬要他们学会他所造的那些物名。”

　　如此分析的结果，就排除了约定俗成的作用。约定俗成或社会规约的说法并非没有道理，但只适用于解释另一性质的名称源起。那么，最初的概念及其语言表达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卢克莱修毫不含糊地说，第一性的源泉只能是感觉：

　　“人类的舌头强劲有力、发音响亮，

　　所以，在各种感觉的刺激之下

　　能够用不同的词来指称不同的东西，

　　——这件事情有什么值得惊奇？

　　就连哑口不语的牲畜和野兽，

　　在感到恐惧、痛苦时，

　　或者无比欢乐之际，

　　也会发出各种各样的叫声。……

　　既然不同的感觉会迫使

　　不能说话的动物发出不同的声音，那么，

　　人类当时能用许多不同的词来命名事物，

　　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由此可知，在语言起源的问题上卢克莱修的思路相当清晰，只是在表述上，因受作品体裁的限制，有时他不能把意思阐发清楚，对概念也不大注意给予定义。

　　关于第二个问题，即语言的物理属性，卢克莱修的看法同样根源于他对物质世界的认识。他从物质的构造来观察语言构造，时或也从语言构造来反观物质构造，于是就在语言和物质世界的构造之间看到了一条共同的原则：一切物质或是基本而单纯的，或是合成而复杂的：

　　“物体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事物的原质，

　　另一类由原质合成。”

　　卢克莱修所说的“原质”（rerum primordia），大抵相当于伊壁鸠鲁构想的“原子”。原质的根本规定性是“坚固的单一性”，这意味着，它不但是最小的物质要素，而且必须恒常不变，否则万物就会归于无有。就语言来说，这样的原质就是字母，确切地说，也即字母所表记的单个的音。今人往往倾向于把语言看作一种精神的存在，但在卢克莱修看来，语言无疑是一种物质，因为“语声和声音都是有形的实体”。他的这一结论完全是凭感觉得出的，就此他继续写道：在发声的时候，“语声的原质”必须经由气管的狭窄通道冲出口腔，这时喉咙便能感觉到摩擦，实际上是原质在撞击器官；而在大声喊叫时，由于声音的原质大量增加，嗓子就会变得沙哑。这就证明，声音和语词都是物质的，否则不会消耗能量、磨损器官。他甚至想象，声音的原质也分为几类，粗糙的原质生成粗糙的音，圆润的原质生成圆润的音。

　　“……当我们从机体深处

　　用力把声音从口腔驱出，

　　那敏捷的舌头——言语的工匠，

　　便使它成为分节音，而嘴唇

　　利用各种形状，也参与了发声。

　　因此，若语声从始发至终点

　　距离很短，则词语就一定能

　　听得明白，一一分别开来，

　　这是因为，声音还保有原状，

　　其形式维持不变；而如果距离

　　超过适宜的长度，词语就势必

　　因过多空气的阻隔而变乱。

　　……而且，一个词从口中发出，

　　会被所有的人听到；一个音

　　也必定分裂为许多个，

　　分别传入各人的耳朵，

　　留下词语的印记和清晰的音调。”

　　以上一大段，以及接下来的若干段落，讨论了语声的物理特性和传播方式，其要点如下：

　　●语声由微细的原质构成。物质都是由原质构成的，但构成声音的原质更小。气味透不过墙壁，声音却能穿墙而过，可见气味的原质大于声音的原质。

　　●语声出自一个声源，迅速分散开来，朝所有方向传送，充满一切空间，被所有的人耳接收。

　　●语声传播的路线是曲折的，甚至能够穿越弯曲的孔道，而视觉图像则不能。

　　●语声传播的距离越短，声音越大；距离越长，声音越小。即，声音信号会因空气的阻隔而减损。

　　卢克莱修的认识未必都很深入。比如他说声音能穿透墙壁，是因为其原质更小，就只是凭借表面印象加以推断的结果。又比如，今天我们知道，声音和光线都是沿直线传播，而声音之所以能穿过弯曲的管道，是因为声波反复弹射的结果；如果在管道内装上反射镜，光线也一样能够“穿越”而过。然而，卢克莱修注意到了语言的物理属性并认真作了思考，这在当时已很难得。他从物理角度看语言，觉得语言的构造机理并不复杂，其原质为数不多。前面说过，所谓语言的原质，就是“字母”（音素）。句子由词语组成，词语则由“字母”构成。字母的数量是有限的，但可以被词语重复使用，而通过字母的不同位置、各式搭配，就生成了形形色色的语音，借以传达丰富多样的意义。推而及于物质世界，卢克莱修认为一定也存在某些最小的单位或原质，一如字母那样，以不同的组合方式、位置变化等等构成各式各样的物体，并导发各种类型的运动：

　　“……许多事物具有共同的原质，

　　犹如字母是许多词共有的要素。……

　　我们的每一行诗，乃至每一个词，

　　意思都不一样，声音也绝不相同，

　　而这一切都是靠要素的位序变动。

　　至于构成世界万物的那些原质，

　　就拥有生成更多组合的力量，

　　以便造就各种各样的东西。”

　　卢克莱修是一位坚定的感觉论者，深信感觉是真理的唯一源泉，也是推理的必要基础。但他又提醒我们，感觉并不总是牢靠的；感觉一旦出错，推理便随之崩溃，真理就更无从谈起。此外，不同的感觉渠道经常会相互干扰。假如听觉说“是”，视觉说“非”，那我们该相信视觉还是相信听觉呢？在语言问题上，看来卢克莱修主要是凭听觉。这一点也无可置疑，因为就其本源来说，语言正是有声的。不过，当他把“字母”看作语言的原质时，似乎也不免受到文字这种视觉符号的诱导；或者，是因为他无法在拉丁语里找到一个比“字母”更合适的词，来表达他心目中的那一语言原质的概念。在《物性论》中，他不止一次抱怨自己的母语词汇贫乏，不能满足表达需要。

　　二、昆提连论语言教育

　　语言教学活动在古希腊就已展开，但要是把外语也考虑进来，语言教学的发端则是在古罗马。古希腊人对本族语言相当重视，对方言差异也有所察觉，但他们的教育中还没有外语这一科目。罗马人面对的世界更为广大，与异族的接触更加频繁；而关键是，罗马人所处的社会语言环境与古希腊人大不相同：古希腊人无须学拉丁文，罗马人却必须学希腊文；至于后来希腊人也不得不学拉丁文，那是罗马人统治和影响的结果。明确区分母语和外语，把二者都列为必学的科目，是从罗马人开始的。

　　罗马时期出了很多教育家，其中以语言教育著称的首推昆提连（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约公元35—95）。昆提连出身知识世家，其父以教授修辞学闻名于世。早年他师从多位名家，包括塞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和帕莱蒙（Remmius Palaemon）：前者是斯多葛派哲学家兼剧作家，曾任罗马皇帝尼禄的大臣，留下很多著作；后者则是文学家兼语法学家，有功于把拉丁语的叹词独立为一个词类。昆提连本人对语法也不无兴趣，例如他注意到，夺格有一种表示工具意义的用法，觉得可以把这种用法独立出来，补设为第七格。他的这个建议并未被多数语法学家采纳，拉丁语的名词仍一直保持着六个格的体系。除此之外，昆提连对语法就没有太多新颖的看法。事实上他并不是专业的语法学家，在他的著述中关于语法的探讨也不多。虽然身为教师，他在语言教学中必须讲语法，但多数情况下他只须采用语法学的现成结论，不必亲自去做语法研究。

　　昆提连最有名的一部著作是《演说原理》（Institutio Oratoria）；书名或译作《雄辩原理》，也无不可，因为“演说”和“雄辩”在拉丁语里本来就可以用同一个词来表达（oratoria）。罗马人和希腊人一样看重论辩演讲，并且把这方面的理论和技艺更多地纳入学校的课程。昆提连毕生从事教育，被罗马皇帝敕封为拉丁语修辞学教授。晚岁他出任一所语言学校的校长，来此就读的学生大都是贵族和皇家子弟，毕业后多半投身政治活动、法律事务，或从事学术研究。在《演说原理》的序言里，他申明自己从教的目的是要培养“完美的演说家”。所谓“完美”，不但指掌握高超的修辞和辩驳的技艺，也指心智健全、人格高尚。他认为，只有一个“好人”，即一个具备优秀品格的人，在学到了论辩演说的本领之后才会处处以社会公益为重，出入政坛、行使法权能够声张正义，研究哲学、探讨学问能够求真穷理。其实这也是历来人类教育的一致目标，讲究德才并俱，重德育甚至还在才智之上。但昆提连那样说，还涉及对修辞这门言语艺术的重新定义。根据亚里士多德，修辞学是一门中性的学问或技艺，好人坏人都能取为己用，而在昆提连看来，修辞学则是一门传授“优良言语”的学科，掌握修辞者一定是“好人”，也一定是用于正当的目的。“没有哪个人能成为演说家（orator），除非他是一个好人。即使有这样的可能，我也不希望看到。”所以，修辞不等于能说会道；至于花言巧语、强词诡辩等等，都属于拙劣言语，就更不能视为修辞了。

　　《演说原理》不是一本只谈演说技艺的书，也不是一本专讲修辞艺术的书；它同时还是一部探讨教育问题的书。德育是教育的首要任务，也是其基础，此外第二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语言。书中讨论的核心问题，不妨称作“终身语言教育”，因为昆提连为受教育者所设计的目标是完满而理想化的，任何人毕其一生心力，至多也只能接近“优良言语”的标准，决无可能完全达到；同时，这样的语言教育起步极早，始自婴儿时期，由家庭至学校，按计划逐段展开。初始阶段是关键所在，昆提连向天下为父者建议：儿子出生之日，父亲就应着手规划，制定一个最佳教育方案。他相信，就像鸟儿能飞翔、马儿会奔跑，人生来就是能思维和学习的动物，区别只在于，思维和学习的能力因人的条件不同而有高低之别。他谈到教育者应具的资格，认为一个教师不但须有知识，而且对自己知识的局限要有清晰的认识。后一点格外要紧，因为，既然世上没有全知全能的人，一个人若不知自身的短处，就不适合担任教育者。

　　在早期的教育者中，尤其不能低估保姆的作用。昆提连告诫道，给孩子请保姆要慎之又慎：第一，保姆的品行要端洁；第二，她要有一些教养；第三，她的言语要得体而确当，既合乎语法，又不带口音。关于第三点他还解释道，幼年学到的东西往往会留存终身，糟糕的发音和言辞同恶习一样，一旦习得就难以摆脱，所以对保姆的言语一定不能马虎。实在找不到言语合格的保姆，就应该配一个语言助手（paedagogus，指陪送主人的孩子上学并监督其行为的家奴；英语pedagog(ue)“教师、学究”就是由此来的），在保姆说话不正确时及时予以纠正。不过他指出，这已是勉强为之的补救措施，最好还是从一开始就找到一位言语纯正的好保姆，确保孩子有良好的学语环境。那时罗马请得起保姆的大都是体面家庭，昆提连提出几个条件，正是为这一类家庭考虑。这几个条件听起来普通，合起来却不易满足。我们就想想看，今天要找一个品行既好、又知书识礼，还能讲一口纯正普通话的奶妈或保姆，岂是容易的事？

　　以上说的是幼儿母语教育。而当时罗马的上流社会和知识阶层，实际上已推行双语教育。争论的热点之一是，学龄儿童应当先学拉丁语还是先学希腊语。昆提连主张，入学之始以先学希腊语为好，因为拉丁语是通用语言，儿童自然而然就能获得，想要阻拦也不可能，而希腊语作为一种异族文化语言，只能通过学习来掌握。他所用的“获得”（perbibet）一词，与现代应用语言学上所说的“获得”这一概念意义相当：母语是自然获得的（acquired），外语则是刻意学得或习得的（learned）。但昆提连又提醒说，如果像当时很多家长那样，让小孩子在一段长时间里只学、只说希腊语，会使孩子从发音到表达都染上外国腔，那也是要不得的。所以，在学过一段时间希腊语后，就要开始教拉丁语文，然后便是双语教学同步展开。他相信，只要把握节奏、教学得法，两种语言就不致相互干扰，最后都能学好。周围有人担心，让孩子同时学习两种语言，再加上要学多门其他科目，会给幼小的体能和智力带来重负。对此昆提连回答，人类智能的容量没有限界，孩童时期的接受能力尤其巨大，丰富多样的学习内容恰能开启心智、激发活力。其实无论儿童还是成人，也无论生活、工作还是学习，与其长时间做一件事，都不如合理分配时间，同时做几件事，效果会好得多。学习可以比作饮食：变换食品种类是生理的需要，变换学习的科目则是精神的需要。所以不必担心儿童无法承受学习的压力。昆提连甚至说，他能用实验来证明儿童的心智具有难以限量的可塑性，他说的“实验”，也许是指他自己的教学实践，但也许他还另外做过实验，只是我们不清楚他是怎样做的，以及做到何种程度。关于童智可塑，他有一段话说：

　　“心智在定型之前，最容易教授。这一点可以用这样一个事实来证明：一个孩子从开始正确地组词构句那一天起，在两年之内，实际上无须任何外来激励就能学会说所有的话。而那些从外国新来的奴隶，要用多少年才能熟悉拉丁语！”

　　“两年”这个结论，他是怎样得出的？或许他真的像现代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那样，对儿童学语的过程作过跟踪观察？无论如何，他的观察相当细致，思路也与现代科学相合。小孩子经常跌交，却不容易受伤，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事实，而昆提连由此想到，儿童在智力和语言上具有更大的可塑性，是得益于生理组织的缘故，即比成人具有更强的代谢补偿、自我纠错的能力。所以儿童学任何东西都快，教什么都能学会。

　　语言习得是自然过程，读书识字则是人为教育。儿童入学就读，先要过识字关。西文字母虽不像汉字那样难学，但也需要专门教授。当时流行一种教法，让儿童先学字母的名称和排序，也即教他们背字母表，然后再学识和写。在昆提连看来，这种方法是错误的，不利于儿童从一开始就把注意力放在辨形、拼读上面，因为字母表上的顺序是固定的，会干扰儿童学习灵活多变的实际拼写。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把字母的形状和名称同时教给儿童，而不必去管它们在字母表中的位置。昆提连的这一考虑不无道理，不过，他把背字母表看成没有意义的事情，似乎跟那时还没有出现词典有关系。

　　罗马人的“正字法”（orthography）这个概念，也是从希腊人那里学来的。昆提连把它定义为一门“关于正确书写的学问”。正确的书写必有一定的标准，要求人人都遵从，然而标准或规范却是特定时代的少数人士制订的，于是就生出一系列的问题：语音随时代而变迁，正字法是否也需要变？如果实际发音与拼写不一致，怎么办？读音往往因地而变、因人而异，拼法也会产生变异，怎样的标准才算是正确的，应该由谁来制订？那时并没有语言文字规范委员会之类的官方机构或民间组织，人们心目中的语文权威，就是当然的标准订立者，而这样的语文权威非教师莫属。昆提连认为，当实际读音与拼写发生冲突时，教师的判断就代表了权威意见，但教师又要服从大众的用法，“在用法所规定的范围内，一个词怎样发音，就应该怎样拼写”，因为字母的用处就在于忠实地记音；至于大众的用法，则又随时代而起变化，归根到底，“正字法应该为语言运用服务，所以要适时更易，经常调整”。

　　过了识字关，能拼读、会写字，下一步就是阅读。昆提连提出一条原则：无论朗读默读，学生首先必须弄懂意思，能说明白读了什么。所以，他不主张让儿童过早地去阅读和背记那些难懂的诗文。就内容来说，选作教材的文学作品起码应能丰富心灵、增长智慧。他有一句话，可以作为后世语文教育的箴言：“热爱文学、喜好读书，这不应该只是学生时代的习惯，而应该与我们终身相伴。”在讲解文学作品时，教师既要判别词类、解析语法，使学生在掌握规范用法的同时，了解不合常规的现象；又要推敲词义、明辨语体，提醒学生留意通言和方言、雅语和俗语的区别；此外还要分析韵律、探讨修辞，提高言语技巧，为培养演说技艺打下基础。根据希腊教学传统，语文教师要教会学生两样东西，一是正确说话的艺术，二是解读经籍的能力，前者属于语言“方法学”（methodice），后者属于文本“注释学”（historice）。但昆提连认为这还不够，应该把有关演说的入门知识和基本技能也教给学生。他本人在语文教学中尤其重视“转述”（paraphrase），要求学生用自己的话把所读原作的意思重新述说一遍。无论用母语或用外语，这样的转述起初用词用语必然是简单而有限的，然后逐渐过渡到复杂的陈述，并讲究修辞文采；最终得以充分把握原文，达到简繁两当、收放自如的叙述。他把转述看作语文的一项基本功，甚至说，“学会了转述，就能学会任何东西！”这很像中国古代的学人，对经典作品的理解、阐释和转述格外重视。只是，先秦以后中国人逐渐把注意力转到书面语言特别是文言的写作上，相比之下，西方人则一直注重口头表达。

　　三、奥古斯丁论思维、语言和世界

　　昆提连之后，语言教育的传统在罗马延续发展，进入中世纪以后也未曾间断。修辞学、雄辩术，外加希腊语，是罗马人正规教育的必修内容，也可以说是相当核心的成分。而且这种语言教育的模式也被推广到罗马帝国的边远省区，例如北非的迦太基。公元146年，腓尼基人所建的迦太基城邦国为罗马帝国所灭，这里便沦为罗马人的地盘。大约在公元370年左右，一个出生于塔加斯特（在今阿尔及利亚）的少年来到这里接受语言教育，他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约354—430），西方古代最善思考、著述最丰的基督教神学哲学家。他出身平民，家境并不富庶，可是其父深知语言教育对于孩子一生事业的重要，不惜倾家所有，送他到迦太基的一所修辞学校就读。三年后他学有所成，名列优等，便开始从教，先后在迦太基和米兰主讲修辞雄辩，同时也积极参加社会上的相关活动，发表公开演讲、参与诗歌竞赛等。这本是一门不错的职业，他从事了十年，却毅然放弃教职。晚年他在《忏悔录》中回忆道，早岁的自己只是在出售“教人取胜的争讼法术”，那都是些眩人而又自惑的东西，虽然未必是要学生去侵害无辜，却不免“要他们有时去救坏蛋”；而演讲、论辩、竞赛等等带来的也不过是公众的喝彩和虚荣的桂冠，往往“越会信口雌黄，越能获得称誉”，距离他所向慕的“自由学术”很远。于是他改就神职，在神学与哲学门中深问穷读、覃思冥索，以追求心灵的充盈。他思考了宇宙起源、神明本质、人类原罪等问题，而对语言又处处显出一种特殊的兴趣。

　　在谈及幼年学语的过程时他以自身为例，说道：从某一时日起——

　　“我已经不是一个不言不语的婴儿，而成为呀呀学语的孩子了。据我记忆所及，从此以后，我开始学语了，这也是我以后注意到的。并不是大人们依照一定程序教我言语，和稍后读书一样；是我自己，凭仗你，我的天主赋给我的理智，用呻吟、用各种声音、用肢体的种种动作，想表达出我内心的思想，使之服从我的意志；但不可能表达我所要的一切，使人人领会我所有的心情。为此，听到别人指称一件东西，或看到别人随着某一声音做某一动作，我便记下来：我记住了这东西叫什么，要指那东西时，便发出那种声音。又从动作了解别人的意愿，这是各民族的自然语言……。这样一再听到那些语言，按各种语句中的先后次序，我逐渐通解它们的意义，便勉强鼓动唇舌，借以表达我的意愿。

　　从此，我开始和周围的人们使用互相达意的信号……”

　　以上显然不是奥古斯丁对自己如何习得母语的回忆，而是他对身边幼儿逐渐学会说话的观察。他的叙说涉及童语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内外因素：

　　●习得一种语言与读书识字不同，前者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后者是人为教化的结果；或者说，母语不是成人教会的，而是儿童自己获得的。

　　●因为人具有理智的头脑，才能获得语言；又因为人能自主学习，才能逐步掌握语言。

　　●既存的社群和语言，是习得语言的必要条件。

　　●表达出自需求，学习始于模仿。

　　●手势，加上身势，是有声语言的先导。

　　除了理智由神所赐这一点外，奥古斯丁的说法都基于常理，不难为现代语言学家和儿童心理学家接受。现代人在可资利用的实验手段方面远远胜于古人，但就基本结论而言并未超出古人多少。

　　关于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奥古斯丁也有所思考。时间是他探讨得很多的哲学概念之一。他对时间的认识与常人的理解不同。通常我们会说，“告别过去，走向未来”，可是奥古斯丁却作反向的思考：“时间从哪里来，经过哪里，往哪里去呢？从哪里来？来自将来。经过哪里？经过现在。往哪里去？只能走向过去。从尚未存在的将来出现，通过没有体积的现在，进入不再存在的过去。”不过在这里，我们只关心他就语言问题谈及的时间概念。一方面，语言与时间不可分，是因为话语只能在时间中展开：

　　“我们说时间、时间，很多时间：‘多少时间前，这人说了这话’；‘那人做这事花了多少时间’；‘已有多少时间我没有见过这东西’；‘这个音节比那个短音节时间长一倍’。我们这么说，这么听；别人懂我的话，我也懂别人的话。这是最明白最寻常的事。……我说这些话，不是在时间中说的吗？我们言语的语音不是有长有短，声响也不是有长有短吗？”

　　这样看来，时间好比一个容器，语言就在其中展延，脱离或超越时间而存在的活语言是无法想象的；哪怕是一种死语言，似乎是静止不动的，可是我们逐字逐句阅读它的文字记录，也一样要在时间中进行。但语言与时间的不可分还体现在另一方面：我们不但在时间中展开语言，我们还用语言来记录、度量、规定时间。如果这样理解的话，语言和时间的关系就颠倒了过来：语言像是一个容器，我们用它来装载时间；这个容器可大可小，它的量度可粗可细。我们对时间作各种切分，最粗略的三分法是过去、现在、将来。这种切分其实是经由语言取得的，人类语言普遍用“过去”、“现在”、“将来”三个词来定格三种时间，而印欧语言或多或少还把这种三分法融入了动词的时态表达。奥古斯丁一眼看出，这样的切分完全是人为的，过去、现在、将来三者及其划分并非世界的固有属性或限界，它们只存在于我们的心目和语言中。他认为确切的说法应该是：

　　“时间分过去的现在、现在的现在和将来的现在；……过去事物的现在便是记忆，现在事物的现在便是直接感觉，将来事物的现在便是期望。”

　　他举天天发生的日出为例，来说明过去、现在、将来的联系：黎明时分，日头将露未露之际，我们已能预言日出，那是因为我们对过去的同类事件拥有记忆。心理学成为一门学科是千百年后的事，但奥古斯丁显然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思索时间的存在、展延和划分；而且他认识到了语言在处理时间问题上的独特作用：语言帮助我们梳理和把握时光，为我们记存感知、固化经验（我们随时都可以使用“日出”这个词来谈论日出）；同时，语言又带给我们一些“错觉”，使我们相信昨天、今天、明天之类是时间本体的存在方式，以为时间原本就有切割分明的界限。“早晨”、“上午”、“中午”、“下午”、“黄昏”、“晚上”等等，现代称之为模糊概念，它们都是人类语言的正常成分，在我们的日常言语里面“确当的话很少，许多话是不确切的，但人们会理解我们所要说的是什么”（同上）。

　　时间与世界不可分，是世界赖以存在和运行的必要形式；时间与语言也不可分，是语言借以展开活动的必要前题。然而上帝却是超时间的，奥古斯丁笔下的上帝宣称：

　　“《圣经》是在时间中写的，而我的言语则超越时间。……你们在时间中说话，而我不在时间中说话。”

　　不在时间中说话，在哪里说话呢？怎样理解“不在时间中说话”呢？

　　原来，根据《创世纪》上的说法，上帝造物之初，周遭乃是一团混沌，时间空间、天地万物一概不存。可是从无中终究生不出有来，上帝必须拥有些什么，才能藉之造物。他靠什么来实施创造呢？奥古斯丁从《创世纪》中读出了答案：那时，语言是上帝手中的唯一所有，他只能凭仗语言来创世造物：

　　“你怎样创造天地呢？……你一言而万物资始，你是用你的‘道’——言语——创造万有。……你用了和你永恒同在的‘道’，永永地说着你要说的一切，而命令造的东西便造成了；你惟有用言语创造，别无其它方式。”

　　卢克莱修曾说，发声是声音“原质”的运动。在语声传播方式的问题上，奥古斯丁的看法与卢克莱修一致，也认可语声是一种物质现象，其传播的媒质是空气。他甚至提出“振动”的概念：“字音接二连三的递传……显然是一种受造物体的振动”；“受造物暂时振动”，以传播连续的话语。这样的说法听来很接近于现代声学语音学的认识，即声音是声波振动并作用于听觉的物理现象。不过，既然他相信上帝用语言来造宇宙天地，在造物之前不存在任何“受造物”，当然也不存在声音和空气，那时“并没有任何物体，即使有，也不是用飞驰的声音创造的；……形成声音的物体，不论是什么，如果不是你创造，也决不存在。那么要使形成声音的物体出现，你[上帝]究竟用什么言语呢？”——答案也已含于《圣经》：这是一种内在、无声的语言，也即“道”；而这里所谓的“道”，又等义于逻各斯和圣子基督。根据近代心理语言学的观点，这其实是一种内部语言，奥古斯丁谈到它是怎样发生的：当我们在心中默语时，静默的时间与说话的时间一样长，就好像我们的思想在决定着声音的长度：

　　“因为我们不作声，不动唇舌，心中默诵诗歌文章时，也能确定动作的长短与相互之间的比例，和高声朗诵时一样。一个人愿意发出一个比较长的声音，思想中预先决定多少长，在静默中推算好多少时间，把计划交给记忆，便开始发出声音，这声音将延续到预先规定的界限。”

　　不论有声无声、内在外在，何以上帝只须运用语言就能创世造物，总归是一个费解的问题。为求论理充分，奥古斯丁进一步提出：语言先存于万物，也就意味着思维先存于万物；上帝以语言创世，无异于用思维创世：

　　“一切开始存在或停止存在的东西，仅仅在你（按指上帝）无始无终的永恒思想中认为应开始或应停止时才开始或停止存在，这思想即是你的‘道’， 这‘道’也是‘元始’，因为他向我们讲了话。

　　“你在造其它万物之前，先造了某一种智慧，它是受造的智慧，具有理性和思想。”

　　这使我们想起前述奥古斯丁的一个论点：上帝授人以理智，理智使人能说话。照这种说法，思维在人身上似乎是先于语言发生的，但在上帝身上语言与思维却是统一的，否则不能创世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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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罗马语言学一瞥，《外语学刊》2008年第6期（总第14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