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没有回答的人生最大难题


  从苏格拉底开始,西方哲学从200多年探索身外世界的自然哲学转向以研究人自身为核心的自我哲学。与此相反,东方人更自觉于自我反省和超然物外等人生意义的探求。

  中国哲学中,儒、道两家,在认识自我、驾驭自己方面似乎比西方人的观点更加直接和实用一点,从而免去了很多艰难的历程。他们犹如两束方向不同但对人们前进都具有“普照”意义的人生之光。

  大家知道,人是动物的一种,“它”不可避免地要“吃、喝、拉、撒、睡”,“它”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生存。但一大帮人常常只有一块蛋糕,所以“它”不可避免地要你争我夺、弱肉强食。斗争、竞争、战争不时伴随人的一生。同时,人又是社会的人。人在其现实性
上是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也就是说,人离开社会,离开他人,他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从人的成长发展的角度看,一个人的生存和发展也就是其个体不断社会化和个性化的过程。社会化和个性化程度越高,他的个人能量就越大,人生的发展空间和机会就越大越多。那么,人应该如何社会化和个性化才能为同类所容纳,才能走上成功之路呢?

  中国源远流长的儒家文化给人们指出了一条人生出路:“克己复礼”(孔子);“吾日三省吾身”(曾子);“万物皆备于我”(孟子)。整体含义无非就是人在现实世界中,天地人同出一理,横亘于我们大家面前的世界和问题都是一样的,关健是当我们面对问题时,不要怨天尤人,找客观原因,而要反省自身,只有按照社会的“仁、义、礼、智、信”等信条,也就是今人常说的“游戏规则”来对照总结自己,克制自己,明确自己在自然、社会中的地位,以明智的态度对待人生和他人,从而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才能为社会所容,才能真正实现人生的宏图大愿。

  孔孟的“仁义礼智信”思想对于一个人的自我不断完善和发展或曰“社会化”有一定积极意义。中国历史上,曾有很多仁人志士、贤哲达人、英雄豪杰为了自我的完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几乎都是在“克己”“修身”中磨砺成才、留载史册的。

  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它的消极一面:由于它是按照社会标准:仁、义、礼、智、信等观照自我、调节自我、克制自我行为的,因而,对制定“游戏规则”、希望“稳坐钓鱼台”的历代统治者来说,是求之不得的:我制定好坏善恶奖罚等标准,你们臣民要观照执行,做不到的,不要评头品足,犯上作乱,而要“吾日三省吾身”,只有“克己”才能“复礼”。否则,“格杀无论”,千错万错都是你们臣民自己的错,别人为什么不这样呢?

  因此,儒家文化与统治阶级所需不谋而合,形成了影响中国历史进程,使中国封建社会长达几千年的格局。儒家文化也成为了龙的子孙们代代相传,相互教导而绵延不衰的主流文化。“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小不忍则乱大谋”,“息事宁人”、“胳膊拧不过大腿”、“枪打出头鸟”“克已可消怒,逞强非英雄”、“刚必折,坚必摧”、“宁人负我,我不负人”……如此等等,这些被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警句名言,成了龙的子孙生存和发展的信条和座右铭。

  但是,不知抹杀和摧毁了多少英雄豪杰、血性男儿的个性、天性、创造性。人为了得以齐家治国平天下,得以功成名就,不得不屈尊于权势和儒道,为了一时的荣耀,付出了一生血的代价:当他站在成功之巅时,一时虽也得意忘形,但想到自己付出的代价,马上潸然泪下;当他处于人生低谷时,痛苦地折磨自己,仇视别人,仇视社会,想有出头之日,要么向黑暗社会低下尊贵的头颅,要么与社会激烈对抗,内心世界没有享受片刻的宁静。

  应予指出的是:儒家文化修身养性的本意是善良而美好的,对一个人的成长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这种“克己复礼”的人生出发点恰恰正中封建统治者的下怀,从此沦为统治者治国平天下的借口和工具。亿万华夏子孙的人性在社会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被严重扭曲和异化了。茫茫人海中,真诚、勇敢、无私的人越来越鲜见,而虚伪、怯懦、自私、自甘平庸者比比皆是。

  在彰显个性、弘扬民主、讲究诚信、追求创新、改革开放、享受人生等时代主题下,儒家“克己复礼”的思想和人生观,显而易见有它的缺憾。换句话说,它可以使人建功立业,不断完善和进步,但容易使人忽视自我存在的价值、意义,忽视人生过程的短暂与美好,不能真正解开人为什么要活着这个“斯芬克斯之谜”。


  令人颇感欣慰的是:儒家思想的局限不足在道家思想体系中找到了出路。

  以老庄为代表的中国道教所尊崇的是,超越人为设置的禁忌、礼教等等相关人生价值观念,追求的是一种“任性而游,率性而动”的“自然”生活状态。他告诫世人:“返朴归真”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只有顺应自然,才能找到人生真正的幸福。即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虽忘我无己,但自我因顺乎自然而达到绝对的“逍遥”,因此摆脱了种种世俗价值观念的束缚,进入了无拘无束、怡然自得的人生最高境界。

  在他看来,人一旦进入名利场,就好像陷入了无边苦海,必须不断地结合名教、大礼大忌,观照自身,修炼自我,压抑自我,从而毫无人生自由可言。

  老庄之道教是自我解放的学说。到了中国魏晋时代,以稽康为代表的魏晋人士将老庄创立的这一人生哲学发扬光大。

  他们在生活中,在人格上,高扬个性的大旗,“越名教而任自然”,使尊重自我、解放自我的道家传统达到了空前境地。在此思想解放之下产生的陶渊明、王羲之、顾恺之、刘勰等等同一时代的身体力行者,以极富创造性的艺术精神和表现自我、彰显个性的艺术风格,为中国,也为世界留下了无不洋溢着空灵幽远无比美妙的田园诗、书法、绘画、文学评论等大量艺术珍品;向世人反映了一个思想大解放时代的知识分子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展示自我价值、个性、才华的生动现实;从而使那些在儒家“克己复礼”的狭隘人生道路上苦苦“内省”与挣扎的人们又看到了人生的一丝光明,又多了一条人生选择和出路。

  但是,恕笔者坦言,道家的超然物外、顺乎自然、与世无争的人生哲学似乎是一种人生的理想,似乎是人在解决了“衣食住行”现实困扰之后方可能达到的一种人生精神境界,似乎更适合于具有一定自我解放能力的知识分子或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温饱问题得以根本解决的小康人家。因为,人是食人间烟火者,人对精神世界的渴求是建立在丰衣足食的基础上的,否则,无论他的心灵是何等的“逍遥”,无论其人生境界是多么的高远,他若不经历一定的社会化过程,不掌握一定的人生经验和社会知识,无视社会而听凭个性的挥洒与张扬,自然为社会与同类所不容,自然为普遍存在而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社会法则所不容。这样的人,可以超越人生的各种精神折磨与不幸,可以解决各种社会游戏规则的精神束缚,但到头来,也许他得为急需填饱肚皮的一片面包、一杯牛奶而发愁。

  应予说明的是,尊重自我、解放自我的道家学说及其人生态度,往往是针对儒家学派用种种世俗价值观念束缚人们手脚,压抑甚至摧残人类本性,以达到人生目的负面作用展开的。它在尊重自我、保护个性、追求自由与解放等方面,无疑为身受“条条框框”束缚,备受世俗折磨的人们指出了得以解脱的途径,使他们又多了一项人生的选择。但道家学说的创始者也许不知,想达到如此玄远幽深、自由空灵的人生精神境界,人们尚需强大的物质基础、深
厚的文化知识底蕴和丰富的人生阅历等作为支撑,不然,则不啻于一纸空文。因为,人类的第一要义是生存;人类的精神文明只能建立在物质文明的基础之上;人类的精神世界要有坚实的物质世界作支撑。

  由此看来,道家学派的人生哲理和人生态度同样也没有给深受物质与精神双重镣铐折磨的人们指出一条可望解脱的根本之路。它和儒家学派一样,充其量使那些在黑暗中艰难前行的人们看到了人生的一丝微光而已!因为,他们都没有明确回答“人为何人、人为何生”这个问题。

  那么,人类究竟为何物,人生究竟为了什么呢?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世界,继续进行艰难的寻觅吧。。。。。。
 

      ——来自本文作者人生终极护照进行中的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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