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和生命欲
李壮鹰
知识分子就是这样，社会给与他的越少，他给与社会的就越多。社会给他的压力越大，他的创造力就越丰富。文革末期，坊间曾流传一句文人自我贬损的话：“臭老九是贱骨头。”这话现在看来，是深刻的悟道之语。它揭示了古往今来文化创造者的本质与社会文化生产的真谛。2000年，我曾在韩国首尔国民大学教了一年书，认识了那儿的一位哲学家宋先生。我常到他的研究室去，发现他的花养得不错，于是向他讨教，问他是怎样呵护的？他说，他的经验正相反，不是呵护，而是尽量的虐待。要故意地冻着它，不给它温度；狠心地干着它，不给它浇水，让它得到的温度和水分仅够维持他的生命。这恶劣的环境，使他时时感觉到一种生命即将完结的威胁，它不能不急着开花来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以花果的方式来繁衍自己，达到自己生命的延续。宋先生此论，听起来虽不免有点泛神论的味道，但经过他虐待的花总比温室里的花开得早、开得旺，却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这条规律，亦被我们人类的生育规律所证明：越是贫穷的国度，生育率就越高；越是战争动乱年代，妇女们越频繁地“喜添贵子”。肉体生育是这样，精神生育也是如此，贫贱的人比富贵的人更有创造性，丧乱时代比和平时期能产生更多更好的文化成果。这是人类本能中所包含的生育潜意识所决定的。两千年前，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曾提出著名的“发愤著书”之说，说历史上的好作品，“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对不对呢？对。但他说的不全面，他只从心理学的角度说出了好作品产生的主观原因，没有从生命学的角度看到传世之作之所以生成的客观缘由。在过去，一个人这辈子倒霉，会把希望寄托在来世；现如今，生活不得意的人，会把“成功”的希望寄托给下一代。我没见过几个大亨逼着孩子读书的，却时常遇到出租车司机打着、骂着孩子去考大学、念研究生。是啊，谁在现实中有享受的机会，会去等那虚无缥缈的来世？谁眼前功名利禄双收，还会去关心作为他生命之延续的下一代的成长？这就是说，对来世、下一代的关心，是人的生命欲受阻之后的一种补偿。所以，与“发愤著书”的理论相比，我倒认为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说的另一句话，更能反映他之所以写出《史记》这样一部传世作品之奥秘，那就是“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他今世活得不满意，只好把希望寄托于未来。而他又受了宫刑，所以不能像的哥那样把希望寄托给儿子（汉代的史学家和经学家都带有世袭的性质） ，那么唯一实现他的生命欲、延续他生命的途径只有一条：那就是让自己的“文采”留于后世。
几百年之后，曹丕写《典论·论文》，又一次接触了文学的这一成因：“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一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曹丕所处的汉末，是历史上空前丧乱的年代
，其惨烈程度，是我们处在和平年代的人所无法想象的。当时军阀混战，攻城掠地，杀人如麻，人的生命在那时不如蝼蚁草芥。董卓曾强迫献帝从洛阳迁都长安，东都洛阳方圆二百里的房屋全部被烧毁，百姓在迁徙中死亡泰半。后来所谓“天下诸侯”共讨董卓，攻进长安后，整个长安又被烧毁，从东都迁徙来的几十万居民，几乎全被杀光，长安成了空城，附近几百里不见人迹。那时军阀攻占城池，都讲究“屠城”：曹操攻下徐州，满城男女老少几十万口，全部杀光。曹仁攻下宛城，也是一杀就几十万口。而在当时的战乱中，这种屠城的例子几乎比比皆是。再就是瘟疫。古云：大兵之后，必有瘟疫。战争死人多，无法收尸，必然瘟疫传染。《续汉书五行志》中记载汉末有五次大瘟疫流行；医学家张机在《伤寒论序》中也说，原来他的宗族人数在二百以上，而建安以来不到十年，就死了三分之二。总之，那时的人，不是被杀死，就是病死，整个黄河流域，几成赤地千里。仲长统《昌言》里说：东汉人口到了汉献帝建安年间，减少得非常可怕，“百里绝而无民”，照此下去，人有灭绝的危险。曹操《蒿里行》：“铠甲生虮虱，百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有一首有名的《七哀诗》，其中也说：“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曹丕《典论·自叙：“家家思乱，人人自危。……乡邑望烟而奔，城郭睹尘而溃，百姓死亡，暴骨如莽。”这些都是当时丧乱情况的真实写照。
《文心雕龙·时序》谈到建安文学特点的时候说：“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故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也。”在当时的大丧乱中，士人们痛感到生命如此的短促，如此的不值钱，于是都有人生如寄的哀叹。成于汉末的《古诗十九首》中，有不少是悲叹人生的短促与无常的，如“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汤固”；“出国门直视，但见丘与坟。古木犁为田，松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等等都是如此。曹操《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所抒发的也是这种情绪。曹丕现存有多封书信，在书信中，他也屡屡抒发对人生的伤感：“昔年疾疫，亲故多罹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哉！谓百年已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与吴质书》）；“乐往哀来，怆然伤怀。余顾而言：斯乐难常。今果分别，各在一方。元瑜长逝化为异物，每一念此，何时可言！”（《与朝歌令吴质书》）；“人生有七尺之形，死为一棺之土……疾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与王朗书》）如此等等，都是这类情绪。生命既然如此短促，如此脆弱，那么，人生的价值究竟怎么实现？这是每一个时代的士人都要考虑的问题，但因为汉末士人所面临的现实刺激最为强烈、最为惨痛，所以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追问也比任何时代的人都更加急切。生命既不能长存，那就只能追求死后的不朽，在身后实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这就是当时有志士人的选择。故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之论，是有深厚的社会心态背景的。
懂得文学与人类的生命欲之间的这层微妙关系，所以有国者欲致文学繁荣，就应该像韩国宋先生养花儿那样来养知识分子。千万别给他富贵，千万别让他得志，“剪翅送笼中，使看百鸟翔”，可能残忍了些，但是最起码的，千万别给他官做。在现今的中国，没有比当官更能摧折知识分子的创造才能了。而不幸的是，好像“学而优则仕”成了现在优待知识分子的固定模式。一个年轻人在学术上刚刚搞出点成绩，就马上给他官当，让他当主任、院长、校长、部长，知识人一得官，不仅是事务缠身，再也别想搞研究，就是给他时间，他也不会去认真地搞了。嘴里塞满了食物的云雀唱不出美丽的歌，拿着丰厚的待遇、享受着权利的虚荣的官员们搞不出好的作品，因为他已经从根本上丧失了创造的动力。“痴人自作浮生梦，腐骨那须后世名”，现实不得志就寄托于未来实属无奈之举，谁在眼前就志得意满，不抓紧时机享受生命，还要想那个未来呢？
附记：衷心感谢声良同志和淡淡菊花香的春节问候。祝你们牛年更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