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了《新京报》关于“‘猪司令’秦英林中南海座谈归来”的人物专访报道，心情复杂，长时间纳罕不已。

2月12日，温总理在中南海主持召开《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会，这位河南省南阳内乡县牧原养殖公司董事长以“基层代表”身份参加了座谈会，在会上第一个举手发言，并例外地“与总理谈了18分钟”。事后，这位落泊“大学生猪倌”，突然间变成牛气冲天的“猪司令”，倍受地方官员青睐。

报道说，从中南海归来，秦英林立刻受到河南省一位副省长、南阳市委主要领导、内乡县县委书记等各级官员频繁接见。不到一个星期，在内乡县去年5月总理曾下榻的某宾馆内，关于进中南海的事情，秦讲了“三十回都不止”。更不用说，在他家里，挤满了前来听讲的人。其实，对于国人来说，这些也都是可以完全理解的“自然反应”，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问题是，如果对照我们权力机构某些官员前后异常巨大的反应态度，实在令人纳罕。仅仅参加了一下总理主持的征求意见座谈会，就一夜之间成为倍受追逐和吹捧的“超级牛人”，得到各级领导“异常热情”的鼓动和许诺。省领导要求他“抓住这个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南阳市领导向他承诺，“2.66万平方公里都是你的养猪场”，并且在得知他想在2014年发展到400万头猪出栏后，反问他道“为什么不能是800万？”更让他振奋的是，银行领导纷纷打来电话，问他“要一个亿还是两个亿？”这样的礼遇，放在以前，秦是想都不敢想的。

的确，十年前的秦英林没有这么牛气。1989年，秦从河南农业大学畜牧专业毕业，被分配到南阳市一家食品公司上班，三年后辞职回乡养猪。那时候，秦刚建养猪场，受到某部门多次刁难，却不知得罪了何方神仙。直到有人捎话给他，要他“拿五万块钱说说情”，他曾打算买只猎枪挂上五万块钱去找当事领导说说清楚，最终冷静下来没惹出事端。创业之初，秦曾一周六天、一天两次骑自行车过桥爬坡去跑贷款，累得差点病倒，最后，还偶得某乡领导特别关照才从信用社贷到一万块钱……

我们不禁要问：在秦创业时，需要政府部门正常办手续时都要百般刁难他，在他最需要贷款支持的情况下却告贷无门；同样一个人，只是因为进了中南海、与总理说了几句话，为什么就立刻身价百增，成为各级领导热情追捧的“红人”？我们的一些地方和金融机构官员，是谁赋予他那么大的自由裁量权，让他一高兴就立刻随口做出“2.66万平方公里都是你的养猪场”、“要一个亿还是两个亿”、“为什么不能是800万？”这样一系列重大决策和决定的？

我们不妨再就此个案想开去，联想到前几年温总理到重庆视察时为一个农民工大嫂讨工钱、后来这位大嫂立刻成为专门讨工钱的“名人”和“英雄”，以及日前总理在天津火车站偶遇白血病患儿李瑞、因得到总理关照当天立刻住进北京儿童医院，于是意外成为社会关注和捐助的“不幸的幸运儿”等新闻事件，我们是不是应该更进一步，在政府行为模式、社会公共治理及行政制度安排的层面上，作一些深入反思和探索呢？

大家都看得到，我们的政府总理是一位很和蔼可亲、极具人性化的卓越领导人，有时候看到鬓发斑白的总理为处理国家大事日夜操劳，广大民众（更不用说受接见或关照的当事人了）感动得直落眼泪。但问题是，在一个高度人治化的行政官僚体制下，再卓越、再日理万机的行政首脑，都不可能通过领导人的个人行为或偶然机遇，去一个个处理十几亿老百姓日常千头万绪的困难和问题。如果一个问题带有普遍性、频发性，而且时常还表现出令人震惊的严重性，那肯定是制度安排和运作体制层面出了问题，对此，仅靠“就事论事”式的个案处理是无济于事的，必须在制度变革举措上想一个“完全之策”。说实在的，这才是行政首脑主要考虑、集中精力处理的正事和大事。

否则，这么大一个国家机器，日常运作就围绕一个或几个行政首脑转，上面不呼下面不应，上面一呼下面百应，更可怕的是像此个案中，上面“没”呼（哪怕只是一个简单征询意见行为）下面也莫名其妙地“乱”应……这样，公共治理和政府施政很可能长期处于一种“哪里有或哪里灭”的无规则、无秩序的人治化状态。在此状态下，广大老百姓反而经常会“担惊受怕”，老有一种不安全、不稳定感，这显然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和长期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