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导师——写在恩师朝闻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

     2009年4月18日，是朝闻先生诞辰100周年的日子。在走近这个日子的时刻，我百感交集，思绪万千——
　　我不由想起了2004年11月11日深夜。在那个寒冷的冬夜，在23时10分那个寒冷的时刻，恩师溘然长逝。那天，我随大陆艺术家代表团还在台北访问。翌日接到先生与世长辞的噩耗，如晴空惊雷，瞬时脑子一片空白……我实在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匆匆回到北京，无情的事实让我如坠冰渊，觉得那个刚刚到来的冬天寒冷异常。还记得，11月23日，举行追悼会的那天，寒流袭来，气温陡降，真是苍天有情，与我同悲。寒风中，我和美术观察杂志社的同仁们饮泣鞠躬，向敬爱的老人作最后的道别。杂志社敬献的大幅挽联“朝闻道，探索再探索，无愧一代宗师；夕驾鹤，神游复神游，堪称万世风范”，把大家的悲情和追思撒向风中。四年多来，那份带着隆冬般凛凛寒意的哀伤，一直潜藏在记忆的心底。对我来说，这是此生永远无法释怀的一份情愫。
　　记得1981年4月里的那个温暖的春日，在阳光明媚的下午，我第一次见到朝闻先生。那天，我和景德镇陶瓷学院美术系77级设计专业的全体同学，有幸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教室聆听先生讲课。敬业的黄美尧老师在带我们实习考察路过北京时，专门为我们请到了朝闻先生。一群来自边地的年轻学子没有机会接触大名鼎鼎的学者，以为那一定是非常气派的情景。没想到先生穿着一身朴素的衣装进到教室，微笑着拱手跟同学们打招呼，问大家好，神情语调竟是那样的亲切随和。先生以市面流行的“猫壶”为引子，就陶瓷设计方面的实用与审美关系问题侃侃而谈，讲了整整一个下午。他谈到，人们和工艺品的关系不只像雕塑绘画那样是审美欣赏的关系，而更主要、更基本的是功利实用的关系。如果离开实用的目的而一味摹拟某种植物或动物的形体，结果会和适用要求不一致，就不再是能够引起美感的实用艺术了。在茶壶造型上摹拟小猫“叉腰”（壶把）“招手”（壶嘴）的样子，构思或许不乏巧意，但茶水由“猫爪”（壶嘴）里倒出来，容易让人产生不舒服的联想，难免弄巧成拙，影响它的适用性。先生用浓重川音附带诙谐动作所表述的“猫壶”论，让忍俊不禁的我们一下子就对工艺美术有了一种新的认识。借具体的事例来揭示深刻的事理，是先生讲课行文的一贯风格，那天的课也不例外。课后，先生和我们全班同学合了影。几年以后我提起这件事，没想到先生竟还收藏着这张照片，并找出来让我指认其中的我。对我来说，这堂课特别地激发了我对理论的兴趣，尽管当时还没有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的念头，更不敢想象做先生的入室弟子。
　　记得1986年暑假里的那一段时间。其时，《中国美术史·原始卷》的写作班子在京西苹果园的部队招待所统稿。该卷是十二卷本的《中国美术史》的先行卷、试点卷，对全书各卷编撰工作的展开具有示范意义，身为总主编的朝闻先生对该卷极为重视，亲自坐镇审稿。美术系在读的部分研究生也被安排做些工作，我的任务是绘制书中的插图。先生年事已高，却和大家不分白天黑夜地一道工作，每当收到他于午夜或凌晨时分提出的修改意见时，大家都深为感动。统稿工作紧张而单调，白天大家都埋头工作，只有晚饭后陪着先生散步的那一小会儿，才是最放松、最快乐的。先生思维敏捷活跃，散步中触景生情的即兴谈论，骋思美学，充满教益和启示。
　　一天傍晚，太阳西落，天边的流云不停地变化着色彩和形状，景象十分瑰丽。先生边走边向我们发布他的审美发现：“看，那像不像一群马？”——“嘿，又变成一头长毛狮子了！”——“咦，你们看那边那片蓝紫色的云多像一个女孩子的侧影呀！”——“看，看，又变了，变得似是而非了！”……一路上，先生都在激荡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随幻变的流云在审美联想中神游。他说：“这些自然的东西是很奇妙的，你想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因为形状丰富，变得又快，所以，与其说它的形状像某物，不如说它的形状让你联想起某物。同样的云，不同的观者能看出不同的东西。我说它像群马，你们从别的角度联想，也许会看到几只骆驼，或别的什么。我从来认为美是一种关系，客观对象提供的条件只有通过主观感受才能实现它的价值。我们做事做了一天，吃饱饭，出来放松放松，蹓跶蹓跶，心情挺好，所以看到这般云霞会觉得它很美。但若是一个人饿得肚子咕咕叫，正愁着家里没米下锅呐，他看到这云彩也许就不会觉得那么美了，或者他根本就不会注意到这些云的存在。反过来再说，我们现在心绪很好，但如果天边翻滚的是一堆堆乌云，那我们的感受就是另一回事了……”这一席话，精彩而生动地表述了先生一贯主张的“美在关系”说。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先生对生活和自然总是保持着一种特别的敏感，能够从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琐事中引申出精深的哲理，由朴素的生活现象中发现艺术和审美的规律。而且，他擅长用浅显通俗的语言来表达抽象的美学原理和独到的学术见解，更能巧妙地将其思想的精微奥义印证或比喻于寻常的事物。
　　作为研究生导师，朝闻先生重视学生的主体性，认为研究生的成长和成就，要靠他们根据自己的志愿和兴趣等特殊条件去对专业性问题作创造性的探索。他把自己比作“导游”，认为导师的工作主要在于因势利导，在观点方法方面帮助作为“游人”的学生，尊重他们发现美的兴趣、能力和个性，若是“游人”不从实际出发或用别人的判断来代替他自己的判断时，“导游”则有责任提醒其检视自己的观点方法。读研究生的那三年里，先生不用那种刻板的方式给我们上课。他“上课” 的方式是交谈，“课堂”时而在他家的客厅时而在某个他见到我们的场合，“课程”则往往开始于某个时事话题或即景事物的谈论，然后就像相声“抖包袱”那样回到正题，提示与揭示给我们某种学理的结论。对于我们，先生总有新的话题，他亦庄亦谐、且聊且深的一切，是如此的周密、晓畅与生动，以至于不仅帮助我们清晰地认识问题，更帮助我们养成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先生像慈父一样教书育人，他自比“保姆”，称我们为“小朋友”，并勉励道：“作为你们的‘保姆’，希望三位‘小朋友’互相帮助，互相探讨，互相创造，扬长补短。”多少年来，每当忆及先生这一番亲切的嘱咐，都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回顾自己在治学道路上踉跄走来的历程，得到了朝闻先生多少耳提面命的悉心教导啊！每次有机会见面，无论在旅途在会间，还是在我最熟悉的他家的客厅，先生都会特别地跟我谈民间美术和工艺美术方面的话题，他希望我在这些偏冷的领域多下功夫。先生经常对我说，对存在于历史行程中的民间美术和工艺美术现象，不宜孤立地去理解，而应当有多侧面的着眼点，应当把握这些美术现象与其它艺术现象以至社会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把握它们所涉及的“关系”以及在特定“关系”中所呈现的特殊本质与规律性。他告诫我，要多角度地看问题研究问题，从包括社会学、民俗学和美学等多学科角度，以及审美活动的表现力和感受力的关系来展开研究活动，对研究对象作具体的、动态的分析，以期比较完整地把握它与其它社会现象的联系以及它的多形态和多作用。 多年来，我努力在社会生活关系中把握审美实践，从文化生态的综合角度来看待民间美术、工艺美术等美术现象，力求践行先生的教导，包括进行学术研究和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当然，我深知自己所做的和先生所希望的还有很大的距离，需要继续努力。先生在1990年10月25日写给我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富于生命力的民间美术和民间文学等研究的对象一样，它们在我们的研究活动里，是具有独特地位的、堪称不竭之源的研究对象。但也只有结合产生它和它得以发展之源——即供感受与观照的这种对象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环境与实际生活，才可能获得既有科学价值又有独创意义的新观念。”今天重温，觉得它不止是对学术研究有指导意义，对正在开展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实践也有指导意义。
　　还记得从2002年到朝闻先生去世之前的那两年多时间。这期间，是我受命接手《美术观察》管理工作最艰难的时期。从编辑到印刷，从人员到经费，各方面的工作都要重新起步。先生是《美术史论》的老主编，在他主导下，刊物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传统和风格特色，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在美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和权威。改刊后，作为名誉主编的朝闻先生依然以老主编的爱心和责任感热情关怀和呵护《美术观察》的成长，刊物的学术导向也一直得到他思想的指引。在我举步维艰的这段时间，先生格外关心我，见面时总是勉励我，鼓舞我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
　　《美术观察》是先生每期必读的刊物。经常能看到他拿着放大镜，那么专注地读着字号难免让老人吃力的文字，此情此景让我感怀至深。对办刊中涉及思想取向、价值判断的学术问题，以及采编内容、装帧设计等技术问题，包括我写的“卷首语”，先生都会随时提出自己或肯定或批评的意见，话语中总是饱含真切之情。朝闻先生经常告诫我们，办刊要把握正确的理论导向，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既要注重理论研究又要关注创作实践，既要及时报道、反映美术界的动向又要加以辨析和判断，不能盲目追风赶时髦，要努力把握规律性，揭示对象所包含的普遍意义；要观察有生命力的东西，报道正在发展着的状态，应有超前的眼光，不仅看现在还要看未来。先生一贯重视大众需要，强调《美术观察》既是理论研究的重要园地，也肩负着美育的重任，因此要注意研究读者，从读者的角度考虑刊物的内容与形式，处理好普及与提高、适应与创造的辩证关系。先生素来重视主体条件，经常叮嘱我和编辑们要不断学习，掌握新知识了解新动向，有时还会推荐他读到的好文章让大家阅读。他认为办刊的过程也是培养理论家、批评家的过程，希望我们的编辑成为美术领域的专家学者。因此，对于重大美术活动的报道，他总是希望编辑们亲自写稿，也总是强调做文章谈问题要严谨，语言文风要朴实。他还提醒我们注意吸取兄弟刊物的经验，了解其它媒体的发展，不断改进和提高自己，以适应社会现实的变化和人民大众的需要。2004年1月，《美术观察》出刊百期，先生挥毫题词：“美之所在，虽污辱世不能贱；恶之所在，虽高隆世不能贵。”字里行间透着他对我们的信任和鼓励。
　　作为一代宗师，先生一生都在燃烧自己，用智慧、良知和学问的光芒烛照当代中国文艺思想和理论建设。今天，先生虽已离世四载，但他思想的明灯依然璀璨，依然照耀着我们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