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监会的“禁卡令”来得太晚了
鲁宁:2009年7月23日成都商报专栏文章
从昨天（22日）起，上海多家银行悄悄叫停了大学生信用卡业务。据当天的沪媒披露，一向视大学校园为信用卡业务“跑马场”的沪上各银行突然踩下“急刹车”，系执行银监会上周下发的“禁卡令”，禁止银行对未满18周岁的学生办理信用卡。对年满18周岁的学生办理信用卡，也只准办理与父母信用卡捆绑的“附属信用卡”。
大学生成为信用消费“高危人群”的报道多有所闻，笔者在银行工作的朋友也曾披露过该行信用坏账的某些“故事”，但除华夏银行之外，国内所有银行几乎都曾“无门槛”地向大学生群体推销信用卡，故，其中涉及的坏账、死账的总额，一定掌握在银监会手里。然而，根据“多报喜少报忧”的“统计文化”，银监会所掌握的、自下而上层层上报的坏账、死账肯定也是残缺不全的。
银监会的“禁卡令”并未透露上述“高危人群”所造成的坏账、死账的比例和数额，但考虑到国内行政监管往往“摆”马后炮阵势，若此项信用危机尚在可承受范围之内，估计银监会未必突然下达“禁卡令”。同理，倘若银行认定“高危人群”系杞人忧天之说，对“禁卡令”必采取阳奉阴违之策。
大学生群体没有经济来源和稳定收入，面对层出不穷的----登陆中国后即开始变味的时尚消费文化的诱惑，以及商家引诱式和炫耀式促销广告的狂轰滥炸，极易诱发部分大学生无节制刷卡消费冲动，在人们社交圈之内，80后甚至90后袋揣大把信用卡盲目消费造成入不敷出，不得已采取“以卡养卡”，致使个人及家庭财务和信用陷入双重危机的“卡奴”已不是个别现象。
信用消费作为传统消费的“衍生消费”形态，能释放潜在消费能量，使内需在短时间内出现爆发式增长，但相对于传统消费遵循量入为出原则，信用消费的本质系“透支未来的消费”，其风险之大，对于缺乏稳定收入的持卡族之杀伤力，日本作家宫部美雪作有如下概括：信用卡犹如一例不需要车票的火车，旅客蜂拥上车，却不知最后的目的地是地狱......
国内众银行十分明白，无节制向大学生群体发放信用卡存在着极大的信用风险，明知不可为而不计后果的为之，这算怎么一回事？宫部美雪一针见血地警示：信用卡借贷是银行对希望“轻松达致梦想”的人设下的信用陷阱。是的，在某种程度上，银行正自觉与不自觉地成为“失信消费”的“教唆犯”，以及“高危人群”的“生产商”。
毫无疑问，信用陷阱最终也会祸及银行，但笔者难以释怀、更为担心的是祸及国家和社会。笔者所及的国家和社会不是抽象概念，而是国家和社会层面一代人的消费心理、消费文化、消费观念的扭曲。每一代人都该养成与所处时代变迁合拍的成熟的“三消”选择，这是表征国家和社会进步的衡量指标之一。显而易见，信用卡乱象所带来的冲动消费、炫耀消费、“套利（实物奖品）办卡”、“拆东墙补西墙”之信用透支现象若再不加遏制，危害比信用卡本身的“无信用”更为可怕。
在这个意义上，银监会的“禁卡令”来得太晚了。从亡羊补牢的角度，“禁卡令”犹晚未晚----前提是，禁卡令”莫沦落为一纸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