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下旬以来，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山西五省（区）降水量比常年同期明显偏少，部分地区基本无有效降水，同时持续高温天气，造成土壤失墒加快，加上农作物生长发育需水量逐步增加，这些地区农业旱情迅速发展。截至14日，五省（区）农作物受旱面积1.25亿亩，其中重旱3840万亩。
中国，由于地处北半球，特别是我国北方，几乎是一年四季都受到西北季风的影响，而我国西北方尽是陆地、沙漠，西北气流带不来大量的水蒸气，自古十年九旱。例如，1920年，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河北等省遭受了40多年未遇的大旱灾，灾民2000万，死亡50万人。1928～1929年，中国陕西大旱。940万人受灾，死者达250万人。1943年，中国广东大旱。许多地方年初至谷雨没有下雨，造成严重粮荒，仅台山县饥民就死亡15万人。灾情严重的村子，人口损失过半。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决定其历史兴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政治、经济的指导思想正确与否，是至关重要的。中国，自古迄今，一直是一个农业经济生产占有重要地位的国家，所以，农业、农村、农民的生产、生活发展，其物质与思想文化建设发展如何，一直是中华民族兴衰中的一个关键的因素。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以来的兴衰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正与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这是一份极其丰厚的历史遗产，是明察民族未来发展的两面大镜，我们自该很好地对照，以明白我们的现在和未来应该制定什么样的应对之策，以不犯历史性的错误。在这方面，历史上出现过的失误、错误，也是一种极其宝贵的反面经验，是用多少人的生命换来的一重具有历史沉重感的经验！
第一“以农为本”的经济思想依然不失重要历史意义
农业经济生产，主要是解决人民吃饭、穿衣这种人类社会生存的必需品，以及为轻工业生产提供一部分生产原料。这样，我们就必需从历史变化的角度，明白中国农业所处的生产环境、资源、生产水平、抗御自然灾害的基本能力、以及人口增长方面的基本情况。并进行实事求是的历史分析，方可能使我们不至于盲目乐观，而重视到发展农业生产在实现民族历史复兴方面所具有的历史性、战略性伟大意义。
为了简明，这里，我们就先列出一个中国汉代以来人口总数增长变化简表，然后再进行一点必要的分析。
年 代 户 数 人口总数 资料出处
公元2年
（西汉平帝元始二年）12 233 062 59 594 978 《汉书•地理志下》
13 233 612 59 194 978 《后汉书•郡国志》
公元57年
（东汉光武帝中元二年12 233 612 59 94 978 《晋书•地理志上》
4 271 634 31 007 800 《后汉书•郡国志一》
公元136——141年
（东汉顺帝永和年间 10 780 000 53 869 588 同上书，
公元156年
（东汉桓帝永寿二年)16 070 906 50 066 856 《后汉书•郡国志上》
公元157年
（东汉永寿三年） 10 677 980 56 486 856 《晋书•地理志上》
公元263年
（曹魏景元四年） 943 423 5 372 896 同上
公元280年
（西晋武帝太康元年） 2 459 840 16 163 863 同上
公元589年
（隋开皇九年） 8 907 536 46 019 956 《旧唐书•地理志一》
公元618——626年
（唐高祖武德年间） 2 000 000 显庆二年杜正伦答唐高宗问
公元627——649年
（唐太宗贞观年间） 3 000 000 《通典》
公元726年
（唐玄宗开元十四年） 7 069 565 41 419 712《唐会要》、以及《旧唐书》
公元755年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 8 914 709 52 919 309 《通典》
公元756年
（唐肃宗至德元年） 8 018 710 46 285 161 《旧唐书•职官二》
公元760年
(唐肃宗乾元末年) 1 933 124 16 990 386 《新唐书•食货志二》
公元806——820年
（唐宪宗元和年间） 2 473 963 《唐会要》
公元976年
（宋太祖开宝末年） 3 090 504 《宋史•地理志》
公元997年
（宋太宗至道三年） 20 882 285 46 734 784 同上
公元1077年
（宋神宗熙宁十年） 14 245 270 30 807 211 同上
公元1086年
（宋哲宗元祐元年） 17 957 092 40 072 606 同上
公元1102年
（宋徽宗崇宁元年） 20 264 307 45 324 154 同上
公元1391年
（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10 684 435 56 774 561 《明史》
公元1578年
（明神宗万历六年） 60 692 856 明丈量土地后的数字
公元1749年
（清乾隆十四年） 177 000 000 清《皇朝文献通考》
公元1780年
（清乾隆四十五年） 277 000 000 同上
公元1786年
（清乾隆五十一年） 391 112 486 清《续文献通考》
公元1844年
（清道光二十四年） 419 441 360 同上
公元1860年（清咸丰十年） 260 924 674 清《续文献通考》
公元1862年（清同治元年） 255 417 320 同上
公元1923年（中华民国十二年） 411 000 000 邮局估计数
公元1929年（中华民国十八年） 475 000 000 陈正谟的估计数
公元1949年 541 670 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布数
公元1952年 574 820 000 同上
公元1953年6月 601 938 035 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数
公元1957年 646 530 000 国家统计数字
公元1978年 962 590 000 同上
公元1979年 975 420 000 同上
公元1980年 987 050 000 同上
公元1981年 1 000 720 000 同上
公元1982年 1 031 882 511 全国人口普查数
公元1990年 1 160 017 381 同上
公元1991年 1 158 230 000 国家统计数字
公元1992年 1 171 710 000 同上
公元1993年 1 185 170 000 同上
公元1996年 1 223 890 000 同上
公元2000年 1 295 330 000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
以上的历史人口数字清楚地表明：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以来，五十年的平均人口增长速度，是明朝万历初至1949年这三百七十多年增长速度的10倍左右，是公元初至明万历初年一千五百七十多年人口平均增长速度的两万多倍，而人口总数则已是那一历史时期人口的二十多倍。
人口增长速度如此惊人，然土地资源、森林资源、草地资源、水资源等，非但没有增加和改善，而且还在不断地恶化。如黄河、塔里木河等出现越来越严重的断流，不少湖泊干涸，许多湿地消失，地下水位不断下降，甚至有些地方因过度开采而出现地面下沉，西北土地的荒漠化速度加快，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大兴安岭、祁连山、昆仑山等森林覆盖面积不断缩小，再加上水、空气等环境污染的不能有效遏止等等，都对农业经济生产从多方面构成了极为严重的威胁！而农业生产设施、科技发展又由于多种历史与现实原因的制约，不仅进展缓慢，甚至在少数地方还有退步现象存在。这种情况就远不足以抵御自然灾害，基本上还处于靠天吃饭的状态中。如此，一旦出现大面积的连续性的自然灾害，就将会极其严重地危及到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甚至会出现比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还要严重的情况，因为人口的基数比那个年代增加了一倍还多！这是一个不容许我们有任何乐观的极沉重理由。
所以，中国古代以农为本的经济思想，对于现在，甚至是未来的一个历史时期，仍然有着指导作用。
第二，科教兴农，亟待发展
自轩辕黄帝之际起，制历授时，以指导百姓顺时而树，强调治国要“上知天时，下知地利”，知地宜，节民力，因天之生以养生。因而，中国在历法制定方面远远走在了世界的前面，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历史事实。这种思想，正是上古的科教兴农思想。现在，我们提出“科教兴国”，这是正合轩辕黄帝的治国思想的，是对民族传统文化思想的很好继承和发扬光大。但是，我们这个比较落后的农业大国，更应当在科教兴农上加大工作力度，因为，围绕发展农业生产而亟待加强的科学研究项目，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其研究进展的难度更大，这是时代发展向我们提出的必须解决好的历史性研究课题。
例如：如何从宏观上研究全球的气象发展变化趋势，作到较有把握的年度气象预报，以提导作物种植局部性、地域性调整，以指导全年抗旱、排涝、防汛、防范农作物风、霜、雹、病、虫等类灾害；加强农业生物、遗传、转基因等应用研究，培育出更多能够提高农作物品质、抗旱、抗风霜、抗病虫害、增加单位面积产量的各种农作物品种，加以推广。因为，只有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前提下，才能够最有效地克服广种薄收、耕作粗放、费力多而收获少的局面，而唯有克服了广种薄收，才能最有效地退耕还林、退耕还草、退耕还湖，搞好生态建设，从根本上扭转农业生产所存在的不利条件，改善农业环境、气候等自然条件，实现农业生产与自然资源、自然环境上的良性循环,保持农业生产发展的后劲。
从历史上说，具有一万多年农业生产历史的中国，对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环境，破坏得是实在够惨重的了！举例而言，在山西、河北、内蒙古到处有煤田，煤是由什么生成的？难道不是森林、柴草等类植物由于地质运动埋藏于地下而形成的么？这就说明这些地方原先的植被很好，而不是从来就是荒漠、秃山。桑干河、汾河这小两河流域的山间断陷盆地，如果不是在历史上森林茂密、湖泊遍布、动植物繁多、可供生产力低下的古人类索取的自然资源极其丰富，怎么古猿类会从喜马拉雅地区迁徙至此，就繁衍，就发展，并成为以泥河湾为中心的亚洲古人类生存进化地、中华文明的发源地？考古研究证明，就在距今一万年左右的历史上，桑干河、汾河流域，以及内蒙古大草原，植被情况都是相当好的，然而，现在在这个地区的荒山秃岭上、荒原上，则几乎到处可以见到裸露着石质化了的一堰堰耕地痕迹，依稀可辨的荒漠化农田痕迹！所以，有人说：“无论黄帝、炎帝或蚩尤，现在大家一般都认为他们都活跃在黄河中下游，那么，他们也豪（毫）无理由都带上大军跋涉千里到荒远的‘涿鹿’去决战。因为那里不仅给养成问题，而且那时打仗无非是掠夺人畜财物，但苦寒山谷中的‘涿鹿’会有什么呢？”这，其实在是一种无知得非常可怜的说法。还有，大多数的史学家们都知道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有一种“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渐次南移现象存在”。但是，为什么南移？则没人给出过一个科学的答案。原因，就是这些学者大约都对历史上广种薄收的粗放型农耕经济生产，对于自然植被遭受严重破坏知之甚少。植被的破坏导致水土流失严重的情况发生，而水土流失严重后，由于山脉、土地不能涵蓄一定的水分，就会出现河流缺水、消失，湖泊缩小、干涸。土壤中水分少，就产生土地荒漠化，河流断水，湖泊消失，就空气干燥。空气干燥，在华北这样印度洋、南太平洋暖湿气流影响较弱的地区，降雨量就会极大限度地减少。而降雨量减少，则又导致的是草木不生、难长……这，就是一种恶性循环！而事实上，农业生产上广种薄收的粗放性生产，对于植被的破坏、土地荒漠化的造成，对气候的影响，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变，并不是发展很慢，经过百年、千年才会显现出来，而是非常之快，几十年就会严重到令人吃惊的地步。“三年困难时期”的垦荒，“以粮为纲时期”的树木砍光，“大批促大干时期”的开垦草原，所造成的张家口地区现在常年降雨量比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减，就是例证。不信者，搞一点历史调查，研究对比一下就明白了。
对于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是很容易、很快的，但要恢复、改善，却是非常非常艰难而缓慢的。由此而言，只有加大科教兴农的力度，充分运用科学的思想、科学的方法、科学的力量，才能从宏观上彻底改变直接关繫到民族兴衰的农业问题。
第三，应当有计划地实行“农村移民”
现在，从全国而言，贫困人口多集中在农村。而在农村，则贫困人口又多集中在一些交通不便的偏远山区。过去，我们的“扶贫”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一种救助，有人称此为“输血工程”。年复一年，费时很久，花钱不少，成效不张，有些勉强“脱贫”的农民遇有生病、灾害等类原因，复又陷入贫困之中。究其原因就是生存条件没有得到根本上的改善。因为，山区行路难，吃水难，种山坡地产量不高，为生存只能走“广种薄收”的老路。而这种“广种薄收”的生产方式存在，则又是造成荒山秃岭、水土流失等生态环境恶的一个重要根源。虽然，在“学大寨”的年代，也动大工修了一些梯田，但不仅不能浇水，不好耕作，运肥、收获中的运输问题也解决不了，而且有不少因高埂坍塌，又造成了更为严重的水土流失……由此而言，对於这些农民还不如有计划地实行移民。这样，至少有以下几个好处：
① 有利于退耕还林、保持水土、极大地改善生态环境；
② 有利于改善山区贫困儿童上学条件；
③ 有利于大村庄、小城镇建设，为农村各项社会文明建设创造更好的条件；
④ 从长远的角度而言，变“输血”为“造血”，能够使扶贫资金发挥更大的实际效益；
⑤ 最重要的是能在很大程度上彻底改变一部分农村贫困人口的生存条件，脱贫之后不“反弹”。
第四，要使农民富，必须改革旧体制
农民仍然占中国人口的多数，农民不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也就很难实现。要走致富之路，依然是要对旧的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
① 全国是一个社全整体，然而，我们在城市与农村则一直实行的是以户籍为标志的二元体制性管理。这在客观上就极大地限制了城市与农村之间人口、人才、技术、资本、物资等各方面的自由流通。我们虽也曾提出过加强工农联盟之类的政治口号，但并未认识到农业、农村、农民在社会建设中同城市、工业互根互依的重要性。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富裕劳动力向城市流动遇到的户籍、住房、农民工子女上学等许多问题得不到很好解决的总根子，就在于这种二元管理旧体制没有打破。
② 在农村经济改革中，也只改了一半：农民种植经营获得了自由，由此焕发出来的劳动积极性就支持中国工业、城市等各方面改革走到了现在。而另一半的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旧管理体制——“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则换成了乡政府的牌子保留了下来。这就是经济基础作了改变，而其作为“上层建筑”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未作改变。所以，这个旧体制一直在改革之中制约着农村改革进程：改革之初，拔农民田里自由种植的苗，随意变更土地承包合同等类事件，就多出于乡政府还按着“公社管理”的旧思路干出来的荒唐事；现在，这一大批人不但未能减少，反而有所增加，一个乡中少的四五十位，有的镇甚有近百的干部在“吃皇粮”，而地方财政则又养不起这么多的人，特别是在相对贫困的地方，地方财政拨款只能够发放乡干部工资的百分之三四十。如此乡镇主要领导的思想、精力都花在了如何搞到数目巨大的资金来发放工资上。当然，拿不到工资的这些乡镇干部，家中都有妻儿老小，也都要吃饭，从乡政府领不到应得的工资，也就只好自己开动脑筋去想辙。这就是给农民减负总是减不下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乱摊派屡禁不止，乃至愈演愈烈的根本性症结所在。虽然过去也曾多次搞乡镇人员精简，但减到谁都是一件十分难办的事。弄上一阵子，照样还是原班人马动不了。
为了解决此类问题，乡镇领导也都大伤脑筋，办企业，一要资金，二要资源，三要设备，四要技术，五要管理，六要产品销路……谈何容易？由此而又有好多由农民集资办起的所谓“乡镇企业”，或者只圈了一块地皮，其资金就被挪用发了急需发的工资，有的勉强办起来，或因技术不过关，或因产品质量不合格，或因没有市场销路等等原因又关张，由此而欠下了更多的债，搞出了新的恶性循环。
其实，解决这类问题，也还是个思路的问题，就是能否理论联系实际地去思考与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就在于其要不断地针对社会实践发现的新问题而提出新理论，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才具有生命力；中国古典哲学的精髓也在于“不可为典要，而唯变所适”要“与时偕行”。不能与时俱进，不进行不断地变革，就没有出路。一行变革，就自然会充满生命的活力。现在较为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一方面农民致富缺乏种植、养殖等各类科学技术知识与技术指导，而农村则又在多数地方没有强有力的科学技术推广部门。农民自由经营不需要再有那么多的“管理”人员，而大批乡镇干部则又人浮于事。假如将现有乡镇干部有计划地分期分批进行农业科技培训，使这些有一定文化的、工作在农村的、又比较熟悉农民的基层干部，每人都能学到几门种植、养殖科学技术，组建一批有偿服务的农业技术推广示范单位，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如此，则既能顺利地实行乡镇干部精简，减轻地方财政压力，使在基层工作的干部免除后顾之忧，也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过重的问题，还能使农民确实学到农业科学技术而致富。同时在推广农业科学技术中，使致富的农民付出适当的报酬，使科学技术进入实际的市场经济运行之中，也能体现科学技术的应有价值，一举可获数得。如此，则将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进行一场农业技术革命，以改变现有的农业种植结构，使其因地制宜地逐步走向规模化经营，提高市场竞争能力，从而使富民政策真正得到落实，为解决好“三农”问题增加新的动力。
解决好农民致富问题，是我们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一个带有全局性的大问题，其出路还在于深化改革。只有不断地在改革的实践中提出新问题，分析、研究、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大胆地改革，闯出一条新的路子来，才能改变不断减负、不断扶贫的局面。只要改革，就有办法，就有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