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国先强教，强教必先强师。60年来，一代又一代教育工作者，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为我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教育部部长周济在谈及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时说的一番话。教育，一直是老百姓最关注的话题，60年来中国教育的巨大变化，从教师身上可见一斑。

 

退休教师讲述教育变迁

 

本报记者 郑祖伟 雷玲 通讯员 邓公明 采访整理

 

14岁踏上三尺讲台

竺维亚（79岁，浙江省绍兴市鲁迅小学退休教师）

“我刚开始教书只有14岁，那时候一度还因为我个子够不上讲台，而暂时不能当上老师。”想起刚踏上讲台的那段经历，竺维亚老师依然显得有些激动。

“我14岁的时候，村的小学缺少教师，而我当时也只认识为数不多的几个字，就这样我就成了一些小毛孩、小丫头的教师了。而学校除我之外，只有一名年纪很大的老教师。”这一干就是将近50年。

由于自己知识水平也不高，当上教师的竺维亚在上班之余还刻苦学习，遇到不懂的就向老教师求教。

竺维亚刚当老师的头几年，国内还没有解放，学校也没办法全天候上课，经常是顶着炮声开展教学，“虽然环境很险恶，当时学校的每名孩子学习都很认真。”竺维亚老说，当时学生只学汉字和简单的算术。

在竺维亚的记忆中，从新中国成立到上个世纪90年代，很多班主任都害怕开学。她说，当时老师收学费经常要从开学收到学期末，有时候学生还欠着好及年的学费。竺老师笑着说，当时班主任最怕的是收学费，经常要到学生家里去做工作，有些家庭困难的学生就可以少交一部分学费，为此，她也经常自掏腰包给学生垫付一些学费。

竺老师回忆说，“文革”一开始都停课了，但还是有一些爱学习的学生请求开课，所以后来又恢复了一些课程。“恢复高考对很多学生来说实在是件大好事，给想升学也有能力升学的学生很好的机会。”竺老师说，学生如饥似渴地求学，老师也一心扑在教学上。

每年过年，竺维亚老师的家里就非常热闹，从四面八方赶回来的学生都来看望她，“虽然有些学生都难以叫上名字了，但是看到他们一个个都长大了，为祖国奉献自己的力量，就特别高兴。”竺老师说。

 

 

“我当的是全能教师”

王李辉（80岁，江西省南昌师范附属实验小学退休教师）

“我做教师的整个过程都还是比较幸运的，赶上了不少好时机，也看到了现在的好时代。我一开始就在江西省南昌师范附属实验小学工作，因为是市里的重点校，条件比较好，中饭八个老师一桌，是工资以外的待遇；学生也很尊重老师，老教师也很照顾新教师。”王李辉老师回忆起自己的教书岁月，更多的是感激。

王李辉说，他刚参加工作的那段时间，很多地方都是包班教师，一个教师既要教语文、数学、也要教美术、音乐等其他学科。王李辉刚踏上讲台，就当了三四年级复式班的班主任，同时教语文和数学。王李辉老师说，“当时这样的复式班是比较常见的，不同水平的学生在同一个班级里，课程比较杂，但也很锻炼老师。”

王老师有副好嗓子，有一段时间，学校缺少音乐教师，他又兼任起了音乐教师，有两个年级的唱歌课都要他教。工作虽然忙碌，但是王老师看到学生在他的教导下，逐渐成长，“每天都觉得自己的干劲十足，希望能把自己所有的知识都传授给学生。”

王老师热爱教育事业、热爱自己的学生，喜欢琢磨学生的心理，为了提高孩子们的学习兴趣，王老师还开展了一些喜闻乐见的教学方式，例如美术课为老师画张肖像、音乐课上让学生举行对唱比赛、语文课上开展情景剧表演等。

王老师在南昌师范附属实验小学工作了一辈子，他也是学校的面貌也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见证者。从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小学发展成一所蜚声省内外、国内外的名牌学校；从一个拥有几栋民房的破旧学校以展成一所新老两个校区的新型学校；从一所用粉笔、教鞭进行教学的传统学校发展成一所多媒体、全方位的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这些都是国家发展教育，对教育重视的结果。”

 

“生活水平节节高升”

骆永庆（77岁，北京第一五九中学退休教师）

“我爷爷、奶奶、爸爸都是农民。新中国刚刚成立时，一家人的生活仍很困难，缺吃少喝，一年的收成不够全家人糊口。”骆永庆说。

14岁那年，高小毕业的骆永庆为减轻家里负担，四处打工。1951年，他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北京第十三中学执教，工资是39元/月。

教室用的是辅仁大学附属男中时期建设的房子，但是黑板是挂在墙上的木板，课桌破破烂烂，且是几个孩子共用一张。教学条件简陋，工资也不高，骆永庆仍兢兢业业，不离不弃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一干就是40年。

随着儿女的相继出生，这个本就贫寒的家庭更穷了。有一年过年时，由于妻子看病花了不少钱，家里实在拿不出一分钱，是好心的邻居借给他们10元钱，才勉强过了年。

40年寒来暑往，骆永庆于1993年送走了最后一批学生，退休回家了。回首往昔，他工资也早已从刚开始的39元/月，涨到了退休时的近千元，而今，骆老师每个月都能领到几千元的退休工资。

好日子是从改革开放后开始的。随着儿女的相继成人，骆永庆家的负担再也不似先前那般沉重。提起现在的生活，老两口高兴地说，现在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吃好的穿好的，每月的退休金花都花不完。一到周末，儿孙们就会过来，提着饼干、奶粉、蛋黄派来看望他们。大家一起做家务，一大家子十多口人欢聚一堂，说说笑笑，别提有多热闹了。

物质生活有保障了，骆永庆不忘充实自己的精神生活。每天早上，他会到家附近打太极拳。

日子过得丰富多彩，骆永庆老两口发自肺腑地说，都是党的好政策使老百姓过上了幸福生活。不愁吃不愁穿，病了有医疗本，住院能报销，让老年人真正老有所乐、老有所养。“过去和现在的生活真是天壤之别”！

 

教师逐渐走上自主发展之路

蒋晓临（60岁，四川省珙县城关镇小学退休教师）

蒋晓临老师是四川省珙县城关镇小学的退休教师，生于上世纪40年代。出身教师家庭的她从小就有当老师的愿望，因为那时，街坊邻居都认为她当小学老师的父母知识渊博，一有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找他们问问。从小，她就为此感到自豪。

在她的记忆里，上世纪50年代的教学环境和设施都很贫乏，有的学校甚至没有黑板，但是所有的学生都勤奋努力、好学上进。

文化大革命时期，教师这个神圣职业被贬低，社会上甚至称之为“臭老九”。1968年，蒋老师被下放到镇上一所中心小学，每个月工资18元。学校只有三个老师，她负责教一至三年级的语文和数学，三个年级的学生都在一个班里上课。一天下来，工作的辛苦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到了晚上，就在一盏小小的煤油灯下批改作业，直至深夜。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期，轰轰烈烈的大规模义务教育危房改造工程拉开帷幕。“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成为当时的学校教育主旋律。由于上级领导开始重视基础教育的普及，学校的办学条件得到较大改善。

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由于社会的开放和发展，学生接触的东西日益增多，知识面不断扩展，思维也开始活跃起来。作为教师，稍一放松就有可能跟不上他们了。因此，很多老师都报名参加自学考试或是成人教育，不断给自己‘保鲜’、‘充电’，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以适应新的时代发展。

新世纪的来临，随着硬件条件的不断加强，师生关系也在悄然变化。不管是上课还是课余，学生与老师互动的程度在提升，交流的内容也更多了，师生之间的关系更和谐。教师，也逐渐走上了自主发展的专业化成长之路。

 

做班主任是件快乐的事情

刘化雄（62岁，重庆市铜梁中学退休教师（现返聘））

“其实，刚从学校分出来的时候，对于教师这个职业也没啥特别的感觉，在教育中，也是懵懵懂懂。那时候，没有高科技的电脑技术，也没有网络，找资料，都得是翻书翻杂志查阅，不像现在这样方便。”说起教育的发展，重庆市铜梁中学的返聘教师刘化雄说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而他也是在工作中慢慢地寻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刘老师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学校十分简陋，生活条件还是比较艰苦。但是，那时候老师们的干劲却十足。作为新老师，刘老师不断地向老老师学习，去外地的学校“取经”，从书报杂志取经，利用一切资源去解决教学中遇到的问题。也就在这个过程中，刘老师积淀下了对数学的热爱，也开始爱上教育这个工作，并慢慢地把它当作自己的事业来对待。

在刘老师的印象里，学校历来都十分重视教师的基本功，不管是写粉笔字还是钢笔字，不管是教学工作还是育人工作，都干得十分出色。在网络没有普及之前，教师们业余生活同样丰富多彩，篮球、书法、象棋、音乐等，大家忙得不亦乐乎。

铜梁中学在四川省的名气比较大，大家都以自己是铜梁中学的老师而倍感自豪。“走到街上去，如果别人知道你是铜中校的老师，那对你是十分客气，十分佩服。尊师重教的感觉，让你心里暖洋洋的。”刘老师说。

刘老师介绍，他返聘之前，师生之间的关系好像比现在缓和很多，“即使我批评了学生，学生下次见到我还是会很礼貌的向我问好。而且家长都很支持老师的工作，不会像现在的不少家长那样溺爱自己的孩子。”刘老师说，“学生对老师的尊重，简直让人觉得当老师的确是一种幸福的事情，尤其是做班主任，更是一件快乐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