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文明，在中国性中，这也是一个缺失的话题。现代中国人普遍爱称文化，狭义来理解这种文化，主要为教育程度的高低，同时以此作为某种身份判别和达到某种炫耀，并没有更多的实际意义。最近举国皆晓的一则肖传国准院士雇凶袭人案，可以作为这种文化的一个注脚。再比如一些中国式的交往场合，就爱以没文化作为自谦，在这里，文化业已成为功利的工具，由此可见看到中国性中文化不可脱俗的一些东西。而文明，则远不同文化的定义。虽然今天的中国社会尚在提倡文明，包括建设文明城市和做个文明人，显然，文明在此也变成了一个更加狭义的规范和标准，某种意义上，等同于不随地吐啖和乱扔垃圾了。
实际上，这正是文明在中国社会普遍缺失的一个证明，以至世界对此均有这一同感。而文明之所以缺失，原因是中国性的世俗价值观中尚未将文化与文明二者作出基本鉴别。比如文化，乃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甚至个人，在一定时期内所拥有的理念与习惯以及风俗，因此，文化呈现多元性，在平等全球化的时代，对各种文化的尊重乃是当代文明应持的最基本态度。而文明，其外延则广大深远得多。所谓文明者，乃指人类所共有的财富总和，亦指人类社会发展到一个较高阶段所呈现的状态，在文明的内涵中，精神是超越物质的，艺术是高于制造的，教育是凌驾于政治的，科学是领袖于权威的。有了这样的解析，我想，对于文明的炼成，以及文明的范式，我们也就多少有些感官上的认识了。
如果我们稍事观察一下自身，就会发现，原来，我们在文明上还远远没有跟上世界的趟。当然，我们也可以自命为“中国特色”的文明，不必拿世界的文明来约束，更不必在世界文明面前抬不起头，那么，我们便尽可以在世界喧哗，在世博会上吵闹，把麻将和斗地主发展到全世界去。在很大程度上，这就是我们对“文明”所抱的心理状态。而这一点，法国人杜赫德在一百余年前便写过一部向西方人介绍中国的书，叫《中华帝国全志》，其中就提到中国人的世俗文化与文明作派。书中说道：诚实并非是中国人最喜欢的美德，骗局的机巧在中国老百姓之中随处可见。这本书来自当时许多在华的传教士所记录，所以有很强的纪实性。比照今天的众多伪劣食品和器物，以及投机取巧之道，这种欺骗与讨巧投机于中国社会，其实是很有历史的。
我在广州的时候，听过一位出租车司机评论外国人。他把白人描述得很优雅，很文明，而且还给小费，还向他道谢。而对于黑人，他的评价则很不以为然，因为他们横冲直撞，很不讲规矩，比中国人还差。从这位出租车司机口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自己将中国人定位在了哪里。在此，我们必须抛去白人黑人的种族之分，究其本质，还是文明的差异。在全球，文明发展的不同梯次很明显然，造就文明的要素既与经济发展关联，更与精神与文化发展密切。曾有类似专家的朋友跟我谈到欧洲文明，指不过是工业革命早了几百年，谓现在中国也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上升期，用不了多久，中国便将迎头赶上发达国家的文明，甚至还会更加文明。这种简陋的比较方式，在今天的中国比比皆是，好象三十年改革开放，我们的一切问题皆解决了，都不存在了，这种心理的深处，倒是恰恰印证了中国性中的诡巧之辩和投机之道。我提示了朋友一下，说道工业革命之前数百年，欧洲便有过更加重要的思想启蒙，发展了自然科学，也发展了应用科学，更发展了人本哲学和社会学，甚至发展出马克思的资本论，若是没有这些精神财富的累积，只恐怕我们连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都听不到，而若是按照今天这种耗散资源的方式，中国只恐怕会把自己掏空后再度变得一穷二白。听到这些话时，朋友瞪大了眼睛，然而他仍很不是相信。
考察人类东西方历史，所有文明的实质，并非建立在足够标准的物质基础之上，而在于其在一个历史阶段中精神追求的高度。在这一点上，人类世界曾有过的文明成果，都可以作出类似的证明，甚至，即便是中国社会普遍尊崇的孔夫子，他在赞叹自己最好的学生颜回时也使用了这种超越物质的追求之道：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在中国古代人文士子身上，既有着当时文化流行的范式，同进也深含独立之精神思想。所以，谈到文明，首先是精神的独立，倘若精神都不能独立，一个人，一个民族怎么能谈到自信自立？仅仅拥有几分薄田或一把美国国债，这样的文明，终究是低下的。
精神拥有了一份独立，方可认为确立了追求文明与财富的基石。独立的精神带来积极的思考力，产生源自内在的驱动力，并指导一个人或一个民族的实际行为，从而创造出新文明。这可以认作是文明演进的基本范式。可以这样认为，一个精神自由和独立者远比受其祖荫庇护的继承人要人格完备得多，同时更具自我发展的前景。因此，所谓文明的高度，乃是由独立的精神追求目标相关联。假定，这种精神追求的目标仅限于改变自身命运或者一定数量的物质财富，那么，当个人或国家到达这一标准时，将自动失去驱动力，这就象火箭一样，因为最终失去推动力而掉落下来。在中国有许多企业以及企业家之所以不再有所创造，与他们的精神追求有限直接相关。
文明的内涵中，即包涵着精神追求的无限性，这也是所有伟大文明的共同特点。也正因为这一点，使人类与客观世界的无限性达成了一种主客深度上的契合，实现人与更大客观世界的同源。这种同源性，哲学不可缺少，而智慧亦将随之而来。进一步说，人类要在茫无边涯的无限世界中有所追求，其灯塔必然是信仰和理念的导航，因此，在此高度上的文明，乃是最具人类精神深远价值的，而同时，它本身就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这是唯物质财富论者永远都无法企及的高度。
显然，中国现代社会还远远未能孕育出这样的精神目标，这是我们今天认为整个社会缺乏一个共有文明高度的直接原因。而且，我们应当更加注意到，以今天物质富裕的程度和经济发展速度来看，中国社会精神与物质之间的悬殊也在迅速加大，并丝毫也不比现实中国拥有的贫富悬殊更小，只会更大。当这个社会还可以让一个农民工和平凡青年通过努力而改变命运，或者让一个关系户通过手段和机巧成为富裕者时，中国社会的文明达成，却恰恰不可能由抄袭或是机巧权变而获得。拉开一些再说，中国六十年以来，尚无一人与诺贝尔奖有缘，有其更加深刻的因由。尽管它并非唯一的科学、经济与文化发展评判标准，我们也大可以认为瑞典皇家学院并没注意到东方中国数量庞大的13亿人，但我们如果可以稍事自省，可以检查一下我们自身的文明发育程度，以及检查一下是否真正认识过这位叫做阿尔弗雷德•伯纳德•诺贝尔诺的伟大先生？
现代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奠基者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著的《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及成因》中，曾对中国整体社会及文明状况作出过远比中国人更早也更精辟的描述和评论，他说道：“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500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也许在马可•波罗时代以前好久，中国的财富就已完全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允许的发展程度。各旅行家的报告，虽有许多相互矛盾的地方，但关于中国劳动工资低廉和劳动者难于赡养家属的记述，则众口一词。中国耕作者终日劳作，所得报酬若够购买少量稻米，也就觉得满足。技工的状况就更恶劣。欧洲技工总是漫无所事地在自己工场内等候顾客，中国技工都是携带器具，为搜寻，或者说，为乞求工作，而不断在街市东奔西走。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欧洲最贫乏国民的贫困程度。”
这已是224年之前的一位西方人对东方中国的评价，因为有了足够的时间跨度让我们保持一种客观冷静，我们今天读到它，所以也可以对照检查一下。看看这种“停滞于静止状态”是不是继续继承在我们的身上，以及社会中。有时我想，某种意义上，中国性以及中国社会，很近似于有理数中的无限循环小数，这个社会最终失落在人类文明的小数点之外，自成了一个反复循环的系统，它已不能再代表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