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焦灼感，在中国社会普遍的存在。人们并不象世界所看到的那样宁静和安详，这就象一些朋友去到北韩朝鲜所被允拍到的影像一样，那些快乐和幸福的表情，纯粹是表情，与实质毫无相关。而假象的存在，乃是实质缺失的结果，或者是急于获得某种实质身分认同的虚荣所致。这个民族的大部分和这个国家以及每个人，都太虚荣了。这种虚荣的程度，不仅让世界咋舌，就连我们自己，也会象惊讶房价如此奇高一样惊讶自己，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开出任何一付解药。
正巧，洛杉矶时报刊登了一位名为多伊尔.麦克马纳斯的文章，其名就是《中国繁荣的焦虚》。这位麦克马纳斯在中国仅仅只不过逗留了十天时间，与一些官员和商人以至百姓交谈，他惊异地发现（我相信这种惊异与二百年前到达中国的老外们并无二致），中国人对于他们在几十年中所创造的经济繁荣正处于一种严重的焦虚之中。这些焦虑包括了新生毕业与就业，也包括新婚夫妇们面对住房价格，以及对人民币越来越不经用的担忧，还有对任何财富所抱有的质疑和各种流行的潜规则，当然，越来越居高不下的离婚率，也从另一个侧面直接表明了这种焦虑的严重程度。不过，事实上，中国的经济繁荣在我看来仍是一个巨大的假象而缺失实质，也正因为如此，才会产生出如此众多的繁荣焦虑。而从更深一层来看，这一实质犹如苏格拉底的“自我”确认，因为“自我”可以决定身份，产生心理认同。中国所普遍存在的焦虑，以及如此如影随行的不安，乃是这种身份认同感的缺失所造就，无论是个体还是这个国家，都缺失了身份。
如果说，所谓中华民族仅仅不过只是一个历史泛化的概称，那么，这也意味着在民族性上，我们都是模糊的。至少，在满清之前，这个民族早已多次由多民族所融合，而满清则更加深了这种同化，今天所称的汉族，不再与汉唐宋时的汉族同源，而是一个融合了众族的大后代。所以，当我们尚以一个民族自称时，需要一个身份再确认的工程。
也因为这种身份意义上的某种模糊，使我们无从获得来自先祖的更多渊源传统和精神营养，这让我们许多人几乎找不着北。在这一点上，这个庞大民族对于所谓传统的重视，甚至远远不如远比它小得多的一个辟远苗裔的坚执，当然更难以与大韩民族和日本民族相提并论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会在中国性中，发现彼此一直都缺乏更加深刻的意识认同，中国人更多依靠地方、乡情以及同学和故旧来结成交际纽带，这种纽带又以利益贯穿其中，往往因利而聚也因利而散，是很不牢靠的。
这种更深层的身份同源的缺乏，使我们在这个越来越开放的世界变得更加莫名的焦虑不安。这种心理驱动我们将这种焦虑转化到经济与物质的努力获取上，这种努力，在今天的政府和企业以及所有老百姓身上都可以看到，这也是我们集体拜金并追求投机的深刻动机之一。当然，这种身份焦虑还使我们摆脱不了因自卑而产生的虚荣，这是身份缺失的一大中国特色的副产品，它使我们总是抑制不住渴望获得他人认可与赞同的冲动，而一旦不能满足，我们就可能当场反目。春节联欢晚会的用途，在很大程度上为这个集体提供了一种身份缺失后的某种共同愿景：通过聚会式的集体娱乐而消弥内心空虚。当然，这种仅仅过于简陋的方法自然是无法最终解决掉人们的身份焦灼，所以，对春晚赞喝的是这批人，反过来大发牢骚的还是这批人。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社会的集体焦虑也给了更多假冒的身份们造就了可乘之机。
看看另外一个层面。身份缺失的焦虑在这个国家的思想理论、教育和艺术界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些领域盛行各种名份和权威的建立，这使得不少中国的学术研究者最后都以放弃独立研究而进入到一个固定的体制，因为，这个体制可以提供一定的名份确认，或者院士，或者作协成员，或者某个世俗社会中罕有的权威称谓。在另一更大的社会就业领域，更多大学毕业生显然地对于自身所学专业并不感兴趣，他们最感兴趣的是成为这个国家的公务员，哪怕是狱警看守都可以，因为这个系统能够在给工作的同时更给到一个国有身份。每年都有无数年轻学子争考公务员，直到人满为患。这种场景，让人想到中国社会就象一座不断制造数量惊人的产品工厂，这座工厂并无什么严格的质量和品质要求，它们在制造出来后再寻找看似合格的标签，以把自己出卖出去。有些评论认为中国的大学生们缺乏独立创业精神，追求安逸生活和铁饭碗，而在更深一层，评论者自己并未观察到，这一切的根源，均是整个社会对于身份缺失的焦虑所致。
身份的缺失，在集体层面上会使一个国家失去自我价值判定，因此也势必带出“中国是谁”的惊天之问。而在个体层面上，则是个人价值与方向缺失，使人人惶恐不安，且变得只注重眼前，甘为利益屈服，今天，买不买房投不投资股票成为每个中国老百姓的热门话题，也是这种身份缺失后的利益压迫。这种心态，也解释了一些在中国社会才发生的奇特事物：95%以上的中国人都自称反对日本人，但又从不拒绝日本人的产品，99%的中国企业老板都号称要创新产品，但他们却以更大的热情满足于代工或抄袭别人的产品。有人说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现象，也有人说中国企业还缺乏更多研发资金，不过，但凡是中国人对自己作出的评论和解说，都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诡辩，抑或，也正因为所有中国人都有着这种身份缺失而根本无法作出任何切近真相和本质意义的研判。
当身份无法被自我确认，其存在的合理性即值得怀疑，这也是中国人普遍都不会对一个陌生人示以微笑的一种心理投射，因为我们怀疑这个身份不明的人。如果一个民族失去身份，那么，它将存在着两种可能的危险：一种是当它如昆弱小，那么随时可能被强者同化而最终失去自身，这一点，在中国自身历史上早已多次发生，以至于我们无法找到根源。第二种是当它强大时，世界将受其盲目和迷失的冲动所波及，以及引发国家间的不快，这一点，今天的世界和我们自己，似乎都已感觉到了。
对于国家身份的认同，关键在于厘清历史并开放历史，并使自己真正与历史面对，找出属于自己的渊源，这与挖一挖曹操墓以及参拜黄帝陵和祭孔要来得更加严谨，也更加深邃。开放并直面自己的历史，可以让我们从中得到精神的灵性，发现文明的鲜活。值得批评的是，仅仅在这一点上，我们对于刚刚过去的大半个世纪的抗日历史，这个国家依然尘封难启，我们的青年也才刚刚被允而获知历史上还有另外一支中国军存在于正面战场流血奋战。显然，这是身份焦虑到极致才发生的历史偏执，而这样的态度，则使身份的焦虑雪上加霜。
关于开放与直面历史，是勇气的始源，而勇气，也正是身份和性格的基石。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在其《性格哲学》中谈到：人类最伟大的力量源自于他的无意识，它始终存在于人的精神世界里，并支配着人的实际行为。在这里，荣格以思维、直觉、情感和感觉作为引导性格的四驱力量。而在中国性的普遍心理机制中，这四种驱动力量几乎均被扭曲和禁锢了，并使我们普遍失去勇气。所以，培养我们个体的思维力，为直觉保留一种尊重，丰富我们的情感，强调感觉的作用，其实，就是勇气的培育，也是救助这个容易失忆并缺失身份的社会的重要方法，在此建议所有的教育者都开始认真考虑这一新的方法。
当然，迄今为止，我尚未遇到任何一个公开对自己身份表示焦虑的人，同时，我也未见到任何一座城市的管理者乐于告诉我它的身份定位很显可疑。显然，这种表面的检验和评论方式并不能让这个庞大民族和社会的身份阙如获得消解，让极度的虚荣从此放下，在此，我想说明的是，这种巨大的麻木，乃是不能由自我而获得感知，在我们的焦虑之下，内心的空虚与煎熬，与城市的失控与非理性的房价所呈现的意义是一致的，对此这一点，需要一种更为开放的心智，也需要勇气来破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