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凤凰卫视“文化大观园”上的演讲

 

   在西方文明发展中，贵族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贵族不仅意味着一种地位和头衔，也意味着社会的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一种我们称之为贵族精神的东西。那么中国是否存在着贵族精神，如果有，它在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它的兴盛带来了什么，它的缺失又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在当代社会，我们应该如何诠释它？有关这些问题，2008年，“文化大观园”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著名文化学者刘再复先生。

 

王鲁湘：刘先生，我知道 1989年离开北京，离开中国以后，就好像一直在世界各地做一种文化的漫游。那么您已经有多长时间没有再回北京了？

 

刘再复：19年了，整整 19年。

王鲁湘：那这么多年没有回到北京，回到北京以后强烈的感受是什么，这种时间差带来什么样的感觉？

 

刘再复：去国 19年了，这次借着你们这个凤凰的翅膀，能够回到北京，而且就昨天一天，我也看一下北京了，变化真大，我住在建国门外，完全另外一个世界，完全认不得了。包括那个社科院很熟悉的大楼，外表完全变了。这真是百年之裂变。变化很大！

 

王鲁湘：作为一个文化学者，您这么多年一直在欧美进行游览，进行一些文化的深层次的思考。有人说过，说实际上一个人出家、远游，其实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回家，是为了感受到家里头的某种亲切，或者说为了更深刻地认识自己的家园。那么通过这么多年在欧美的这样一种游历，反过头来，再看自己的家园，看自己的家乡，您有什么新的领悟？

 

刘再复：过去读《荷马史诗》，一个是《伊利亚特》，一个《奥德赛》，我把它读成人生的两个基本经验、基本模式。《伊利亚特》基本上是人生的出发，出征。

 

王鲁湘：向外。

 

刘再复：《奥德赛》基本上是个回归。

 

王鲁湘：回家。

 

刘再复：尽管我现在还是个过客，但我这次毕竟是个回归，所以挺高兴。

 

刘再复：看中国，在自己的地方看，有时候不太清楚，到外国回来再看，感到中国现在是非常有活力的。

 

王鲁湘：像贵族精神这个问题的思考，可能是在欧美，特别是在欧洲进行游历的过程中间，有一只眼睛反观自己家园的时候，在对比中间产生的一个灵感，是吧？

 

刘再复：是，比如欧洲，整个贵族的传统，一直没有中断，法国革命以后，打断了一下，它有个贵族的系谱，所以他们形成了一些贵族的精神，到现在还继续保留了下来。这方面对我也有一些启发。大国的崛起，不光是一个物质的问题，不光是个经济的问题，它有时候还是人文的问题，精神上的问题。所以我讲这个题目，跟在海外看的有关系。我出国以后，将近走了 30个国家，有好处，把视野打开了。视野打开以后，再看我们这个国家，会看得更清楚，当然也更低调。这么一个大国，能够到今天也不容易。

 

王鲁湘：那么现在我们就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刘再复先生进行演讲，他今天演讲的主题是《中国贵族精神的命运》。

 

刘再复：我今天主要想谈谈“中国贵族精神的命运”。大家知道我研究新文学，就是现代文学，另外我也研究一些文学理论。对“五四”运动这样一个伟大的启蒙运动，我一直评价很高。“五四”运动的文化领袖，这些文化的改革者，他们充满慈悲心，他们对中国下层的劳苦大众非常关心，所以他们当时做了一件大事情。我们知道明治维新有一个重要口号，说是“版籍奉还”，那么“五四”运动做了件什么事呢，是“文字奉还”，就是文字不能垄断在少数人的手里，应该让多数人都能够掌握，“五四”运动以前的文和言是分开的，现在要把文和言统一起来，要用白话文来写文章。所以它做的事情是一种文字奉还的伟大工程。

 

“五四”运动从思想史来说，有两点，带有历史的合理性。它的两个大的发现，一是发现我们固有的传统文化资源已经不足以迎接现代社会的挑战了。传统文化以孔夫子作为代表，这在当时是一个重要的发现。第二，它发现了在我们中国的大文化的传统里面，逻辑文化和理性文化的阙如。这两大发现，使得“五四”运动永远带有历史的合理性，永远不可抹杀。

    肯定这两个大的发现之后，我对“五四”运动也作了一些反省，其中之一是“五四”运动由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所提出的“推倒贵族文学，建设国民文学”。建设国民文学当然是好事情，但是推倒贵族文学，有问题。提出这个口号有两个概念的错位。一个概念错位，就是他们没有分清贵族精神和贵族特权的界限，也可以说没有分清贵族阶级与贵族文学的区别。什么叫贵族，我们翻开《辞典》，它一定会告诉你，贵族就是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面，那些在政治上、经济上拥有特权的阶层，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要推翻贵族特权，有历史的合理性。但是贵族精神、贵族文学，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就像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把国王送上断头台，推翻了贵族政权，是在激进的一些年头，当然最后，贵族的精神、贵族的文化都留了下来。在法国，最高的勋章，最高的奖章，叫做骑士勋章，骑士是次等贵族，骑士是代表侯爵、公爵替国王打仗的，文化精神与贵族特权是不同的。所以这是一个大的概念的错位。

    另外一个概念的错位是将贵族精神的对立项搞错了，贵族精神的对立项不是平民文学，不是国民文学，而是奴才精神，是流氓精神，痞子精神，绝不是平民精神，这是很大的概念的错位。平民很多都有贵族精神。像《红楼梦》里面的晴雯，身为下贱，心比天高，所以贾宝玉的《芙蓉女儿诔》里面就说“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她的精神很高贵。贵族精神讲的是人格问题，是人格的高贵，这一点是不能够轻易否定的。“五四”运动就发生了这两个概念的错位，所以我们今天探讨贵族精神首先从对“五四”运动的反省开始。

    第二个问题，我想谈一下什么是贵族精神。看西方的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你会发现，很多大的哲学家、思想家，都对贵族精神不断定义，在这个定义里很多是冲突的，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从亚里士多德到但丁，到尼采，罗素，托克维尔，他们对贵族都不断进行定义。我把他们的定义归纳一下，最核心的是如下几点：贵族最重要是自尊的精神，这是尼采道破的。尼采是很天才的，他是 19世纪最后一年去世的，他好像预感到 20世纪贵族将会死亡，也就是贵族精神将会灭亡。他当时就高举贵族主义的旗帜。他的《论道德的谱系》写得非常好，他对贵族进行定义，最重要的一个基本精神就是自尊的精神，就是对人的一种自由意志、对人的个人尊严的一种充分肯定。尼采这点是有道理的，他认为上层人跟下层人，道德准则与精神准则是不相同的，所以道德标准和精神标准是不同的。他鼓吹，上等人，即所谓的贵族是要向下等人开战的。他是贵族主义者，很偏激，但是他所说的这条自尊的精神，是对的，贵族很讲究自尊。我们知道贵族有一个最基本的行为模式，就是决斗，普希金、莱蒙托夫，这些伟大的贵族诗人，他们就是决斗而死的，那么这个决斗的行为语言，说明有一种东西是比生命更加重要的，这就是个人的尊严，就是自尊。这是贵族最根本的精神。

    另外一个，是讲原则的精神。一方面我们要强调自尊，强调个人的自由意志，强调个人的尊严，但是贵族知道，我们是生活在社会里面的，人与人是相关的，既尊重我们自己，还要尊重别人，所以我们跟别人的关系要讲规则，讲原则。讲游戏规则，这是贵族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决斗的时候，比如说 20米内，你拿着手枪，我拿着手枪，到有一个人倒下为止，一个人死为止，你不可以违背规则。一旦违背规则，你就是失败者了。就是说，除了自尊之外，还有个自律，英国的贵族传统很发达，所以产生了一种游戏公平原则，就是费厄泼赖，鲁迅先生写《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那时候他是比较激进的，当然在当时有他的道理。20世纪80年代初，王蒙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认为公平原则还是要实行的，要有游戏的规则。所以我们刚刚所说的，贵族精神的反面，它的对立项，不是平民精神，而是流氓精神、痞子精神。流氓最糟糕的就是不讲原则、不讲规则，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鲁迅先生在定义流氓的时候说，凡是没有一定理论线索可循的，都可以把他称为流氓。就是没有原则、不讲原则、不讲游戏规则，都可以称为流氓。所以第二条就是原则精神，这是属于自尊之外的自律。

    第三条就是低调。凡是贵族，他的精神一定是低调的，这个低调是什么？就是自尊，自立之外，还要自知之明。贵族拥有财富，拥有土地，有钱，他也自明，因为他有比较高的学养与修养，知道世界有多大，历史有多长，我们自己的位置，个人的位置，有限性在什么地方，他自己知道，所以不敢唱高调。其实比较有力量的人都应该是低调的。所以鲁迅先生说，猫是比较有力量的，所以它不叫，而老鼠没有力量，所以它吱吱叫，大象也是这样，大象是很有力量的，所以它的耳朵是覆盖着的，兔子没有力量，它耳朵是翘起来的。凡是财大气粗的人都不是贵族，凡是贵族一定是财大而气不粗，这种低调是学养与修养形成的一种精神。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皇帝话少。皇帝，按照托克维尔的定义就是第一贵族，所以他不能讲太多的话，也要低调才行，所以皇帝话少，不能讲太多。

     第四个贵族的精神是淡漠名利，不要把名利看得太重，这一点是中国南朝时期的沈约在《高士赞》里面特别提出来的，沈约本身是一个贵族，他对贵族下了几个定义，比如避世、避言，就是要离俗世、俗人的社会远一点。再一个，一定要淡漠名利，要安于比较清贫、比较质朴的生活，不要大块吃肉。他把争名夺利看成是一种耻辱，所以这也是贵族精神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以上四点是我概述贵族精神的核心内容。贵族精神有历史的积淀，特别在欧洲，贵族历史传统比较久，经过长期的积淀以后，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贵族的精神。贵族精神形成以后——它本来是贵族创造的，慢慢形成人类共同的一种财富。大家觉得这种精神不错，变成公认的一种优秀的精神遗产与精神境界。骑士精神，也慢慢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精神，比如我们一谈骑士精神，一定是慷慨的，一定是正直的，一定是尊重妇女、扶持弱者的，我们讲文学史、思想史，讲骑士精神一定会讲到这几点，这是共同的优秀的遗产。

    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在反省俄罗斯国民性的时候认为：俄国国民性上有个很大的弱点——追求神圣，但不追求正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们缺少欧洲的骑士传统、骑士精神。其实中国也有这个问题。我们中国也是追求神圣，只是我们不是东正教的背景，我们是孔夫子的背景，我们是追求当圣人，但是不太追求正直，这是我们一个值得反省的问题。因为要当圣人，不太容易做到，不得不戴面具，戴面具就虚伪了，虚伪是对人性腐蚀最厉害的一种东西，所以“五四”运动反对旧道德也有道理。旧道德变成伪道德了，变成虚伪了。我们也缺少欧洲的这种骑士传统，不崇尚正直。崇尚正直跟崇尚神圣是不同的，这个跟过去我们的文化传统中缺少骑士传统是有关系的。

    贵族的精神表现在文学上，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特点，贵族文学是贵族精神的一个载体，贵族精神的精华都在贵族文学里充分呈现出来了。我们看到中国的文学与西方的文学，它的贵族精神表现出来的有六个重要特征。

    第一是品格的高洁。比如普希金和屈原，屈原是典型的贵族，他的《橘颂》，也典型地表现自己的高洁。普希金有很多诗都表现高洁精神，两者非常像。这种品格的高洁是贵族精神在文学当中一个重要表现。

    第二是精神的雄健。精神雄健，也是贵族表现出来的一种精神，比如中国的嵇康，嵇康也是贵族，嵇康精神雄健，除了他的文字语言，他的行为语言表现得非常突出，所以鲁迅非常崇尚嵇康。我们知道当时他写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山涛要介绍他去当官，他气得要命，就跟他写了绝交书。我们知道钟会，钟会当时是司马氏王朝的一个炙手可热的宠臣，权力非常大，当时想拉拢嵇康，所以那天就要带着几个人看望嵇康去。结果嵇康看见他进来了，连眼珠都不转过去。钟会很生气，后来要走的时候，嵇康就说了一句话：“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就回了一句：“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钟会很生气，导致嵇康最后上断头台。当时嵇康只要敷衍一下，就可以当大官，但是他就不敷衍，行为语言表现出来的就是精神的雄健。最后他要上断头台之前，弹了《广陵散》，只说了一句话，说从今之后，这《广陵散》可能再也没有人会弹了，这也是一种精神的雄健。20岁左右就在上议院获世袭职位的拜伦，是一个很典型的贵族，继承爵位的贵族，后来他投身希腊民族解放战争，他的诗文跟他的行为语言都是惊人的雄健。

    第三是心气的高傲。屠格涅夫是俄国贵族文学中的一个很典型的作家，他写过《贵族之家》，写过《父与子》，都是非常好的贵族文学作品。我们看到《父与子》里面的主角巴扎诺夫，他有一种非常高傲的气质，心气非常高傲，他所有的表现，都表现出血液里有一种不可征服的骄傲。

    第四是理想的卓越。理想的卓越从俄国的贵族诗人，十二月党人薇拉·妃格念尔的自传《俄罗斯的寒夜》可见一斑。这是典型的俄国女贵族诗人的诗。所谓十二月党，本身是贵族党，贵族有一种理想，且为理想而献身。所以罗素在《西方哲学史》里面，特别开辟了一章，他把拜伦写进了西方的哲学史，分清贵族的造反跟农民的造反的区别。他认为贵族的造反，是有理想的，农民的造反，缺少理想。贵族常常表现出理想的卓越。

    第五是道德的完善。道德的完善表现得最典型的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与《复活》。其中的三个男主角，彼尔、列文、聂赫留朵夫，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就是道德的完善。

    第六是艺术形式的精致。像我国南朝，我刚刚说沈约对四声八病的界定，还有法国古典主义三一律的审美要求，都是追求艺术的精致。以上都是贵族精神在文学上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