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大的学习生活
电力乙组全班共有六十名同学，其中女同学四人。入学考试录取时的第一名虞承光和第二名谢楚民都是南洋模范中学的应届毕业生，两人分别担任正付班长。他们负责与校方与各位老师联系。
同学们年令差别不大，在十八至二十岁之间，这个年龄都已经很懂事了。班里无论是学习气氛或同学间的互邦互助都很融洽。大学二年级的课程，基本上都是基础课。各系相同课程，均在工程馆的阶梯大教室内上课。
开学不久，我在屯溪被蚊子叮后感染的恶性疟疾约经半年的潜伏期后发作了：高烧连续几天不退，全身无力，更谈不上到交大去上课了。奎宁是治疗疟疾的常用药，但对恶性疟疾无效，幸亏当时有一种进口的新药专治恶性疟疾。服用后，肠道极不舒服，恶心，呕吐，但很有效，很快我就退了烧。这次患的恶性疟疾，使我大伤元气，身体十分虚弱。这一学期内，我基本没到学校听过课。只能在家中尽力自学主课，数学和材料力学。每次考试时支撑着去考场应试，幸亏各门课程都合格通过。
紧接着在两个月暑假里的休息，使我终于恢复了健康。开学后得以以饱满的精力面对大三和大四这极为关键的两年专业课学习。我参加工作后回顾了我在交大四年的学习经历，深有感触。就课程内容看，大三和大四学习的己不是基础课了，而是专业牲极強的课程，如：直流电机学，交流电机学，电力输送，发电厂和电话学等。
正因为我在交大认真学习了这几门课，参加工作后，在所承担的几个重大工程建设项目中所遇到的很多技术问题都没有难住我。大学学到的专业理论知识，多次在工厂、工程建设中得到了的运用，亦逐步加深了我对理论的理解，更升华到能运用灵活自如的水平。
我在交大学习期，中午到邻近的大哥家午歺。大哥大嫂常问我学习情况。有一天大哥得知我正在学电话学，他很高兴。他说晋隆电话厂有几名组装电话机的学徒，你能不能抽些时间给他们讲讲电话系统工作的知识。他们知道了电话系统的知识后，工作效率和产品质量都会提高。我听后，爽快的答应了，每天我放学后，可以直接到电话厂去给他们讲课。大哥很高兴，说你会得到一些工资，每星期60元。
第二天、我开始给徒工上课了，共有六名徒工、都是男青年。有时我讲课时的专业词是用英语讲的。我发现这几名徒工竟都能听懂。我每星期测验一次，考题由我自已油印，油印机是我自已制作的，刻腊纸后用手推墨輥印刷。因仅几份，没必要去买一台手摇的油印机。这次共讲了一个月，我用我刚学到的专业知识，为自已挣了第一笔零用钱。
上海交大的学生社团“电联社”
大三的上学期，在同学程传辉和唐恒治的倡议下，我班部份同学组织成立了一个同学间的社团“电联社”，社员十九人(唐恒治和程传辉均为地下党员)。在社会上学生运动的大环境中，交大校内已有几个学生自发的社团，有进行学术探讨的，有文娱活动的等等，它们丰富了大学的课余生活。这些社团的活动拓宽了同学们的视野且增进了同学间的交往。同学们已不再将自已的视野局限在学习的范围内，而更关心国家的前途。
电联社即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成立的。电联社成立时，我被同学推选为电联社社长，并以社长的身份到学校训导处为电联社登了记。
六十年后的2003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遇到程传辉，我问他：“大家为什么会推选我当电联社社长呢？”他向我详细介绍了他和唐恒治那时为什么会想到要在乙组班内组织一个社团的经过。
一、伪学生事件的解决，正是由于大部份上海交大的同学认清了，大家必需团结一致才有力量，不要私下单独行动，要求屈求甄别，那不会有效果的。
二、今后交大的学习难度将加大，组织同学间的互帮互助十分重要。
三、交大校内有国民党特务在活动，成立一个以进步同学为核心的学生社团，通过社团活动可以团结更多的同学，壮大学校的进步力量。
四、你学习好，同学间的关系好，有活动能力，在同学中有一定威望。党小组认为你任社长比较适宜。在成立电联社前，这个想法曾同多位同学酝酿，得到大家一致同意。
当时程传辉还告诉我一个我不知晓的消息，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军警冲进交大校园进行大逮捕，电联社吕维松和许多社员均被列入黑名单。但那时我已到了东北解放区，正在本溪煤铁公司电务课工作。
电联社的宗旨是广泛联系本班同学，互帮互学，关心国事。电联社的活动，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互帮互学，二是交大三、四年级的专业课程，难度渐增，其中尤以直流电机学，交流电机学与电力输送较难。电学本身比较抽象，磁学更抽象。电、磁、力三者之间的三向立体相互作用，交流电的频率、谐波、谐振和三相交流电动机中的回转磁场等物理概念都是很抽象的概念，要理解均有相当的难度。
我在高中时期的业余时间内就喜欢摆弄强电装置。从旧货市场买到美国军用剩余物资，小功率的三相交流感应电动机，回转式直流变压机组和小功率的直流电动机等，并向四哥呂建德学习无线电技术。
我买回后，拆了改装过多次，因此在大三和大四学习上述各门课程时还不感到困难。
同学们很希望我在每学期的期中和期末考试前能给大家讲一讲这几门课程里难以理解的一些内容。这类活动，每学期总会进行几次。每次都以电联社的名义在班内公示，同学们自愿参加，后来不少甲组的同学也来参加了。
大三升大四的暑假期间，电联社又组织了一次无线电技术学习班。我将家里的无线电另件，电烙铁，装配用的工具和底板等悉数拿到校内，为同学学习组装电子管收音机提供了物质条件。每人经两周学习后，基本上学会了组装多管电子管收音机。
2005年我同同学沈硕民谈起此事时，他告诉我，他是1948年交大毕业后到大别山解放区参加革命的。他在这个学习班上学到的无线电知识成为他在部队里开展工作的技术基础，而大学学习的强电技术却一直没能用上。解放后，他分配到四机部设计院工作，从事无线电制造厂的设计。
1946至1948年的两年时间内，交大学生会十分活跃，在校內常组织一些晚会。电联社被邀负责每次晚会的舞台灯光控制。为此我设计制作了一个水电阻由我在舞台的幕布后面，通过升降一个电极板，方便地调节舞台灯光的亮度。
大四的时候，学生会计划在大礼堂放映三十五毫米宽的电影。放映机需向美国驻沪领亊馆的新闻处借。为此需在同学中找一位能操作这类机器且能用英语同美新闻处工作人员交谈的同学。
程传辉找到我，因为他知道我会操作十六毫米胶卷的放映机，我曾从大哥家借过一台十六毫米的放映机在电联社活动中放映。为学生会办事，我很乐意。果然我真从美国新闻处将大放映机借来了，还带来一盘介绍自动生产流水线的片子。
不久甲组成立了电联社的兄弟社，电谊社，之后两社常合并活动。
毕业前，电联社在唐恒治和程传辉倡导和主持下，开展了一次毕业后的前途讨论会。讨论会进行得十分热烈。讨论出一个共识，争取到解放区去参加革命或到东北解放区去参加革命，积极地投身祖国的经济建设。
交大的高质量教学和丰富的课余活动及电联社的工作，不仅使我打下了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还提高了我的政治思想水平，并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在社团活动中，我认清了毕业后要走的道路，并决心努力为祖国的经济建设服务。
在交大学习的后两年，正是我思想觉醒的起点，应该说，这个起点是较高的。1991年我离休时，我为自已在参加革命后的四十三年內，为祖国经济建设所作的工作而自豪。我没辜负父亲对我的殷切期望和母亲二十多年的抚育所付出的心血.
1948年7月是应届毕业日期。毕业前，电机系系主任钟兆琳教授找我和同学刘唯允到他办公室谈话。
他告诉我们，清华大学付校长钟士模前些日子来找他，请他在本届毕业生中推荐两位去清华电机系当助教。他打算推荐我们两人，不知我们是否愿意？
系主任的推荐使我俩感到荣幸，这是一次百里挑一的选择呀！
那时学校并不负责毕业生的分配。系主任会应同学的请求，帮他们联系一些工厂如发电厂等，大部份同学为自己找工作。上海交大在上海享有相当好的声誉，那时的毕业生是相当吃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