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和美国的关系

　　1989年，美国鼓动西方国家对华进行政治和经济“制裁”，使中美关系出现严重倒退。90年代初，美国在中美双边关系中的一系列领域，如经贸、人权、军控及地区问题上不断制造事端和麻烦，干涉中国内政，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公然违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在1995年5月允许李登辉赴美访问康奈尔大学，明目张胆地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向中方挑衅，使中美关系跌入谷底。在克林顿总统第一任期内，中美关系起伏最大，波折最多。针对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企图，中国政府坚持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并提出处理中美关系应遵循“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基本方针，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从1996年下半年开始，美国开始强调对华增加接触，进行战略对话，中美关系又出现了改善和发展的积极势头。两国高层交往不断增多，两国军事关系也出现了松动。

　　中美决定加强合作，努力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这是中美两国关系进一步改善和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中国认为，双方应努力“增进了解，扩大共识，发展合作，共创未来”。但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由于中美两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文化传统和历史背景各异，经济发展水平也不一样，因此，两国在有着许多重要共同利益的同时，也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并不奇怪，也不应成为两国发展关系的障碍。但美国国内的反华势力“冷战思维”的阴魂不散，一直图谋“西化”、“分化”中国，遏制中国的发展、强大和统一。鉴于此，今后两国间的矛盾和斗争仍不可避免。尽管如此，中国政府和人民珍视来之不易的两国关系良好发展的势头，坚持从战略的长远角度来审视和处理中美关系，并为在新世纪建立起真正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而努力。

　　二、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

　　1989年5月，原苏联戈尔巴乔夫总统访华，中苏两国领导人举行了最高级会谈，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苏联解体以后，中俄关系先后上了四个台阶：1991年底，俄罗斯立国，中俄实现了中苏关系到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1992年底，叶利钦访华，两国关系由正常化关系上升为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关系；1994年9月，江泽民主席访俄，两国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1996年4月叶利钦访华，中俄又确立了“平等信任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正式建立了两国总理定期磋商制度。中国和俄罗斯及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三国于1996年和1997年分别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信任的协定和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并成功地解决了中国与上述四国间长达7000多公里的边界问题及边境地区的稳定和安宁问题，也为新的国际安全合作模式作了有益的尝试。1998年中俄又决定开通两国首脑热线电话和建立定期非正式会晤机制。1998年11月，江泽民主席访俄，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举行了两国元首首次非正式会晤，发表了《世纪之交中俄关系的联合声明》和《关于中俄边界问题的联合声明》，就世纪之交国际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协调了立场，并就进一步加强双边合作的长期战略前景达成共识，指出双方将在商定的期限内完成全部勘界工作。

　　中俄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目前两国关系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只要两国从世界和双方的根本利益出发，就一定能够妥善解决双边关系中出现的问题，使两国真正成为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开辟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

　　三、中国与日本的关系

　　中日两国于1972年实现邦交正常化。80年代初，两国领导人共同确定了和平友好、平等互利、相互信赖、长期稳定的中日关系四原则，并建立了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在两国政府和各界人士的努力下，中日关系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给双方都带来了重要利益。冷战结束后，日本一些政界人士认为，中国经济快速持续发展，将对其在亚太地区谋求主导权构成挑战和竞争，故而炮制了“中国威胁论”，并提出应尽快制定以中国成为超级大国为前提的亚太战略以遏制中国的壮大。为此，日本以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为契机，加强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所表明的日美防卫合作的“对象”、“范围”、“内容”、“体制”等都蕴藏有对付中国的意图。在台湾问题上，日本国内的亲台势力非常猖獗，甚至妄想台湾“重回日本怀抱”。日本不断加强与中国周边国家的关系，其针对中国的意图也是十分明显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复活的势头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日本一些内阁要员和国会议员每年都要参拜靖国神社，一再为战犯招魂、树碑立传，否认对中国及东亚其他国家所犯下的侵略罪行。这一切使中日关系不时蒙上阴影。中日两国经贸关系不断发展，199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579亿美元，创历史纪录。1996年双边贸易额又增至601亿美元。日本近年来一直是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亦已成为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1997年是中日关系正常化25周年，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和李鹏先后实现了互访。1998年是中日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1998年11月，江泽民对日本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访日，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江泽民同日本首相小渊在总结过去的基础上，就两国关系发展的未来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达成了重要的共识，发言了《联合宣言》。这是继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之后，指导两国关系发展的第三个重要文件。中国希望日本正视并正确对待历史，把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政；求同存异、妥善处理分歧；加强对话，增进互相了解；互利互惠，发展经济合作；面向未来，实现世代友好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以建立和发展面向21世纪的长期睦邻友好合作关系。2008年5月6日至10日，应日本国政府邀请，国家主席胡锦涛对日本进行了国事访问。通过这次为期五天的“暖春之旅”，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这是中国国家元首时隔10年后再次访日。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日本个别领导人坚持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中日关系曾有过一段不正常的时期。然而，冰雪抵挡不住春天的暖意。最近一年多来，从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破冰之旅”，到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融冰之旅”，再到日本首相福田康夫的“迎春之旅”，直至这次胡锦涛主席的“暖春之旅”，中日关系不断改善，展现出回春后的茁壮生机。但愿如此！

　　四、中国与西欧国家的关系

　　1989年，西欧国家追随美国普遍对华实行所谓政治和经济“制裁”，使西欧与中国的关系出现曲折。进入90年代，西欧国家摆脱美国控制的愿望日益强烈。因此，1990年10月以后，中国和西欧国家的关系出现转机，西欧国家从对华“制裁”转向恢复关系。1990年10月22日，欧共体12国作出决定，恢复同中国的正常关系，取消了停止高级官员访华的限制，取消不准向中国提供发展援助、出口信贷和商业贷款的禁令。1991年7月，又取消了政府首脑一级访华的限制。从此，中国和西欧国家间的高层互访走上了恢复关系之路。1994年秋天，江泽民主席应邀访问了法国，提出了中国发展同西欧关系的四项原则：“面向21世纪，努力发展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互补互利，促进共同发展；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磋商与合作”。上述四项原则受到西欧国家的普遍赞赏，影响深远。近年来，中国与西欧各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有较大的发展。中国和西欧各国虽然社会制度不同，但在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世界向多极化发展上有共同愿望和要求，中国和西欧各国在政治上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在经济合作上有巨大的潜力和良好的前景。中国根据一国两制的构想，通过谈判，分别同英国、葡萄牙解决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香港和澳门问题，从而为和平解决国与国之间争端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方法。中国同欧盟特别是与德、法等国的关系得到迅速改善和发展。德国总理科尔于1993年率先提出一项全新的“亚洲政策”。在德国的影响下，欧盟委员会经过再三斟酌，终于在1995年7月5日制订并通过了《欧中关系长期政策》，决定与中国全面发展政治、经济和贸易关系。这是欧盟有史以来制订的第一个全面对华政策。西欧各国也开始调整对华政策。1995年12月4日，欧盟外长理事会讨论并批准了委员会提出的欧中关系长期政策和对华战略的指导方针。欧盟公布对华新政策，为中欧长期合作关系奠定了基础。此后，双方高层互访增多。1997年5月，法国总统希拉克访华，中法两国宣布建立面向21世纪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1998年3月25日，欧盟委员会通过了《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报告。这是继《欧盟－中国长期关系政策》和《欧盟对华合作新战略》以后又一重要对华政策文件。这份报告表明，欧盟意欲加快步伐，努力同中国发展面向21世纪的关系。6月19日，欧盟外长总务会议批准了欧盟委员会的报告。在1997年联合国第53届人权会议上，西欧大多数国家没有参加美国发起的“联合”反华提案，表示愿意放弃对抗，同中国加强人权领域的对话与合作。1998年2月24日，欧盟15国外交部长理事会宣布，在54届联合国人权会议上不再提出反华提案。这使欧盟与中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有了良好的氛围。欧盟的决定迫使美国于3月14日亦宣布，美国政府已决定不再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提出针对中国人权的议案，同时也宣告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人权政策的失败。中国和西欧国家政治关系的恢复和发展，使经贸关系也出现了新的景象。欧盟是中国传统的贸易伙伴。1995年，随着欧盟的扩大、双方关系的恢复和发展，欧盟与中国的贸易总额迅速增加到403.8亿美元，仅次于日本、香港和美国，成为中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1996年，欧盟向中国的出口额从1990年的57.96亿埃居上升到146.52亿埃居，增长152.8％。与此同时，欧盟从中国的进口额则从1990年的113.56亿埃居上升到299.78亿埃居，增长163.98％。欧盟对华投资也不断增加，欧盟在对华技术合作方面较美、日要宽松。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上，欧盟采取了比较现实的态度，力主世贸组织“以特殊方式处理”中国的加入问题，以加快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进程。在中国和西欧国家关系前景看好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双方在一些政治问题上还存在分歧，在经贸上存在一些摩擦。但我们相信，中国与欧盟的关系在已有的基础上必将以前瞻的姿态面向未来，双方都会重视优势互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求同存异，使互动关系进一步良性发展。

　　五、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

　　（一）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关系。中国和东盟是山水相连的邻邦。长期以来，中国和东盟各国领导人之间的频繁互访，增进了相互了解和友谊，推动了双方在经贸、科技、军事、文化等方面关系的发展。中国和东盟在国际舞台上互相支持，双方都把建立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关系视为保障地区和平与促进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因素。 90年代以来，双方加强了政治上的合作力度。自1991年起，中国成为东盟的磋商伙伴国；1994年中国成为东盟地区论坛成员国；1995年中国和东盟建立了副外长级高级官员政治磋商制度；1996年7月，东盟将中国升格为全面对话伙伴国；1997年2月，中国-东盟联合合作委员会成立，双方建立了总体合作框架。为了使东亚国家和地区以新的关系和面貌走向21世纪，在东盟成立30周年之际，东盟9国与中国、日本、韩国共同决定举行首脑非正式会晤。1997年12月，江泽民主席出席了在吉隆坡举行的东盟─中、日、韩和中国-东盟首脑非正式会晤，中国和东盟一致同意双方将共同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中国─东盟睦邻合作伙伴关系，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和东盟一些国家之间在南海问题、边界问题上存在争议，对于这类历史遗留问题及双边关系中存在的其他一些问题，中国和东盟国家都主张以冷静和建设性的方式，通过对话与协商妥善处置。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关系中，团结、友好与合作始终是第一位的。这也说明，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关系日益走向稳定和成熟。近年来，中国和东盟在经济、贸易、投资、科技、金融、旅游等方面的合作都有很大的发展。1994年中国东盟成立了经贸和科技联合委员会，双方于1995年签署了“中国-东盟科技联委会条例”和“中国-东盟科技联委会工作程序指南”。中国还同东盟的多数国家签署了双边贸易协定和科技合作协定。1996年中国和东盟的贸易额达203.95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7％。1997年尽管东南亚国家发生了金融危机，但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和投资仍比1996年有所增长。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发生，不仅使东盟各国遭受程度不同的损失，对中国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但中国政府一方面给予力所能及的经济援助，另一方面还宣布人民币不贬值，以利于东南亚国家稳定货币和克服危机所作的努力。东盟对中国的态度和做法甚表欣慰和欢迎。我们深信，东盟各国经过努力，一定能够克服困难，再创辉煌。

　　（二）中国和南亚国家的关系。1、中国和印度的关系。中印两国于1950年4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双方关系在50年代前半期比较正常。中印缅三国曾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50年代后期开始，因印度不断用武力打破中印边界的现状，连续地把它的边境哨所向北推移，而且一再拒绝中国政府的严正交涉，使两国关系趋向恶化。1962年10月17日，印军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发动猛烈炮击，企图将中国军队“清除掉”，这就触发了中印边境的大规模武装冲突，中国被迫进行自卫还击。此后，双方关系长期处于不冷不热的状态。从1976年起，中印双方关系开始得到改善，并互派了大使。后来随着东西方关系的缓和以及旧的政治格局的终结，中印关系逐步实现了正常化。90年代初，两国总理实现了互访。1996年底，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成功地访问了印度。两国之间的边界问题仍然存在，在印度国内仍有一些人不断借口边界问题散布“中国威胁论”。1998年5月中旬，印度不顾世界核裁军进程逐步取得进展，《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限期延长，《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业已达成的形势，借口存在中、巴“核威胁”，公然违背国际潮流，在三天内进行了5次核试爆。对此，国际社会予以严厉谴责，认为印度的行为使世界核不扩散、核裁军以及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安全形势严重复杂化，并揭露其称霸南亚的图谋。印度的这一举动，也给中印关系的发展投上了阴影。 2、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中巴早在1951年5月21日就已经建立了外交关系，双边关系一直良好。对于边界问题，双方本着既考虑历史背景、又照顾实际情况的精神，采取互谅互让、友好协商、求得公平合理解决的态度，于1962年10月开始进行边界谈判，并于12月达成了原则协议。1993年3月2日，双方在北京签订了《中巴两国政府关于中国新疆和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地区之间的边界问题的协定》。中巴两国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处理两国关系，因此，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

　　（三）中国和朝鲜、韩国的关系。1、中国和朝鲜的关系。中国政府和人民一直为加强中朝友好合作关系，推动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与稳定作出积极的努力。80年代以来，中朝两国高层领导互访频繁，不断增进理解和共识，高度评价中朝友谊。中国领导人反复强调，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将一如既往，为巩固和发展中朝友好合作关系竭尽一切努力。金日成主席在世时一再表示，加强和发展朝中友谊并使之世代相传，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在经济建设方面，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给予力所能及的援助。两国政府在1990年签署了新的《中国政府向朝鲜政府提供经济援助的协定》。双边贸易平稳发展，科技合作发展较快，文化交流十分活跃。2、中国和韩国的关系。1992年8月24日，中韩两国正式签署了建交联合公报。中韩建交后，韩国即同台湾断绝了“外交关系”。中韩建交结束了两国在历史上长期隔绝状态，使两国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进入一个新阶段。建交后两国领导人进行了互访，期间，双方签署了一系列旨在加强经贸合作的文件。双边贸易额增加较快，1993年直接贸易额已达90.6亿美元，中国成为韩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韩国也成为中国的第六大贸易伙伴。此后，双边贸易不断增加。两国间的互相投资也增长很快，从项目数量上看，中国已成为韩国企业在海外的第一大投资场所。

　　六、中国同非洲、拉美国家的关系

　　近年来，中国积极发展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关系，推动南北对话。对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争端与冲突，中国政府不干预、不介入，并主张在互谅互让、和平协商的基础上求得公正合理的解决。同时，中国继续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为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进行的斗争。

　　（一）中国和非洲国家的关系。中国和非洲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过去长期在反帝反殖和反对霸权主义斗争中相互支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埃及是非洲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到1997年非洲已有45个国家与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98年1月1日，南非共和国与中国建交，给台湾当局的“务实外交”以沉重的打击，影响甚大。此后，中非共和国、几内亚比绍共和国先后与中国恢复了外交关系。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的高速发展，非洲绝大多数国家走出经济困境，踏上振兴之路，中非之间发展友好合作具备了更加有利的条件，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前景。近年来，中非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合作项目明显增多。中国先后向非洲52个国家提供各类援助、援建项目600多个，中国在非洲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有6000多项。中非贸易发展迅速。中国已同50多个非洲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其中绝大多数国家同中国签订有政府间的贸易协定。1996年中非贸易总额已达40.3亿美元，是1990年的4.3倍。为了发展中非贸易技术合作关系，中国公司在非洲设立了150多个贸易公司和代表处、200多个分公司及分拨中心等。中国为了适应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更好地发展中非关系，对援助合作的方式进行了必要的改革，推行政府贴息优惠贷款和援外项目合资合作的方式，使中非合作的主体由双方政府转为双方企业，这有利于扩大资金来源与合作的范围和领域。中非友谊渊源流长，政治关系日益加深，经贸和技术合作关系也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1996年和1997年江泽民主席和李鹏总理先后对非洲13个国家进行了友好访问，使中非友好合作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中非将建立起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

　　（二）中国和拉美国家的关系。中国和拉美国家地理位置相距遥远，但中国和拉美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过去有相似的经历，当前又面临着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本国经济的共同任务。中国政府一贯支持拉美国家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发展经济的正义事业；支持拉美国家为缓和中美洲局势和推动地区一体化进程而作出的努力；高度评价里约集团在地区事务和国际事务中的积极作用，并积极发展同拉美地区组织的对话与合作。拉美国家和人民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和国家建设表示了浓厚兴趣并给予了积极支持。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剧变，中国与拉美国家在争取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重大问题上有共同的语言和立场，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使发展中拉关系有了坚实基础。因此，近年来中国与拉美国家之间的高层领导互访增多，使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关系不断得到加强。中国和拉美国家政府都十分重视发展和扩大双方的贸易往来和经济合作关系。中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33个国家及13个尚未独立的地区均有经贸关系。在与我国建交的18个国家中，多数与我国签有政府间的贸易协定、经济合作协定和科技合作协定，有的则签有海运协定、鼓励和保护投资协定。双方贸易代表团互访频繁，定期举行会议，商讨有关事宜，扩大贸易往来。1996年中国和拉美国家的贸易额突破50亿美元。中国近年来也增加了对拉美地区的投资，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一些援助，帮助拉美国家发展经济。此外，中拉科技、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也日益兴旺。中国和拉美地区作为“新兴市场”，合作前景十分广阔。在发展双边关系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定会不断获得妥善解决。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扩大，中拉双方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必将在共同迈向新世纪的进程中获得更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