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前，针对广东地区农村师资招聘热，我写了一篇文章《免费师范生的尴尬》，文章被网站转载后，引来不少关注。我注意到有不少自称为免费师范生的网友发帖指责我，“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们的意见大致有：“我就是免费师范生，我要说，我就热爱师范事业，不存在你说的毕业后不想去农村当教师的情况！”“如果当初你对教书不感兴趣，就不要选择免费师范，选择了，就不能悔改！”“你说的情况可能存在于某所学校，但可以告诉你，我们这里不存在！”

　　

　　我不能确认他们是不是免费师范生，如果是，我想说，他们所接受的免费师范生教育是失败的，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弄清楚“我”和“我们”、免费师范生个体和免费师范生政策的关系，这样的“教育工作者”去教学生，是很难培养讲理、有合格素质的公民的。

　　

　　就个体而言，我相信他们说的是真的，他个人有强烈的从事师范教育的兴趣，当初并不是冲着免费师范生的各种优惠措施去的，未来也不会更改职业理想，但是，这是他们个体，而不能代表群体，代表其他所有免费师范生都有与他们同样的想法，由此否定免费师范生政策中的“强制服务协议”、没有“退出机制”是不妥当的。

　　

　　4月6日的中国青年报，再次聚焦已求学三年，即将面临就业和考研选择的首批免费师范生，报道说，“离研究生报名时间还有好几个月，但化学专业的大三学生柴伟却心急如焚。因为他是免费师范生，按规定，他专业学习成绩再好，也不能考化学专业的研究生。 ” 而处在这种焦虑状态的免费师范生并不是少数。 “这3年我是在不断的迷茫、询问、等待中度过的。”另一位免费师范生小倩这样说。“马上就要实习了，自己能不能找学校还不知道，实习过后就是就业，说是双向选择，怎么个选法也还不知道。”小倩一下子道出了一连串的“不知道”。

　　

　　不知那些免费师范生网友看了这则报道，是不是还要指责报道以偏概全。还要以“我”去代表“我们”。而这还不是免费师范生问题的关键，我发现，一些教育决策者，也有这种决策思维，爱用“个体”代表“群体”，爱用“我”代表“我们”，上述这些免费师范生，正是这种决策思维所形成的教育制度的产物。

　　

　　从免费师范生推出到现在，相关决策者并没少开座谈会，听取意见，当他们在座谈会上听到几个学生代表大声赞扬这一政策之后，于是就认为这一政策受到广泛欢迎，不认为有什么不妥。其间，曾有免费师范生提出退出申请，也被教育部门官员硬生生否定，并告诉他们，既然选择免费师范生，就要做好终身从教的准备。

　　

　　这样的决策思维是可怕的。真正科学、民主的决策，要么是全体参与讨论、听证、投票，要么实行代表制，这样才能体现“我们”的意见，在免费师范生政策制订中，根本没有听取全体参与学校教师、学生的意见，就是听取教师代表、学生代表意见，也是“被代表”，也于是，有关免费师范生的迷茫、尴尬，被过滤。

　　

　　其实，不独免费师范政策，不少教育政策，都是少数决策者根据自己的臆想，然后再找来赞成自己意见的人“听意见”，就拍板出台的，这些政策由于没有考虑到相关者的复杂情况，而在推行过程中出现各种问题。这种决策思维与模式必须调整，不然，这些政策由于遭遇现实的阻力必然短命，同时也会留下诸多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