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买一本厚厚的书，仅仅是为了阅读并收藏一篇前言。比如这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世界中篇小说名著金库”《堕落》。杨武能教授在本书的前言中，回顾了“中篇小说”在世界上萌芽与发展的全过程，考证了Novella这个单词在意大利语，拉丁文，法语和英语中的本义，其实就是“新鲜事”、“新闻”或者“奇闻异事”。中国在“五四”运动前后，一位不可考的译者却将其译成“中篇小说”，尚欠准确，具有差强人意与约定俗成的含义。

　　还有一些书，我们一直珍藏，可能也仅仅是为了纪念一篇序言。比如古典文学出版社（如今已改名或消失了）１９５８年出版的《佛经文学故事选》。这本“未老先衰”，封底已被虫蛀，其书页边沿也已腐朽的书籍，我一直不敢用力翻动，害怕稍不留意，这本书就成为一堆齑粉。

　　在已经出版的同类书中的前言和序言中，只有本书的《序言》确认，印度佛经在中国的翻译工作从后汉就已经开始，以后有直接和间接两种翻译，几乎每个朝代都有翻译。很多佛典都是一再翻译，其“微言大义”不断丰富和完善，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佛经的原本已经在印度失传，而我国丰富的译本却很精神地活着。

　　回到“世界中篇小说名著金库”《堕落》一书的前言，它极其珍贵地介绍了德国“中篇小说”后来居上的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特别著名的“事件”，就是保尔·海尔通过阅读《十日谈》，提出了中篇小说创作的“猎鹰理论”。典出第五日第九个故事之前的引言，由此提出中篇小说的重要和基本的特征，即是每个故事在发展到高潮的时候，矛盾激化到看似无法解决的时候，都应该有一个出人意料、戏剧性的转折；而引出这转折的，最好是一件具体的、独特的、富有象征意义的物体（中国小说家称为“物件”）——比如猎鹰。

　　“富有象征意义的物体”与“物件”，不仅是说法的差异，还可能是阅读习惯，价值判断和艺术追求的分水岭——前者形而上，后者形而下。

　　其实，中国优秀的宋元白话小说，早已具有欧洲“中篇小说”的特征和指纹，却一直缺乏有眼光的理论家来发现，归纳和引导。比如“三言”中《卖油郎独占花魁》（这个标题很庸俗，小说却写得丰满潮湿，曲折感伤），它不仅具有传奇性，而且还出现了引发“猎鹰理论”提出的对应之物——小说开篇的“闲笔”，就写了成名之前的郑元和，忍痛将自己的五花马杀掉，为的是给病中的亚仙煲“马板肠汤”。后来，前者中了状元，后者成为国母。

　　至于“二拍”，传奇故事就更多。其中《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龟龙壳》，俨然就是中国的《格勒佛游记》，《鲁滨逊漂流记》，甚至《白鲸》。自然，它与欧美小说的差异也是巨大的，正是那些差异，可以引起我们的重视与反思。

　　而明清传奇小说《西征随笔》，它分明就是中国１８世纪的“现代派”。其中的《步光小传》，以藐视中国礼仪的口吻，记录了一个有文化的嫖客精彩的内心独白。专家认为，汪景祺所记之事的真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以士人而详述自己与妓女、女匪的情事，又不以为耻，这在任何时代的文人中都属少见。

　　综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所有优秀的中国话本，实际上都是地道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中篇小说”。

　　《佛经文学故事选》序言

　　常任侠

    佛经是古代人的智慧结晶，内容包罗丰富，从其中我们可以窥见古代印度社会的各方面。它不仅是佛教信仰者的经典，如果作为古典文学看，或是作为古代社会历史资料看，都可就不同的角度，从其中得到非常宝贵的文献。

　　佛经有各种文字的传本，其中以我国汉文的译本为最丰富。我国从後汉以来，就对佛经开始翻译介绍。有从印度、尼泊尔的古代语文（梵文，巴利文）直接翻译的，也有从中亚细亚的各种古文字（如吐火罗文）间接翻译的。因为传本不同，所以译文详略互异；而且历世的大德，努力述作，常把同一佛典，一译再译，由于时代不同，各人的文章风格不同，因此面貌也互异。有的译文，并非直译，经过陶熔，几乎完全汉化。有的译文，虽则转为汉文，却仍然是异域的情调；这在文体上便出现了新的风格，有如园艺中的新品种—样，在魏晋六朝的艺苑中，放出瑰丽的色彩与浓郁的异香；感染给中国文化艺术，产生了新的变化。不仅在形式上有了新发展，在内容上也因吸收了新养分，有着进一步的创造发育，在我国土地上，茁长成自己的茂树繁花。

　　佛经的原本和传入我国的中介文字本，多已失传，幸赖我国的译本丰富地保存着，这—份智慧的宝藏，颇足向世界夸耀。这些佛藏中，有的是古代中国人和古代西域人（不仅是印度人）的合作，也有不少是中国人自己的著作。在这浩如烟海的著述中，如果我们愿意投下劳动，我们便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而且我们也有责任，从这个宝渚中采取珍宝，贡献给世界。

　　多年来我爱读佛经，尤其欢喜探索原始佛教，看起来释迦牟尼所说的教，无论为经为律，多是因事立说，针对当时的社会现象，当时人的行动而发。释迦牟尼所说的语言，是很富人情味的，他不仅是善于说教的人，也是善于说故事的人，他用通俗的常用语言，流行的民间传说，为大众说法，多方比喻，因此更能深入人心，使他的座前，集满了善男信女，合掌静听。在两千年後，读着这些有趣的故事，我们还仿佛听到佛的妙音，向往于那时的情景。

　　我从佛经本缘部中的许多故事里，采取了七十八个故事。这些故事，多半是流传于古代尼泊尔、印度、锡兰、大月氏等地的民间传说，在两千年前，释迦牟尼传教时，就已流传着。释迦牟尼随意取拾，随时讲说，把他自己所要说的道理，贯串其中。这些故事如同美好的诗篇，在故事中所含的道理，引起了广大的信仰。释迦牟尼是一个出身于贵族的王子，但他舍弃了世俗的富贵尊荣，怀大愿力，为人说教。在古代他是—个伟大的有良心的人，在他听说的这些故事中，现出他的巨大的影子。

　　释迦牟尼所说的故事，洋溢着他所倡导的几种基本道理，最主要的是和平、牺牲、慈爱、诚信、平等、无私、克制贪欲、禁戒残暴等等。例如在“长寿王”的故事中，他坚决的反对战争，主张人与人应该和平相处，可以在和平中得到无限的快乐。但必须指出，侵略者的战争，释迦牟尼是要人反抗的。他在《长阿含经》卷—对阿阇世王使臣禹舍所说，使侵略者望而却步，不敢一逞，可以看出他明白的意见。

　　释迦牟尼对于自我牺牲的精神，是常常赞颂的，例如在“太子须大拏”故事中，不惜施舍尽财宝，施舍尽所有的一切，在荒山中忍受苦行，最後并且割舍了妻子儿女。这种自我牺牲，是非常难能的，在故事中并且反映出当时的最高种姓婆罗门人卑鄙贪践的面目。释迦牟尼在“投身饲虎”、“舍身救鸽”等故事中，为了救助困难危急者，甚至不惜身命，成就最大的勇敢。这种坚毅的自我牺牲精神，贡献出—切，与当时的社会统治者，掠夺剥削，恰恰相反，他讲述这样的人格，无宁是对于当时残酷的奴隶制度，用来作为善良与丑恶的对比。这些往昔的故事，虽不过是—些传说，有如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的盗火给人类的神话—样。但释迦牟尼在当时的社会里，着力宣扬，真如大狮子吼，使统治的贵族们，起了一大震动。释迦牟尼尤其反对种姓制度，否认这种不平等的出身贵贱的区别。他说：“不观所生处，惟观于德行。有德主人，种姓有别，德行无异。犹如伊兰及旃檀木，俱能出火、热与光明，无有别异。”（见《大庄严论经》卷第七）对于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他加以否定，这在当时正是对于不合理的社会，提出勇敢的抗议。

　　释迦牟尼在不少故事中，常常赞美慈爱和诚信，例如“鹿王”的故事中，对于群的爱和幼小者的爱，“鹿夫妇”的故事中，对于子女的爱，都很真挚动人。他还在许多故事中，赞美诚信，不轻然诺，约言必须遵行。在“相扑”的故事中，述说—个无信的人所得的结果；在“山鸡王”、“虬与猕猴”、“花鬘师”等短短的寓言中，也曾对于存心欺骗者给以有趣的嘲讽。这些嘲笑讽刺的小品，在佛经中是很多的，它像晶莹的珍珠，常常在讲说道理时出现，以加深听者的印象。其他隽永可爱的个故事、小寓言，在佛藏中可以说是不胜枚举。

　　释迦牟尼有极高的语言艺术，朴素单纯，他所说的故事，如果除去其宗教附会的部分，就愈见精彩。这些宗教的附会，在当时说教以及後世传教者的作用上，或者是不可免去的；但民间传说故事应该与迷信加以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原来这些故事，多产生在释迦牟尼降生以前，其中不少是广大人民自己的创造，反映了他们的爱与憎，祈求与希望，已经在人民口头流传，通过了释迦牟尼的口，通过了佛教徒结集的记录，保存至今；传到中国的土壤上，又经过了长期的口述、传写、印刷，它和中国人民也结下了不解之缘。因此在中国的变文、小说、传奇、戏曲中，与佛经中的故事传说，常有不少相类似的东西。

　　佛经的故事传说与中国小说的发展，是有密切关系的。在中国文学史中，佛经翻译文学，应该是一个重要的环节。以前鲁迅先生辑录《古小说钩沉》，在《宣验记》、《冥祥记》、《旌异记》等书巾，已收集了不少有关佛教的故事，但尚未收佛藏中的故事，大概因为本非中国所固有的原故。鲁迅先生曾经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说：“还有一种助六朝人志怪思想发达的，便是印度思想之输入。因为晋、宋、齐、梁四朝，佛教大行，当时所译的佛经很多，而同时鬼神奇异之说杂出，所以当时合中印两国底鬼怪到小说里，使它更加发展起来。”他曾举“阳羡鹅笼”的故事为例，这个故事与本书中的“壶中人”故事，内容相仿，应是同出一源。他说：“此种思想，不是中国所固有的，乃完全受了印度思想的影响，就此也可知六朝的志怪小说，和印度怎样相关的大概了。”这是鲁迅先生深入研究所得的结论。鲁迅先生早年曾出资刊印了一部《百喻经》，可知他久已注意到佛经故事的价值，而且有很深的爱好。他在《痴华鬘》（《百喻经》本名）题记中说：“常闻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艺文，往往蒙其影响，即翻为华言之佛经中，亦随在可见。”鲁迅先生这样称道佛经中的故事，早在数十年之前，他的卓见使我深为佩服。现在来做这个选辑的工作，可以说正是受了鲁迅先生的启发。

　　法国汉学家沙畹（chavannes）教授，研究汉文和佛经，曾著《佛经中五百故事》，凡三大册，我这里钩稽的还不到五分之一，如果能得到社会的爱好，我将继续选辑。这些故事的译文，都是汉以後南北朝时代许多大德的劳绩，在当时甚负声誉，垂世业经很久。例如《大庄严论经》的马鸣菩萨与鸠摩罗什三藏，撰者与译者俱臻上乘，文采茂美，蜚声艺林，可以称为双璧。至今读起这种译文，还使人欢喜赞叹，如果重新改译，也未必有更多好处。因此本编悉据原译，略依时代次序，加以校注。并将同一故事的不同译文，选择收入，以供学者们对比研究。

　　去年和今年，我曾两度前往印度和尼泊尔，考察著名的佛教艺术古迹，在各地收集了一些佛教古美术图片，今选择插入书中，使得它和文字结合起来，显出更鲜明的形象；并可见中国、印度、尼泊尔在文学艺术上悠久的因缘。校注粗疏，难免谬误，幸希贤者指正。
   
　　　　　　　　　　　　　　　　　　　　　　　　　　　　　1957年8月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

《佛经文学故事选》后记

　　古代的哲人们多喜欢讲故事，说寓言，来表达自己的哲理。在我们的先秦诸子中，就留下了不少这类宝贵的记录。过去茅盾先生曾作过研究工作，写出了《中国寓言选》，由商务印行。在东方的古典作品中，有《伊索寓言》和《天方夜谈》，流行世界各国。印度有《故事海》，几成为全印家喻户晓的书。但是在中国所保存的大量古代佛典中，其间保存着丰富的民间故事，却长期被沉埋存堆积的卷帙中，这是应该去辛勤发掘的，这也是我的愿望。

　　早在儿童时代，我就爱听大人们讲故事，尤其爱听《西游记》唐僧取经的故事，为这些幻怪动人的情节听吸引，往往忘记睡眠。及长，读玄奘法师西行求法传记，深致敬仰，常欲追踪远游，一去印度。1928年在南大读书，从汤用彤师，初步学习了佛经和梵文。1935年去日本东京帝大，又研究了佛教艺术，益发增加我去印度的迫切愿望。不料法西斯暴徒挑起了国际的战火，破坏和平。直到1945年战事结束，印度诗人太戈尔所手创的国际大学聘我前往讲学，这才真正实现了我的宿愿。

　　在印度，我住在西孟加拉的和平村中（Sautiniketan），除了与印度的学者良讲论以外，图书馆藏的一部《龙藏》，是我常读的书，起初读小乘律，以为佛向信徒讲说戒律，可能是很严峻的，但佛总是一团和气，说起来夹着寓言、故事、神话，许多都是来自民间，为大众易知易解，娓娓动听。在几千年前就吸引着听众，经过了悠长的时代，也使我着了迷。把爱读的章节记录索引，以备检查。从1945到 1984年，又是四十年，额上增加了年轮，但笔记还在。因为自己爱好，我想群众也会爱好，就把这些故事集合起来，作为—束花朵，去献给同好的人们。

　　在印度的时候，我曾做—个巡礼者，沿着玄奘法师的足迹，向各佛教史迹考察，到华氏城（Pataliputra，Patna）、鹿野苑、波罗奈斯、那烂陀、王舍城、灵鹫山、七叶洞、竹林精舍、尼连禅河、菩提场等作了行脚，亲身体验了佛所说教的地方，并与各地的居人、僧侣、考古研究者、论师们接触，谈说风土民俗。还利用两个夏季，到大吉岭观光，雪之家是湿婆（Siva）神话的摇篮，雪山下的山国尼泊尔，是释迦族的诞生地，有丰富的民间传说。找把当时所写的行纪寄交顾颉刚先生和《新中华月刊》发表，增加了我的记忆。 1949午1月，我带着收集的资科返国，整理出版过两本中印艺术关系和佛教艺术的书。到1956年，奉周恩来总理的派遣，再去德里主持国际佛教艺术展览，并巡礼西部印度的—些古代名都，如摩偷罗（Mathura）、摩揭陀（Magadha）、摩诃剌诧（义净书作罗荼国，Wada）。旅途住在尼宰姆王的玫瑰园离宫，看印度西部高原的风光，群山重叠，万绿森森，夕照之下，起伏如海。对于爱楼拉（Elora）、阿旃陀（Ajanta）的石窟艺术和文献，作了考察。接着1957年总理又派我去尼泊尔，这是释迦牟尼的诞生地，古迹及古梵本多有保存。因受国宾礼遇，得以广览这个神话古都的奥秘和珍贵藏品。我收集到不少艺术文物资料，到1958年初，把这个选集印行。

　　这书出版後，曾受到一些人的好评。陈援庵先生曾赠我他所手写的札记，知堂老人也深为鼓励，特写了一篇赞赏书评，因无处发表，他把原稿送给了我。据说这书在第二次印刷时，还参加过德国莱比锡的中国书展。但是到 1966年的动乱一开始，便受到污蔑，连主张出版此书的友人陈翰伯也受到连累。在是非颠倒、疯狂叫嚣的年代里，这种无知可耻的行为是常见的。在今天政策革新，国家鼎盛，文艺复兴之际，此书又为大众所欢迎，两次重印，我怀着无量欢喜，增入部份有趣的故事和图片，献给爱好的人们。但我所保存的知堂老人的书评和书简，都被劫去，不能再附入书内，斯为遗憾。知堂还为我写过一个条幅，是《大智度论》中佛的—段遗教：

　　“佛虽功德己满，更无听须，为教化弟子故与之言：‘我尚作功德，汝云何不作？如枝家百岁老公而舞，有人诃之言：老公年已百岁，何用是舞？公答我不须舞，但欲教子孙故耳。’佛言如是，功德虽满，为教弟子作功德故而供养。”

　　这几句诚挚的语言，不仅是知堂老人精勤写作，直到暮年的动力，而且也鼓励了我的自强不息、老而不倦。虽则年逾八十，仍愿尽其微力，为我们的文化建设贡献涓滴，留赠後人，这是我的一点心愿。

　　　　　　　　　　　　　　　　　　　　　1984年10月14日常任侠于北京西总布胡同5l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