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年的中国，30岁的心》

梁启超（图），写过一首歌：

当你踏上征途，
    孩子，不要回头；
    只要心怀希望，
    总有一天，你的目标会实现。
尽管道路漫长，
    你也要一往无前；
    当你跋涉在山坡上，
    孩子，不要止步回望。

    道天下所不敢道，为天下之不敢为

     文明和国家的内涵，是不同的，中国文明，不同于中国的“国家”文明，中国最早的国家形态，诞生于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公元前1900—前1500年），距今大约3000多年前，在二里头出现了最早的“中国”。那是一个具有大型政治中心的单一政体的国家，中心城区有300万平方米，人口达到1.8万—3万人。在二里头，我们的先民坚持集体价值的取向（group oriented），坚持公众利益高于贵族的利益，不兴厚葬，兴建城墙，以集体价值作为至高无上的国家意志。
      国家性格，不是个人的性格，而是一个国家的意志、思想方式、价值观的综合，穿越了历史，融入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凝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沉淀和落实，腾起和升华，成为一种群体的无意识。
      中国的国家性格，最根本的一点，是：道天下所不敢道，为天下之不敢为。  道，指的是在思想和创新层面上，中国的探索力和思想力；为，指的是在社会和制度层面上，中国的实践力和创造力。
      敢想天下之不敢想，这是一种思想创新，也可以说是一种真正的冒险，在人的思想意识领域，进行启示录式的人文指引，涤荡陈腐，以图振新。中国历史上的变法革新，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很少有一个民族像我们这样，3000年始终活跃在自我制度革新之中，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孔、孟、老、庄、墨、杨、公孙等等，到汉代董仲舒的儒学独尊，从佛学引进，儒佛融合，到程朱理学，阳明心学，再到清代之顾、黄、戴、张，以及晚清西学铺天盖地的引入，中学没落，在思想层面上的探索始终生机勃勃。
    

    30岁，创世纪的思想家

    有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长期以来，被我们所忽视，中国历史上的大思想家，最大的特征就是同为“奔四”之人，30—40岁，甚至20多岁，就是中国思想家最活跃的时期，也是中国敢想敢为的生命起点，梁启超反对老年中国，老年中国指的是晚清，并不是中国，我们看看创世纪的思想家们的30岁吧——
    董仲舒，堪称中国创世纪的思想大师，30多岁的董仲舒，虽然年轻，但是已经成为公羊学大师，他长于论事，经世济用，注重实践，司马迁评价他说：“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有了如此学识，后来，他在45岁这一年，上汉武帝《举贤良对策》，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他把儒家的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董仲舒的思想震撼了汉武帝，于是，将儒学提高到官方哲学的地位。
        范仲淹26岁的时候，就对儒家经典——诸如《诗经》、《尚书》、《易经》、《乐经》、《春秋》等书，在当时已被尊为“大通”之才。他35岁的时候，率领民众开始治堰工程。动工不久，便遇上夹雪的暴风，又连着是一场大海潮，吞噬了一百多条生命。迷信的官僚们认为天意不可建，主张停工废堰，范仲淹不允，争执一直闹到了朝廷，大臣们也是模棱两可，莫衷一是。35岁的范仲淹，顶住最大的压力，坚持治堰，最后大功告成。
      正是因为范仲淹有这样的坚毅和冒险精神，他启动北宋庆历新政，大刀阔斧地开始改革，改革失败后，范仲淹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绝不甘于平庸，绝不流于世俗。
      宋代王安石，他在嘉佑三年（1058），37岁的时候，上宋仁宗赵祯一份万言书，强烈呼吁仁宗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立即推进全面的体制改革。
      王阳明是明代著名思想家，也是一位原创型的思想大师，在明正德三年，也就是1508年，36岁的王阳明得罪了宦官刘瑾，触怒了皇帝，被廷杖四十大板之后，发配到龙场，一住便是三个年头。从繁华的京都，到偏僻的小城；从荣华富贵，到饥寒交迫；从文人散淡，到阶下之囚，这个30多岁的男人，痛不欲生，恍恍忽忽，时而游丝若悬，时而彻夜难眠，他仰天长啸，借酒消愁，王阳明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照顾和安慰，他默记《五经》要旨，放弃通行的治学方式，只凭自己的理解去领悟孔孟之道，这一思想方法论的革命，使他摆脱了世间凡俗，跳出了“以经解经”、“为经作注”的窠臼，发挥了独立思考，探索到人生解脱之路。他的心境从绝望、焦躁、崩溃转为希望、安宁、平稳，情绪从悲哀转为喜悦，年轻的王阳明完成《五经臆说》，以其极富反叛精神的创新思想，向程朱理学发起猛烈轰击。王阳明的心学，不仅在国内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而且，影响覆盖了日本、朝鲜和欧美。
     康有为在1879年，也就是21岁的时候，开始接触西方文化。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方书籍，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30岁时，1888年9月，他上书光绪帝，痛陈祖国的危亡，批判因循守旧，要求变法维新，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纲领性的主张。
       梁启超，22岁时，参与了震惊中为的“公车上书”，和康有为一起，向皇帝情愿。在25岁时，作为主要的骨干，参与了戊戌变法。
     谭嗣同对近代民主主义的思想探索，始于1888年，这一年他只有23岁，他认真研究王夫之等人的著作，同时，又放开视野，接触大量的西学。在他30岁，参与了公车上书。变法维新的人很多，但是，把维新从技术层面，上升到哲学层面，在晚清却是一个大大的难事。1897年，32岁的谭嗣同，完成了重要著作《仁学》，它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他认为物质性的“以太”是世界万物存在的基础，世界万物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之中，而变化的根源在于事物的“好恶攻取”、“异同生克”。他把“以太”的精神表现规定为“仁”，而“仁”的内容是“通”，“通之象为平等”，“仁――通――平等”是万物的发展法则，是不可抗拒的规律。《仁学》这本书，强烈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和三纲五常。指出，封建纲常礼义完全是那些独夫民贼用作统治的工具，特别是君臣一伦，更是“黑暗否塞、无复人理”，“人人得而戮之”。
      1894年，28岁的孙中山，《上李鸿章万言书》中，提出多项改革建议。1895年，29岁，办起兴中会；1905年，39岁之时，创办了同盟会，提出了著名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宗旨，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

     中国的思想创新，是30岁的创新；

    中国的制度转型，是30岁的推动

梁启超的书法

     3000年来，中国的制度更新何以如此频繁？中国的思想演变何以如此波澜？看看上面这些30岁的心吧，30岁的性格，就是中国思想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的能量之源、意志之源、精神之源，30岁，这个年龄代表着开放的视野、澎湃的激情，缜密的思考和果断的勇敢，范仲淹、王安石，失败后，绝不反悔；谭嗣同，失败后，主动求死；康梁失败后，绝不屈膝；这就叫“决绝”，坚持到底，执着到底，死硬到底，这些“冒险”行动一次又一次的冲击，这些“决绝”浪潮一次又一次的涤荡，才使得中国的制度长新，思想长新，王朝更替，但是国脉恒留。而每次制度转型的改革变法，如王安石、康有为，都是年轻人起着核心的推动作用。所以，我说，历史上，中国的思想创新，是30岁的创新；中国的制度转型，都是30岁的推动。
     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她所控制的政治地域，在3000多年里，从300万平方米，到今天的960万平方公里，一个最核心的特点，那就是为天下之不敢为，出万死不顾一生。秦之开拓南越，西汉之张骞通西域，东汉之班固经营西域，李唐之玄奘取经，鉴真东渡扶桑，朱明之郑和下西洋，哪一个不是出万死，哪一个不是冒险型的开拓？从项羽的破釜沉舟，到韩信的背水一战，哪一个不是出生入死，哪一个不是敢于冒险？从商、李、萧、曹，到廉、王、霍、李，从嬴政一统天下，到李世民收拾山河，从朱元璋恢复中华，到民国推翻帝制，报大仇、雪大耻、革大难、定大计、任大事，敢于冒险，敢于决死。
      中国的思想家们相信冒险的意义，梁启超讲“虎逐于后，则懦夫可募绝涧；火发于室，则女可越重檐”。懦夫是可以奋起的，女人是可以有力的，不冒险行吗？不决绝行吗？
      中国无论是末世分裂，还是盛世统一，总是会应验梁启超的话——“奋其雄心，鼓其勇气，无畏首畏尾，以自绥也！” 追求大冒险，就崇尚大胆量，这一切源于大自信，我们看下面这首歌：
    当你踏上征途，
    孩子，不要回头；
    只要心怀希望，
    总有一天，你的目标会实现。
尽管道路漫长，
    你也要一往无前；
    当你跋涉在山坡上，
    孩子，不要止步回望。
孩子，要有自信，
    这样就会把你的勇气添；
    背起你的行囊，
    不要畏惧行路长。
崎岖小道，一路坎坷，
    孩子，你的目标就在前方；
    不要以为使命已完，
    你还要攀登。
    孩子，成功在望，
    不要松懈；
    只有一鼓作气，
    才能达到高山之巅。
     3000年来，在历史的长河里，中国满怀希望，从不回头，背着行囊的思想家们，有谁畏惧过山高水长？我们还在攀登，依旧坎坷，梁启超这首“少年进步之歌”，就是在描绘我们国家的性格，作为一个漫漫求索3000年的行者，没有停歇，没有倒下，古埃及倒下了，古印度睡着了，古巴比伦停歇了，但是，我们使命未尽，目标依旧，没有松懈。
      3000年来，有多少新鲜，就有多少陈腐，有多少革新，就有多少落伍，但是，起承转合，维命于新，你可以把中国想像成白发苍苍的老者，你可以把中国性格描绘成老态龙钟，可是，白发就是死亡，老态就是疲态，事实是，无数个弊端，无数个危难，无数次衰亡，无数次崩溃……中国都拧着脖子，一一承载，一一扛过，为什么？性格决定命运，命运彰显性格，国运体现国家性格。
      所以，我说，中国的国家性格就是大冒险、大胆量，满怀希望，从不回头，3000年的中国有着30岁的心，30岁的胆量，30岁的脉搏，30岁的冒险，30岁的希望。摸摸我们的心跳，按按我们的脉搏，反思我们的内心，“30”岁是否在把你燃烧，在把你熔炼，在把你塑造？这些渗进我们心灵的无意识，这些自发自觉的神秘的精神力，就是我们的国家性格！

本文选自《16型人格》第四章《文化的最后成果是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