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陶德麟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前提性问题是虚假的（之四）
理思
马克思哲学史研究室 湖北阳新435200
“陶文”以上举出列宁在领导苏联“十月革命”的历史过程中，用列宁的《哲学笔记》来说明：“关于辩证法要素的思想，关于人的意识不仅反映世界而且创造世界的思想，关于‘聪明的唯心主义’（指辩证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指旧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指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关于黑格尔《逻辑学》这部最唯心的著作中‘唯心主义最少，唯物主义最多’的思想等等，更充分说明了列宁的哲学思想与马克思哲学思想完全一致而又有所发展，与旧唯物主义根本不可同日而语”那是虚假的结论。然而，这些论述、那决不是列宁通过深读细研马克思的早期文本到与恩格斯合作钻研的见解，而总结出来的马克思思想的真实思路。这已经由本人的一篇“用恩格斯的全书证明‘哲学基本问题’不是马克思的认知前提”等等的一系列文章而澄清了。
从事实上来证明，列宁是通过阅读黑格尔的著作而写出《哲学笔记》来。却而被“陶文”而解读：“关于辩证法的要素”、“关于人的意识不仅反映世界而且创造世界的思想”、“关于‘聪明的唯心主义’（指辩证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指旧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指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关于黑格尔《逻辑学》这部最唯心的著作中‘唯心主义最少，唯物主义最多’的思想等等”。那么，这些果真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认知前提吗？
诚然，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是众所周知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事实上，我们从这句名言就可以理解和明确：马克思不是属于“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的哲学范围的哲学家。而是在“哲学家们”用不同的方式在解释世界的各种哲学却没有解决在“改变世界”当中的“问题”。
因此，“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与“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那是两种思想的理论前提。事实上，在改变世界的一切活动中所说的唯物主义，能不能是在“聪明的唯物主义”所“指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而展开的？从事实上来理解，列宁既没有看到过马克思早期的文章、著作，也就没有研究过马克思的早期思想的真实转变的方向和定位。这样，列宁也就不可能理解和明确青年马克思在他《给父亲的信》中阐明的是“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而不是仍旧立足在哲学的基本问题的形式阐述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从事实上来说，真实的马克思是“跳出哲学的圈子”第262页，第3卷）决定的是跳出分割思维和思维的物质（存在）对立的关系问题，从而确立用现实的事物与现存的事物来理解世界的存在范围。
那么，马克思为什么要跳出哲学的圈子，而转向去研究现实呢？然而，要想真实地理解马克思的这一决定，就必须去深读细研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导言》，以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篇稿》的“最后部分”即[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体系的批判]的这个小册子。并以青年马克思在他《给父亲的信》所阐明的是“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的这一定位来读，才可读出马克思的真实思想来。事实上，马克思在返回到唯物主义是为了什么呢？这是我们理解马克思思想的认知前提的重大问题。
然而，马克思为了解决“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联系和根据的前提，是由此而返回到唯物主义去寻找联系和根据的方向和途径。实际上，马克思重返唯物主义并不是重返哲学的基地，而是重返唯物主义的现实范畴，去确立物质基础、物质条件、物质变化、物质结果、物质生产力即各种等等的物质要素，而作为能证明改变世界是不是正确性的联系和根据。因为物质第一性的决定作用只有在其“现实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和根据的这两个方面，运用唯物主义的认知前提，才有其绝对的认识作用。而物质与意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在其位置上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实际上，用相对的关系问题去作为是世界观的立场问题的话，实际上那是在制造着一个永远也争不清、永远也论不明的关系问题。更何况这种唯物主义是在用占有的立场（物质第一性）去反对错误的立场（精神第一性）也就更是产生出错上加错的认识论、方法论来。
当然，列宁的这一错觉是时代的需要、是上帝的安排。同时，也是那个时代在研究马克思的世界观、历史观的辩证法的资料而受到的局限性，因此，那是可以谅解的。另一方面，也因为没有列宁的错觉也就不会产生“十月革命”、也就不会涎生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两阵营的对抗，而激活了巨大的竞争来促使资本主义国家只有将“剩余价值”用于投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发现和运用上，才能不被社会主义阵营消灭。这就是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上个世纪为推动和促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和进步，所起到和做出的巨大作用和重要贡献。
但是，必竟《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一部滋生永远也争不清、论不明的认知前提的思想根子，是滋生保守僵化、阻碍改革、阻碍发展和进步的思想根源。因此，当这部书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之后，就应该由马克思的世界观、历史观的辩证法，来占领人类意识形态的思想认知前提。并以此来引导世人对世界所提出的看法和观点，而能有一个争得清、论得明的前提存在。有关这些基本原理，都由《中国人理解马克思论文集》在互联网上给世人展现出来了。
事实上，“陶文”也对：“(3)斯大林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有很多错误，这是事实”而认可。而“陶文”认为：“但把斯大林说成是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典型，错误的渊薮，而且祸延中国达数十年之久，也不是实事求是之论。”这也从上个世纪产生两大社会阵对抗激活巨大的物质力量，而涎生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现代化来。从这个认知前提来说，斯大林也同列宁一样，在推动和促进资本主义阵营的不断地发明物质生产力的运用高科技来改变陈旧的物质生产关系，那的确是做出巨大的贡献，因此我们对斯大林也只能从历史存在过的某一时代精神来看待。
但是，“陶文”所说：“我这里仍仅以哲学理论为例。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现在被批判得体无完肤，几乎被说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赝品，有的论者还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都直接间接地来自这本小册子，所以也一无是处。”这是事实，是不可否认的。
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只能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它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因此，二十一世纪的哲学家、学者也不要过多的去指责斯大林。关键是要脱离这个体系的认知前提，即争论不休的“唯心主义观点和唯物主义观点的对立”形式。然而，我们的历史任务是要将被埋藏在文本中的真实马克思的认知前提发掘出来，以此来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这才是最重要的。因此，“陶文”在以下所说的：
“我只说两点看法：
第一，这本小册子是1938年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的第四章第二节（注：第四章的标题是“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布尔什维克正式形成为独立马克思主义政党（1908至1912年时期）”，此章第二节的标题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为了说明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为捍卫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基础所起的巨大作用而写的，篇幅只有25页。它本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著或专文，而只是由十二章组成的党史教程中的一节，目的是向党员简要介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而不是全面系统地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可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思想发挥得很充分。作为这种性质的小册子，应该说基本上是一本好书，并非一无是处，更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赝品。当然，这本小册子也确有严重缺点，主要是简单化绝对化的东西多，辩证法的精神薄弱，其中也有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在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期，这本小册子确实被捧到了不适当的高度，被说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典范，对苏联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束缚作用。但斯大林在晚年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提出的一些有创见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还是有贡献的，不应该对他全盘否定。 第二，中国的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不仅仅是从苏俄来的，而且那时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还远没有出现。中国的唯物辩证法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那时斯大林的小册子也还没有出现。早在斯大林的小册子发表之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化的工作就有许多人做了。”
第一，这本小册子是1938年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的第四章第二节（注：第四章的标题是“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布尔什维克正式形成为独立马克思主义政党（1908至1912年时期）”，此章第二节的标题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为了说明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为捍卫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基础所起的巨大作用而写的，篇幅只有25页。它本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著或专文，而只是由十二章组成的党史教程中的一节，目的是向党员简要介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而不是全面系统地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可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思想发挥得很充分。作为这种性质的小册子，应该说基本上是一本好书，并非一无是处，更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赝品。当然，这本小册子也确有严重缺点，主要是简单化绝对化的东西多，辩证法的精神薄弱，其中也有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在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期，这本小册子确实被捧到了不适当的高度，被说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典范，对苏联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束缚作用。但斯大林在晚年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提出的一些有创见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还是有贡献的，不应该对他全盘否定。 第二，中国的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不仅仅是从苏俄来的，而且那时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还远没有出现。中国的唯物辩证法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那时斯大林的小册子也还没有出现。早在斯大林的小册子发表之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化的工作就有许多人做了。”
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陶文”要说的话：那就是“十月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上个世纪是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那是起到巨大作用的和做出了伟大贡献的。这是事实，是无可否认的真相。但是，“陶文”在以下所说的：
“例如，李达同志在1929-1932年翻译成中文出版的就有4本书：德国塔尔海玛的《现代世界观》（1929年9月出版），日本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之哲学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一书的上篇，全书1930年6月出版），苏联卢波尔的《理论与实践的社会科学理论》（1930年10月出版），苏联西洛可夫等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1932年9月出版）。这些书都有各自的体系，都与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毫无关系。李达同志的《社会学大纲》（1935年作为北平大学的讲义印行，1937年由笔耕堂书店正式出版），艾思奇同志的《大众哲学》（原名《哲学讲话》，1936年），毛泽东同志的《辩证法唯物论提纲》——包括《实践论》和《矛盾论》（1937年），这些著作也都有自己的体系，都与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毫无关系。以李达同志的《社会学大纲》为例，这本被毛泽东同志称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长达425000字的名著就反映了中国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恩格斯原著已有相当系统的研究。”
然而，以上所述的那些理论著作，如果还仍然要用马克思的名字去挂牌的话，那是虚假的。那是从不真实的马克思的认知前提而产生的。因此，以上的那些著作只能归入是时代精神的某一阶段的存在。（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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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4-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