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陶德麟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前提性问题是虚假的（之五）
理思
马克思哲学史研究室 湖北阳新435200
“陶文”在提到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这部书的整体思想来看，那能是李达自己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及他们两人的合著作而深读细研出马克思的真实思想的吗？不是的。事实上，那是从前苏联确定的和建构的《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和《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原理观而传播给中国人理解的。下面请大家看看《社会学大纲》这部书的“第二章 当作哲学的科学看的唯物辩证法”的“第一节 辩证唯物论的一般特征”的“一 哲学的根本问题之解决”吧：
“一切哲学上的根本问题，是我们的意识与环境的关系如何的问题。这个问题，用别种术语来说，就是所谓自然与认识、客观与主体、物与我、外物与内心、物质世界与观念世界、存在与意识、存在与思惟等的关系如何的问题。再用平易的术语来说，即是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如何的问题。”摘《李达文集》第二卷，第70页。）
然而，这能是直通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及他们的合著深读细研而得到的吗？不是的吧。实际上，是从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等著作和文章的解读而来的。首先，我们要说明一个前提，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这部书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也起到了将中国人的思想而引到去推翻旧政权，去建立一个新中国的认知作用。但是，这部书从“哲学上根本问题”是曲解马克思的认知前提的根源。也可以说，是将中国人引到自我意识的“对象化”的形式而固化一次性革命而终结历史的思想根基。
然而，对李达在以上所说的“一切哲学上的根本问题”的认知前提，如果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就是在用“时间等于自己同自己发生关系的否定------这种对立物一方面是以自身为根据的否定的东西，而另一方面又是以自身为根据的否定的东西。”这是马克思在第179页，第42卷）而揭露的真相。
然而，李达在以上所说的：“所谓自然与认识、客观与主体、物与我、外物与内心、物质世界与观念世界、存在与意识、存在与思惟等的关系”，实际上，马克思在第161页，第42卷）作过这样的揭露：“因而，异化——它从而构成这种外化的以及这种外化之扬弃的真正意义——是自在和自为之间、意识和自我意识之间、客体和主体之间的对立，也就是抽象思维同感性的现实或现实的感性在思想本身范围内的对立。其他一切对立及其运动，不过是这种唯一有意义的对立的外观、外壳、公开形式，这些对立构成其他世俗对立的意义。”
因此，李达说的“自然与认识、客观与主体、物与我、外物与内心、物质世界与观念世界、存在与意识、存在与思惟”，在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的现实性的真相，是马克思在用现实中存在的事实而揭露出来的实质是：抽象思维同感性的现实或现实的感性在思想本身范围内的对立。因此，李达在《社会学大纲》所传播的就不是“陶文”所确定的那样：
“这本书在第一篇第一章第二节《唯物辩证法的生成及发展》中论述马克思哲学的创立过程时，不仅分析了《论犹太人间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神圣家庭》、《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还分析了1932年才首次在苏联出版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并对这部手稿作了长达两页的分析。这本书在斯大林的小册子发表前5年就印行了，怎么能说中国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从斯大林那里学来的呢？即使在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发表之后，它的体系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教科书的编写）也没有特别重大的影响。事实上，除了20世纪50年代来中国的苏联专家在讲课时一度采用过这种体系外，中国学者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都没有按这个体系。这是有书为证的。还应该指出的是，对斯大林的这本小册子的缺点错误提出尖锐批评的正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曾尖锐地批评了‘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他说斯大林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讲事物的‘联系’时没有说明联系就是对立的两个侧面的联系；讲事物的内在矛盾又只讲对立面的斗争，而不讲对立面的统一和在一定条件下的互相转化；还批评了苏联的《简明哲学词典》第四版关于‘同一性’的一条‘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他说：‘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因此，在政治上犯错误。’可见，说斯大林的理论对中国人掌握马克思主义有特别巨大而恶劣的影响，并不符合实际情况。”
事实上，“陶文”在以上所论述这一大段思想的观点，只能说这是对上世纪的20年代到70年的这段历史的时代精华的总结。
然而，从上个世纪的20年代到70年代的前苏联社会主义的社会现实，以及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两个凡是”的社会现实，在其事实上，都是属于马克思界定的范围即在“自在和自为之间、意识和自我意识之间、客体和主体之间的对立，也就是抽象思维同感性的现实或现实的感性在思想本身范围内的对立。其他一切对立及其运动，不过是这种唯一有意义的对立的外观、外壳、公开形式，这些对立构成其他世俗对立的意义”而产生的时代精神。实际上，所起到的作用只能是一次性的革命。事实上，这场革命是在哲学问题即精神信仰上的革命，而不在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上而展开的革命。
事实上，我国从解放后在实施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所确立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那是从“抽象思维”确立的“感性的现实”的产物。这种产物那是从夺取政权时期的“现实的感性”而确立的。因此，在解放后的社会主义体制中而展开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只是在“思想本身范围内的对立。其他一切对立及其运动，不过是这种唯一有意义的对立的外观、外壳、公开形式，这些对立构成其他世俗对立的意义”。而不是现实世界的真相而存在这种阶级的对立。因此，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两个凡是”的历史时期，就不是“陶文”所确定的反问：“（二）中国人几乎不可能掌握马克思主义吗？”
在事实上，中国人掌握的是前苏联确立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文本中被埋藏着的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合作创立解决“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基本原理的基本方法的真实马克思。在事实上，真正符合真实马克思思想的，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实施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所产生和形成的实践马克思主义，这才是正宗的马克思主义。
然而，我们为什么肯定只有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所实施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所产生和形成实践马克思主义，才是正宗的马克思主义呢？
因为马克思思想是从两个前提产生的。这两个前提是：从现实世界的现实性的真相来观察认知者的现实；从历史发展过程的真实性的事实来考察认知者的历史。然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每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都是在从马克思确立的这两个认知前提出发的。
所以，在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改革开放所实施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产生和形成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才是正宗的。
另外，我们可以从《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书所确立的“-----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这是马克思在第48页，第3卷）所确立的立场来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现实所实施的就是在不断地“改变事物的现状”。也就是马克思在第49页，第3卷）确立的“只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的根源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会被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比如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比如说，“创新是民族之魂”。比如说，只有科学发展中国才有出路的等等，对这些符合中国现实国情的提出，就属于马克思所确定的都是属于“某种经验的事实”。
事实上，“陶文”所说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的“《唯物辩证法的生成及发展》中论述马克思哲学的创立过程”那是虚假的。李达在：唯物论根本论纲而认为：“唯物论主张世界先有物质，后有精神；物质是本原，精神从物质产生。”——这，就不是从马克思的认知前提产生的。因为马克思的认知前提，那是决不会以自然界、宇宙作为认知的出发点，而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作为出发点。实际上，李达的唯物主义立场是用自然界的存在来限制人类社会的创新及从事改变事物现状的思维和行为。因此，“陶文”以上所述是虚假的。（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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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4-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