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恩来怒批部长说起……

　　

　　周恩来面对那些对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攸关的部长们时，一向表现得非常严肃、要求很高。当时，一些部长呈送上来的材料，不乏一些数据性错误。遇到这种情况，周恩来会忍不住当众让那些部长下不来台，把材料摔还部长，严厉训斥：“这就是你们弄的文件？数字都抄错了！”“这件事就没说清楚！”“你看一看，这文件搞的是什么嘛，难道还要我来给你们当秘书吗？”文件尚且如此，当面汇报就更难了。一次，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会议，有一位部长在汇报工作时，只是照着材料一个字一句话地念。显然，材料不是他写的或者是太紧张之故，念不成句的情况时有发生，有时甚至念错了闹出笑话来。周恩来严肃批评说：“这些文件送国务院时都是盖过章的，说明经你们审阅过。你签了字，问你情况答不上来，那就是官僚主义胡闹台，就必须作检讨。”

　　周恩来总理严肃认真、办事严谨、要求严格，这是人所共知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部长们不止一个曾说过：“我这辈子只怕两个人：怕主席的威严，怕总理的认真。”其实，这里所说的“怕”总理，固然是源于周恩来的严厉，而更重要的是源于周恩来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高度负责。

　　作为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走过来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国家总理，周恩来始终保持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贵品质，对党忠诚、对国家尽责、对人民负责。他始终把党和国家以及人民的利益记在心上，唯独没有他自己。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贡献了自己全部生命，是新中国成立后最值得尊敬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之一。

　　求真务实、实事求是，是我党的优良传统，更是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宝贵的精神财富。周恩来怒批部长们，完全是对事不对人，绝没有半点个人喜好、个人恩怨，因此他心胸坦荡、无所顾忌。周恩来曾对周围工作人员严肃地说：“他们都是各路诸侯，在这里我不严厉批评他，回到诸侯国谁敢批评他？”工作人员都深受感动。周恩来与陈毅的友情是尽人皆知的，但在原则问题上绝不放松迁就。原则就是原则。因此，周恩来无论批评谁，也绝不会有人因此而产生隔阂和怨恨，因为他的批评都是出自爱护，对工作按原则要求，对人总是怀有一颗热情友好的心。他越批评你，你越感谢他。“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要揪走陈毅时，周恩来挺身而出，喊出“除非从我身上踏过”。这就是他对待战友和同志的态度。正是这种不怕得罪人、不当老好人、不做糊涂人的态度和精神，遏制了一些干部、官员身上的不真不实的风气和作风，为一穷二白的新中国经济社会快速恢复和健康发展营造了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的政治环境。

　　而现实中，我们有些领导者，在对待下属、下级的一些弄虚作假、好大喜功、浮夸不实的现象和作风时，不是针锋相对地作出批评和教育，而是充当老好人、和事佬，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过且过。这其实是对党的事业极端不负责，是对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极端不负责，也是对下属下级的极端不负责，还是对自己的极端不负责，实在是害人害己。同时，也会在无形中助长基层不真不实之风。

　　当然，导致那些部长们对材料把关不严、对情况不熟，有一些制度层面的原因，但更重要的还是态度问题、责任心问题。正如周恩来在批评一些部长的做法时，严厉地说，“有些文件质量很差，可也盖了章送到我这里。”其实，这种情况，在基层也是屡见不鲜。一些领导平时对工作不认真、不负责，缺乏责任心，对下面呈报的一些文件、材料，走马观花地一扫而过，甚至根本看都不看，便章一盖、字一签。有这种工作作风，也就难怪出现“村骗镇、镇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等欺上瞒下的怪现象了。

　　俗话说，严是爱，松是害。周恩来怒批部长们，是关心干部，同时也是保护干部。试想，一个连工作认真精神都没有的人，怎么能干好工作，又怎么能承担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神圣使命。其实，周恩来怒批部长，是在教育我们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如何做事、如何做官。一个领导干部，不踏实、不务实，对实际情况不熟悉、不了解，全凭稿子、全靠秘书，一来做不好工作，二来也做不好官。党内需要务实踏实的干事官，不需要“嘴尖皮厚腹中空”的混事官、糊涂官。只有严格要求、严厉批评，才能倒逼官员们去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听民声、察民情、知民意、贴民心，从而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当好人民公仆，而不做高高在上的官老爷。

　　周恩来怒批部长，是因为在他看来，那些部长们的所作所为，都和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有关。对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一些不良习气、不正之风放松、放纵，说得重一点，那是对人民的犯罪。周恩来这种“把人民利益举过头顶”的民生情怀、民本思想，值得我们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学习和继承。

　　（倪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