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上个世纪的读书人，辽教的俞晓群，是和三联的沈昌文一样，备受小资和知识分子读者喜爱的标签。在《读书》杂志转向社会科学及当代中国现实批判之后，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逐渐盛行，思想界的左右之争渐趋白热化，文人趣味在这个政治色彩日益浓厚的阵地中，只好另寻他处，所以，一本深具海派风味的杂志《万象》如期复刊，成为了客厅、卧室以及厕所中的理想读物。这三十年书业与文化的发展，终于摆脱了与政治的纠结，魅力登场。

　　作为出版大家，俞晓群无疑是深具文人情趣的知识分子，这一点，无论是从他撰写的《数术探秘》，还是从他主编的“书趣文丛”“新世纪万有文库”“万象译事”中，都可见一斑。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出版，这个日薄西山的夕阳行业，也还能吸引众多的大学毕业生参与其中。在上个世纪，出版社的编辑是令人羡慕的行业，不仅有通过自己出书来改变社会文化和大众心态、传播思想的使命感，还有与名人大家近距离接触的便利，更能在编辑之余，发展自己的小小爱好，著书立说，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民国时期的出版家，大多也是作家、学问家。所以，叶圣陶、巴金、王云五、邹韬奋，成为了无数出版人和知识分子心中的理想，而范用、陈原、沈昌文、俞晓群，也和万圣、季风、风入松、三联等书店一样，成为今天知识分子盘桓、光顾、闲谈、论辩的常用话题。

　　文学有三大功能，求真、至善、得美，在某种程度上，出版也是为了这三个目的，传承与积累，创造与突破。而在这三个目的中，随时代的不同，又各有侧重。五四时期，出版是新思想的引进与争论，进入二三十年代，是新知识的传播与推进，新趣味与新生活的提倡与发展。而在四十年代，则是民族抗战的宣传与鼓动，无论知识分子，还是出版家，都很难逃脱这个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同样，在九十年代末期的思想争论中，中国的发展方向未能取得共识，但文人的雅趣却能在获得多方面的批评中坚守，也能得到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和白领的喜爱——《这一代的书香》中，三十年来的人和事，都曾是我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对象。而到了今天，在数字化、企业化、资本化的浪潮中，受到冲击的却不仅是思想和趣味，还有知识分子和出版存在的合理性。

　　不是危言耸听，在民营资本大量涌进书业的过程中，畅销书已经成为书业最受关注的对象——出版家的话语权已经被书商的财富游戏剥夺。媒体热衷的不再是一本书的内容和思想趣味，而是背后的天价版税。公众关注的也不再是作者在某个领域的创新和对未来生活的探讨，实现理想的可能，而是，这位作者是“十万元俱乐部”“百万元俱乐部”，抑或是“千万元俱乐部”的成员。少有人关注新书研讨会嘉宾发言的批评与阐释，而是其出场费的多少，这本书的利润空间有多大——在商业模式而不是文化趣味成为主宰的年代，所有的出版参与者都成为了书托。用俞晓群先生的话说，这是文化而不是出版，面临着崩溃的危机。而这场危机的到来，显然不是单凭出版人和知识分子就能挽救的。在打榜泛滥、策划炒作、人情书评满天飞的年代里，张悟本的神话，损害的，是整个书业的公信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十年前，当我们在讨论素质教育的发展，以及出版界应为之所作的贡献时，大家都认为要提倡大文化、大教育、人文素质，而一位香港的书商则坚持认为，出版，要么就做教辅考试——老师和家长会买，要么就做娱乐——学生会省下吃饭的钱来买。当时，我们都嗤之以鼻，对他说，你们经济发达却是文化沙漠，发展必然缺乏后劲，而十年后，我们却沿着香港的道路阔步前进。据调查，今天的大学生除了考试拿证之外，剩下的时间都是在手机和网络上阅读免费的准黄色言情、玄幻小说——这也就难怪，王选院士去世之后，中关村的再也没有产生令我们口耳相传的知本故事了。在文化产业化的大旗下，有谁还相信，出版业的社会效益，胜过了经济效益呢？

　　有时候会想，阿Q是怎样形成的？唐朝人不是，宋朝人也不是，看看《金瓶梅》《红楼梦》，明清两代似乎也不是。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短短几十年，中国遍地是阿Q。政治和军事的挫折固然是主要原因，而信仰的崩溃和道德伦理体系的解体同样不可小视，贫穷不会导致浑浑噩噩，今天如果有人问，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留给后代子孙吗？回答是，儿孙自有儿孙福。这不能不让我想起尼采说过的话，上帝已死，是被你我所杀，他预言了西方现代化之后的危机，而在中国，这一切正在重复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