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1995》前言 【为万世开太平连载14】
一、经济学是什么？
根据天则所去年的约定，今年的《中国经济学－1995》由我来作执行主编。当我翻阅数十篇备选论文时，忽然想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经济学是什么？它是指一种方法论，还是一种对经济现象的解释，或是对一种理论假说的证实或证伪？如果这一问题不弄清楚，我们就不会知道我们编选《中国经济学》论文集的意义何在，也就不会明白我们怎样才能通过这样的编选工作推进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如果将经济学看作是一种人类活动，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一些关心经济社会问题的人模仿科学的活动”。那么什么是科学呢？可能会有很多解释，不过从制度经济学家的眼光来看，科学是一种“制度”(1)。通过这种制度，人们实现了人脑之间的联合，如同通过市场，人们实现了人手之间的分工一样。在市场中，人们通过交换和竞争来达到分工与合作的目的，同样，在科学中，人们也是通过交流、争论、传授和分工来实现知识的积累、体系的形成、理论的创新、和理念的演进，即实现人脑的超越个体的扩展。所谓科学实验和科学仪器不过是个体进行科学活动时所借助的工具，科学论文或著作，科学理论或教科书不过是科学活动的成果。
为了便于作为个体的大脑之间的交流，便于不同观念与理论之间的竞争，实现科学活动中的分工，以及将已经成熟的知识传递给他人和后代，科学制度建立了一系列的规则和规范。首先是学术自由的规则，这一规则保证任何一种可能的观念和研究角度不受压抑；然后是公平竞争的规则，它保证在不同观念和理论的具体竞争（如争论，发表等）中，不受学术之外的因素的影响，包括门阀之见，政治的因素，宗教的因素，甚至具体个人的人格的因素。在这样的规则下，更有优势的观念或理论就会被更多的人接受、继承和传播，从而处于主流地位，而较有劣势的观念和理论就有可能被逐渐淘汰，或者居于非主流地位。为了减少在科学活动中语言的歧义，提高文字表达的精确性，人们发展出了与自然语言和文字有区别的科学规范语言与文字。这种规范的语言经过了严格的定义，使科学家们可以较少地因语义问题而争论不休，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科学活动的效率。特别地，数学作为一种人造的、严格的语言，成为人们进行科学讨论的比较通用的工具，不仅因为数学有一种很高级的逻辑结构，更因为它表达精确、少有歧义。为了进行讨论，人们采取了各种讨论形式。从个人间的讨论，到座谈会，专题讨论会，论坛，综合性的讨论会，学会年会等形式。当讨论从口头语言变为文字时，形式就变为书籍，尤其是学术刊物。应该说，学术刊物是科学研究规范的具体体现。在其中发表的文章，应使用本学科规范的语言，论文的选用应依据一定的标准或程序，论文体裁应遵循一定的范式，特别地，为了避免重复研究和尊重他人的劳动，应按一定的格式注明参考文献的出处。通过这一系列的制度，个人的智慧就可以作为人类整体智慧的一部分加总起来，如同用一块一块的砖垒起大厦。
在研究某一具体问题时，在用一种观念、理论框架、研究方法甚至哲学倾向进行研究时，人们经常采取多个人之间的组织形式，如研究所，研究院，研究会，及学会等形式。不仅不同的学科有着不同的组织，而且同一学科的不同细分类、不同的学派、甚至不同的研究阶段也会形成不同的研究组织。这使得科学活动有着某种团队的性质。最后，为了使科学研究的成果能够传播和传递下去，为了使非科学工作者和新的一代人能够分享科学活动的利益，学校，尤其是大学就成为有效的组织形式。
所以，科学之所以对人类历史、尤其是近代史产生巨大的影响，不是由于人类出现了一些像牛顿和爱因斯坦这样的个体，而是因为科学作为一种制度不止一个数量级地放大了人脑的作用。我们当然不否认牛顿和爱因斯坦的天才，但是如果没有科学制度，他们的聪明才华还不足以使他们达到人类智慧成果的巅峰。牛顿说他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决不是谦虚之词。正是科学这个联合起来的大脑改变了这个世界，更接近实际地说，是打破了世界原有的平衡，即农业与制造业的平衡，东方与西方的平衡，人类与自然的平衡。这才出现了翻天覆地的“现代化”。从蒸汽机到内燃机，到电动机，到核动力；从自行车到火车，到汽车，到飞机，到宇宙飞船；从来复枪到机关枪，到大炮，到坦克，到导弹，到核武器；都是科学显赫的“功绩”。科学和人类福利的改善直接地联系在一起(2)。无论利用科学的改善是否带来社会整体利益的增进，科学起码使利用科学的人受益，尽管并不排除是以损害他人为代价的（如武器的改进）。
然而，科学的上述成就只限于对相对简单的事物的研究。科学在这个领域的成功，使人们很想将这种联合大脑的方式应用于对相对复杂的事物的研究，如生命的研究，社会组织的研究，甚至对人类思维本身的研究。经济学，其实就是人们这种企图的一个尝试。
二、作为科学和超越科学的经济学(3)
应该承认，在模仿科学方面，经济学做得相当成功。它按照科学的规范建立了自己的语言、文字和逻辑系统。一组初始概念，一套公理体系，精确的定义，严密的逻辑，以至经济学的语言已经非常不同于自然语言，如果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很少有人能够读懂经济学的论文。一个更为重要的标志，是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翻开如今的经济学教科书，我们可以发现非常类似于物理、化学等科学学科的文字表达方式，如公理、定理、推论；如果没有一定的数学功底，我们不要指望能够看懂那些权威的经济学学术刊物上的论文，尤其是国际上公认的刊物，如《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经济学文献》，《数理经济学》，甚至那些非主流的学术刊物，《经济问题》，《法与经济学》，以及《经济行为与组织》。作为一种科学活动，经济学已经变成一个可以容纳众多人的职业；经济学家之间的分工已经变得非常细密，以至一个很小、很专的研究领域（如某一国的某类产品的价格弹性）、或研究阶段（如具有某一特征的数据的处理方法）都可以使一个人安身立命。为了更有效地组织经济学研究的分工与合作，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经济学研究组织。从大学的经济系到专门的经济研究所，从各种经济学分支的学会，到综合性的经济学研究的国际组织。也许最能够证明经济学模仿科学的成就的，是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委员会设立经济学奖的决定。在1969年第一次接受这一奖金的弗里希教授和丁伯根教授，是因为“给予经济理论以数学的严密性”，并且作为“把经济学发展为数学的和定量的科学的先行者”（爱立克．伦德伯，1969，第1页，第3页）而获得这一荣誉的。
由于经济学模仿科学的成功，它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理论中确立了相对的优势地位。在微观领域，经济学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分析工具；对于经济现象和历史，经济学的方法显得比其它学科更为成熟和更有解释力。经济学因此不断地越过边界向其它领域渗透，以至人们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如今，经济学不仅用来解释人们认为的传统的经济问题，如市场中的交换与生产，而且用来分析投票程序，政府制度，家庭问题，宗教道德，全球环境，以至文化演进和文明冲突；经济学不仅进入了法学领域，政治学领域，史学领域，也进入了社会学领域。一个人即使不参加科学活动，如果能掌握一些经济学知识，也能够在分析社会问题时，有着更为明快的方法。
然而，从较长的历史时期来看，经济学对人类历史并没有产生像科学那样大的影响。近代以来的工业革命和经济发展，并不是因为人们先发现了有关经济发展的机理，然后应用于经济实践中的结果。相反，我们看不出经济学研究与一国经济发展的直接的相关关系。某一国家的经济学家人数较多，不是其经济成长的原因，而往往是它的结果。更为严重的是，如果说经济学理论曾被积极地应用过，其结果经常是灾难性的。计划经济试验的失败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它证明由人类理性设计的社会制度，远不如自发演进的制度更有效率。当几乎所有计划经济国家决定走向市场经济的时候，经济学再一次证明了它的局限性。由那些代表主流经济学的学者们设计的改革方案（如在前苏联和东欧），不仅没有导致比其它的改革方案（如在中国）更好的结果，而且给实行方案的国家带来了绝对福利的下降。
迄今为止，如果说经济学对人类历史产生过重大的积极影响，也是在否定意义上的，即它告诉人们不应该做什么。最值得一提的事情，是经济学不断地告诉政府，不要轻率地干预人们的经济自由和市场经济制度。我们可以认为，英国在十九世纪中叶走向自由贸易，是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哈耶克在计划经济兴盛时期继续坚持的经济学自由主义传统、和对计划经济的批判，对后来计划经济国家走向市场化道路起了重要的作用；八十年代以后在西方诸国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被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所取代，与经济自由主义的重新兴起密切相关。然而，即使这些功绩，经济学自身的逻辑又可以把它们抹杀掉：这些政策或制度的变化是人们为了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通过政治过程而实现的，与经济学家的主张没有多大关系。
由此，我们发现经济学与科学有着巨大的不同。在经济学这里，联合的大脑不仅没有像科学那样创造奇迹，反而遇到了自己的边界。这是因为，在经典科学中，联合的大脑面对的是一个无生命、从而没有博弈能力的世界，而在经济学中，联合的大脑面对的是另外一些大脑(4)，它们或者是分散的、也有可能是联合的。大脑的联合所带来的优势，会被其它大脑的对策所抵消：当这些大脑是分散的时候，它们的对策可能是消极的（如针对特定的宏观经济政策，民众所产生的理性预期及其所导致的行动）；当它们是联合的时候，对策可能是积极的（如对计划经济所进行的市场化改革）。换句话说，当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多次博弈关系时，任何一方都不能凭借着经济学研究上的优势，以损害他人的方式而获益；经济学的逻辑是，你想获得利益吗？你必须使对方也获得利益。有趣的是，对于这种情况，经济学自身知道得最清楚。因为它的最有影响的理论就是奠立在“人类理性有限”这样一个认识论的基础之上的。就这样，当联合的大脑面对经济社会问题的研究时，它的最重要的成果，就是证明联合的大脑本身是有局限性的。这一结论，本来可以由个别的大脑得出。但是在一个科学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时代，一个过分夸大理性作用的时代，这种结论要用理性化的方式提出，才能获得相当的说服力。因而，对科学万能主义的批判，要以科学活动的方式进行。同时，给科学或理性的作用划一道界限，就意味着经济学已经超出了科学的范围。既然经济学知道了这个边界，它对人类社会负责任的行为，就是努力阻止人们越过这道边界，即阻止科学的过度应用。用一句话说，经济学“是对遵循自然秩序的理性表达，是对人类自身理性有限性的理性证明。”（盛洪，1995ａ，第193页）
三、中国与经济学
经济学一直被看作是一种西学，但如果我们将自由主义传统视为经济学的最核心的部分，它与中国古典哲学的基本精神是非常接近的。在认识论方面，老子早就说过，“知不知，上；不知不知，病”；孔子也讲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儒学是一个理性化的思想体系，但从一开始，它就给理性划了一道界线。它只在这道界线之内讨论问题，对于这一界线之外的事情则退避三舍：“敬鬼神而远之”，“未知生，焉知死？”儒家强调积极入世，但清楚人为努力的边界，所以有“一半人为，一半天命”之说。由于中国古典哲学的这种倾向，它一贯倡导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是自由主义的：政府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无为而无不为”(5)。
中国古典哲学与现代经济学的核心传统的这种相似性并不是偶然的，它们之间有着明确的源流关系。现代经济学起源于欧洲的启蒙时期。在这一时期，由欧洲在中国的传教士介绍回去的中国古典哲学，对当时的启蒙思想家、以及经济学的先驱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魁奈的《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在这本书的第八章，魁奈精辟地阐述了经济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而这一章的题目就叫作“中国的法律同作为繁荣政府的基础的自然原则的比较”。这说明，即使中国古典哲学不是现代经济自由主义的唯一源泉，起码提供了倡导这一传统的精神楷模。从老子的“道法自然”，到魁奈的“自然秩序哲学”，再到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这中间有着有案可稽的思想线索(6)。斯密不仅与魁奈过从甚密，而且作为欧洲启蒙时代后期的一个学者，无疑也直接从有关中国的文献中获得儒家思想的养分(7)。尽管我们能在西方哲学史中找到有关“自然秩序”思想的种子，但这种思想从来没有成为过主流(8)。以至到中国的“五四”时代，无论哪一派的思想家，都认定“中国重自然，西方重人为”（伧父，1916；李大钊，1918；常乃真，1920；梁漱溟，1935）。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说，现代经济学是以中国古典哲学的基本精神奠基的；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经济学是一种西学，而应把它视为中西文化在十七、八世纪互相融合的产物。
那么，现代经济学与中国古典哲学的区别是什么呢？我在一篇序言中曾经说过，“如果说，中国古典文化是对人类理性有限性的认识和对自然秩序保持敬意的直觉表达，现代经济学则是这一表达的理性解说。”（盛洪，1995ｂ，第127页）更准确地说，现代经济学是对“自然秩序哲学”的一种更为精确的理性表达。由于这种表达方式很接近科学的表达方式，所以自然秩序哲学才在一个科学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一个过分夸大理性作用的时代中被人们接受，而包含着同样的哲学精神的中国的道学和儒学却因为其表达方式的“落伍”而甚至被本民族的人所抛弃。但是，由于同样的道理，经济学被真地视为“科学”。进行经济学研究的人也自以为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设计社会经济制度；由于经济学获得了科学一样的权威，它所得出的一些结论，就被看作物理定理那样颠扑不破，从而或者获得政府的支持、被强制性的执行，或者被一些人盲目地信奉。这又导致了对人类理性不恰当地夸张。在这一方面，现代经济学又比中国古典哲学有着较大的负面影响。
在中国，既然大多数启蒙时代的思想家认为“中国重自然，西方重人为”，在学习西方、批判本民族传统时，就同时抛弃了其中包含的自然秩序哲学。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有一定道理的。中国当时的被动挨打，不是因为中国人不够崇尚自然，而是过于崇尚自然；中国人应该注重的，是运用政府的力量，集中国内的资源，建立更为“人为的”现代军事力量。因而，在中国人学习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时，就没有把市场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上；在引进西方的现代经济学时，就较少受到亚当．斯密学说的震撼，而是更为欣赏强调人为地“改造世界”的、设计出“科学的”经济制度的经济理论。这或许是后来中国走上计划经济道路的理论原因。反过来，计划经济在中国一度的发展，又使得现代经济学的主流传统－－经济自由主义在现代中国长期地被抑制、或屈居次要地位。虽然在本世纪上半叶，一些中国经济学者曾留学西洋，但在1949年以后，继承经济学自由主义传统的经济学家在大陆的大学中寥若晨星；并且在占统治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面前，西方主流经济学甚至不能设立课程。所以，在这一阶段中，如果说还存在着一些受过现代西方经济学训练的学者，却并不存在这种经济学。
直到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时期，这种情况才发生了改观。促使中国发生这种转变的原因，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在理论上，则是一批受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训练的学者，从这种经济学中推导出本应由自由主义经济学推导出的结论。其先驱者应推孙冶方和顾准。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计划经济试验的失败已深刻影响了学者们的思考，另一方面说明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仍包含着一些对自然形成的市场制度的肯定。因而可以说，在整个计划经济时期，现代经济学的延续和发展，对经济问题的理论思考，主要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形式进行的。大量的受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训练的人，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决策过程中，实际上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自1978年以后，在大学中，虽仍然以《资本论》为主修课，但经济学系的课程表中已经安排了不少其它经济理论，包括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各种分支，以及东欧的改革理论。这实际上带来了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复兴，更准确地说，是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真正崛起。
在改革开放之初为之提供理论依据的现代经济学，在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之后，就实际上成为一门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理论。上百所大学的各种经济系每年培训着上万名学生。上千名大学或研究生院的毕业生到海外、尤其是美国和英国去攻读经济学学位，其中有不少人已经完成学业，或继续任教，或归国效力。经济学家正在形成一个群体。在八十年代，除了大学诸经济系是经济学研究活动的传统组织以外，由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改组形成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又设立了几个经济研究所，为经济研究提供了组织条件。在此之后建立的国务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下设的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业研究中心及其研究所，等等，又成为经济学者聚集的地方。到了九十年代，经济研究活动又出现了民间化的趋势。1993年成立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1995年成立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就是新涌现出来的民间研究机构。在海外，中国留美学者经济学会自1985年成立以来，一直起着沟通海外和国内经济学者的作用，对中国的经济学研究给予了积极的推动。
经济研究经历了八十年代以对策为主的时期，到九十年代已经发展为一项相对独立的学术活动。经济学，作为一种模仿科学的活动，也越来越走向规范化。这一方面是由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在国内或海外受到了较为正规的经济学训练，一方面是由于影响规范的重要的经济学刊物的努力。在各种刊物中，应首推《经济研究》。其它刊物，如八十年代的《中青年经济论坛》，《中国：发展与改革》，九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也都在经济学论文规范化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各种不同的经济学论坛，定期研讨会，座谈会等，如上海三联书店的一年一度的经济理论研讨会，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双周论坛，北京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的经济论坛，也在建立中国经济学的学术传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从作为一种制度的经济学来看，它已经在中国具备了发展的基本框架。
四、会有一个经济学的中国学派吗？
也许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1995年将会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份。这不仅因为在这一年，中国经济学家的研究出现了上述论文那样的质的提高，而且因为，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中国经济学家既基本完成了对现代经济学各种理论的补课任务，又走过了将自己视为各种外国经济学理论的简单延伸的阶段。经济学家们开始意识到，在他们的研究中，有某种“中国因素”在起作用；他们开始关注，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独特命运；他们开始发问，这一发展将会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这种意识的觉醒足以构成某种意义的“转折”。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在1995年，“中国的经济学如何发展”，“是否会有一个与西方经济学不同的中国经济学”这类问题被明确地提了出来，并作为一些研讨会和论文的主题（如李杨，1995）。单是提问，已经说明问题了。
我在“中国与经济学”一节中曾经指出，中国古典哲学对现代经济学的形成产生过非常重要的影响。我们甚至可以说，现代经济学是世界历史中极为罕见的文化间融合的典范。因此我们有理由说，经济学从根基上看，就是“中国的”。在近代以来科学主义泛滥的背景下，系统地发端于中国的自然秩序哲学，借助于经济学的现代理性化形式，成功地成为了一种“现代的”思想力量，在促使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在阻止福利国家的扩张上，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有着中国文化背景的经济学家，掌握着被称为“西学”的经济学的中国人，其实也许是最为幸运的人。比较一下其它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几乎没有一个学科处于经济学这样的状态。它们或者是缺少中国的基础（如物理、化学），或者是有着与西学不同的理论体系（如医学）。只有在经济学这里，中学和西学是被打通的。我在上海的一次研讨会上曾经说过，是否有一个与西方经济学不同的中国经济学的问题，类似于我们要与西方人共同建立一座大厦，还是另起炉灶，另建一座大厦的问题。现在看来，答案应该很清楚，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应该共同建一座大厦。不仅因为这是一种更为经济、更利于交流的方式，更由于对中国人来说，这座大厦的基础中本来就有中国的砖。
当然，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他们没有理由骄傲。他们还没有为现代经济学大厦作出过重要的贡献。但现在看来，时机快到了。第一个因素，是中国目前的大背景。自七十年代未以来，中国经历了并且还在进行着一场世界历史中罕见的伟大的制度变迁，它引致的高速的经济成长，或许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运动第一次获得的明确无疑的回报。这一背景不仅为探究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奥秘的经济学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素材，并使中国经济学家有幸身临其境、近距离地观察制度变迁的细微之处，而且能够为这一研究提供越来越多的资源。从更长的历史眼光来看，中国在这十几年的经济崛起，似乎标志着中国这个有着五千年历史、并且在大多数时间里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文明，在衰落了不到二百年的时间里，又一次走上了复兴之路。这是世界史中的奇迹，同时不能不带来中华文化在反省、扬弃、吸纳、更新基础上的重新兴起。随着经济的崛起，将会出现一场伟大的文化运动。经济学既会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又会受惠于此。中华文化将会有机会第二次对经济学产生重要影响，经济学自由主义传统也会唤醒中国人对自己文化传统的珍视。经济学的主流或许将会在中国发现有着深厚文化根基的、可以蓬勃发展的土地。
第二个因素是，在西方国家，主要是在美国和英国，经济学的研究已经走上了片面追求形式化、模型化的死胡同。虽然形式化、尤其是数学化会带来定义精确、较少歧义的好处，但这往往是以远离现实、丢弃重点、扼杀丰富、矫揉造作、丧失活力为代价，不少经济社会现象在本质上就具有“模糊性”而不能被精确。这种片面追求不仅使经济学家们热衷于作更多的不切实际的假定，更不关心现实经济中发生的事情，用数学游戏把经济学理论变得更为复杂(9)，而且通过将经济学变得更像“科学”，而对经济学的结论持有一种唯理主义态度－－宁肯相信所谓的经济学而不顾事实，进而使经济学研究偏离经济学的核心精神－－经济自由主义和自然秩序哲学。这种经济学很容易导致灾难性的政策结论和改革方案（如萨克斯教授的“休克疗法”），但由于它的唯理主义态度，加上西方人的意识形态化的倾向，使经济学家们较之检讨自己的理论更愿指责现实。这导致经济学发展的危机及其创新力的窒息。尽管在非主流经济学中还存在着一些创新的活力，但正如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科斯教授所说，他的获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从来也没有上过经济系。从经济系、研究所、到各种经济学期刊，西方主流经济学已经形成了一套自我循环的制度，使人们更多地考虑谋生与升迁，而不是经济学的发展。相比而言，中国的经济学作为一种制度还在形成，既没有门阀林立，也没有确立主流。还有相当大的空间允许它避免西方经济学的失误，形成自己的特点。中国的经济学家就会有这样的可能性，恰当地把握经济学的发展方向，避免过度模型化及唯理主义的错误，建立保护和激发创新活力的制度结构，从而使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迅速地异军突起。
第三个因素，是文化上的差异。尽管在自然秩序哲学和经济自由主义这个层面，中国古典文化和现代经济学是打通的，但是，既然经济学的具体发展是由问题导向的，而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如何提出问题，却受到不同文化背景的强烈影响。从而，现代经济学的具体结构、内容以至结论为什么是如此这般、而不是如彼那般的，不能不与西方的、尤其是英美的文化影响有关。我们已经承认，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进而承认我们经济学家自己的理性是有限的，我们必然会把有限的理性投入到我们认为最有价值的问题的研究中。所谓“最有价值”，不过是主观判断。它与不同的处境、立场、和文化价值有关。我们不否认严肃的经济学家总是会尽量使自己更为“客观”，在涉及不同文化的问题时处理得更为“公正”，但文化的因素是潜移默化的，人们总会通过有意无意地“忽略”一些问题、强调另一些问题来实现自己的文化倾向。所以，尽管现代经济学已经获得了某种“科学”的声誉，却不能完全摆脱其对西方文化的“辩护性”。现试举三例。第一个例子是，现代经济学很强调“自由贸易”，它导致各国福利水平提高和资源在全球范围的更有效的配置。这没有问题。但依据同样的道理，人们很容易发现一个更有效率的方式，即“自由移民”。可是现代经济学不仅没有强调这一点，在一些教科书中，还有着颇为荒诞的结论：移民对移出国不利（林德特和金德尔伯格，1985，第472页）。我猜想，这也许和今天英语民族占有着世界上最大量的土地有关。第二个例子是，现代经济学经常用达尔文的进化论来解释经济中的竞争会导致效率的提高，用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模型来解释合作的产生和发展。但是，这些结果只有在附加了一些条件，排除掉“恶意竞争”和“不合作升级”行为，才会实现。然而在大多数有关的现代经济学文献中，作者们以出人意料的“不严谨”“漏掉”了这些条件。在今天这个“恶意竞争”和“不合作升级”现象（如军备竞赛）比比皆是的世界上，这样的“不严谨”只能用文化偏见来解释。因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正是一个西方人将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强加给这个世界的“辩护性”理论。第三个例子是，现代经济学强调自由放任和小政府，这很符合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精神。但自由放任的前提是对产权的保护，这导致暴力因素。尤其当我们在多国条件下讨论经济问题时，暴力因素即军事力量就是极为重要的。然而，现代西方经济学不仅缺少在多国条件下对暴力因素的研究，而且经常给人以错觉，以为“西方世界的兴起”就是依赖于“自由放任”、“自发的演进”、以及“小政府”的道路实现的。这种理论大概是有意无意地想让人们“忘却”西方的坚船利炮在其兴起过程中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如果用政府税收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表示政府的大小，在鸦片战争时，中国政府比英国政府小得多。
上述几个例子从反面提醒我们，如果从中国文化背景出发提问题，我们也许会向迄今为止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经济学发出根本性的挑战。通过挑战，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将会发现，他们面对的，将不是被人耕过几遍的、地力衰竭的农田，而是广阔的处女地。他们的创新热情，将会在这里获得用武之地。将会有新的经典，新的定义，新的定理，以及对经济史的新的解释。在这背后，是一群功底坚实、才华出众、勇于创新的经济学家，他们共同的名字叫“经济学的中国学派”。
当然，经济学中国学派的形成，并不意味着中国人不再向其它国家的经济学家学习。对从魁奈、斯密、李嘉图、马克思，经马歇尔、瓦尔拉斯、凯恩斯，到米瑟斯、哈耶克、布坎南、科斯，以及其他对现代经济学作出巨大贡献的西方经济学家，我们将永远怀抱着敬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经济学家永远是学生。我们企盼着来自世界其它地方的有关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消息。作为一个学派，中国经济学是开放的。只有这样，中国经济学家才能像他们的十八世纪的西方前辈那样，在二十一世纪再一次成功地实现不同文化的融合和整合。经济学的中国学派的与众不同的抱负是，她更为珍视和维护经济学自由主义传统，用以约束科学的过度应用，抗衡其负面影响。这种影响第一表现为利用科学方法通过损害别人来增进自己的利益（如改进武器），第二表现为对科学方法的不当应用，特别地表现为设计社会的企图，这导致对所有人的损害。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学与科学的区别在于，经济学唯有提出对所有人都有利的方案才能为人类服务。当然其判别标准是，是否人们自愿地接受，并且是否存在着竞争性的替代方案。因此，探索制度起源、制度变迁与制度结构的逻辑，提出竞争性的制度创新方案，将会是中国经济学在中国制度变迁过程中发展的重要内容。最后，如果我们认定，科学可能会被部分人用来损害别人，而经济学对所有人都有利，中华文化因素的引入，就只能使经济学更像“经济学”了。这不仅因为，中国民族利益的角度很不同于西方人的角度，从而可以从多个角度使经济学更为一般化和更具世界性，而且因为，中华文化所蕴含的“天下主义”精神（李慎之，1994）将使经济学的中国学派不独为一种中国利益的“辩护性”理论，而是通过对全球的关怀而使经济学真正具有一般性和世界性，成为“经济学本来就应该是的那种经济学”(10)。
* 张曙光教授、张宇燕博士和茅于轼教授在阅读了本文的初稿后，提出了很有建设性的修改意见，特此致谢。错误由本人负责。
（本文为《中国经济学1995》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又载《中国书评》199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