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细读呈现的《大学》精神价值
——《大学》《中庸》讲演录(之二)
经典方法是走进经典内部的最好方法,也是防止误读的最佳途径,尽管庄子说过“君之所读者,糟粕而已夫”[1],我还是坚持从自身的生命体验出发认为:经典的细读是最接近思想原生态的方式。
一、内本外末的人格提升
(一)求真知本的人文价值
《大学》的前三章详细论述了大学的三个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第四章则引用孔子的言论,论述品德的修养是本,处理具体的外在事物是末,先修养品德,再用美德感化百姓,这才是当务之急。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孔子说:审讯诉讼的时候,要用公平的人心去对人心,而不是以一个法官的身份去惩罚所谓的刁民。我和他们是平等的,必须使其没有诉讼。这是最高的境界。“无讼”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因为诉讼在现代特别是在西方很普遍。西方是一个法律社会,每个人都有律师,官司天天缠身,一年打几项官司很平常。孔子却说:“必也使无讼乎”,这种社会理想并不低于法治法律社会。[2]“无情者不得尽其辞”,“无情者”,那些没有真才真情的油嘴滑舌巧舌如簧的人,“不得尽其辞”,他不能够去尽说他的讼词。“大畏民志”,用明德去慰抚民心,把大德张扬开来,让老百姓口服心服。“此谓知本”,这就叫知道根本。
“必也使无诉乎”———法律的最高境界就是减少乃至于诉讼,使诉讼这类官司事件根本不发生或彻底绝迹。一般认为,中国历代尤其是宋明理学出现以后,社会上充满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严格规定,特别是对女性的压抑。[3]其实也不尽然,因为社会是很复杂的,也有一些诉求得到了比较好的人性关怀。[4]判案在孔子看来,第一是要以一种平常的、同等的心思去体谅感受,而最高境界是让这个社会和谐,尽量少纠纷少打官司。因为官司中会有一些巧言令色、巧舌如簧的人,尤其是那些不法的律师,经常吃了甲方吃乙方,吃了原告吃被告,这些恶劣的现象应该杜绝。“无讼”体现着儒家的和谐社会理想。[5]谐社会不是打官司、打口水打出来的,和谐社会是要减少对簿公堂的频率,而相互沟通而尽量和谐相处。
真正好的社会不是鼓励人们去诉讼,不是鼓励人们通过打官司致富,而是让人们充满“仁者爱人”之心,从而减少自己与社会的矛盾冲突,把那些恶性事件减到最小。[6]社会才会处在平等平和的完善状态,这样的社会才是一个美好的社会。明乎此,就是知道了根本,即“此谓知本”。这就叫智慧达到了最高境界。朱熹怀疑这两句话是一个结语,在过渡性和结语的话中间肯定有一段遗失掉了。他认为,这部分讲的是格物致知。
“格”有去掉的意思,格物就是去掉那些虚伪不真的杂质,还有反反复复不断钻研的意思。致知,这个“知”是智能的“智”。格物就是穷究根本,去劈波寻源,然后去找到它最重要的内在规律或道路。
致知就是寻求一种大智慧,一种超越了日常生活的智能。致知代表了人类对最高智能的追求。在这个过程中,要能“弃己”,能把自我固执的主观性逐渐抛弃,尽可能地贴近真理。同时还要明白,致知的对象———大自然、世界、万事万物需要人去认识,而不需要人去破坏;需要人去尊重,而不需要人去践踏;需要人去了解爱护,而不需要人为地误解和误读。致知说明了对规律的把握的态度和难处,因为致知往往不能做到“弃己”,而是自满自足,自傲自负,充满知识的僭越。正是由于弃己,人才可以宽容博大不断精进,成就一番大事业。[7]
格物致知说简单也很简单,说难也难,就是数十年如一日地对问题穷追不舍,剥掉那些伪善、虚假、不实的表层,寻找真实的本体,探究其中肯的结论,这事实上颇为不易。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8]早上我知道“道”,哪怕晚上死了也是可以的,把“闻道”———认识规律、大道、真理和死亡联系起来。这也是中国的智者、哲人第一次把求真,把对规律的认识和死亡相连,可见求真之难。同样,西方人也曾提出,“在科学的入口就是在地狱的入口”。可以说,格物致知之不容易,因为人总是有私心的,总是带有主观情感的,而事物是他者,是和人相对的客观存在,不排除一己私心,怎么可能进入事物内部去发现和把握它的规律呢?
《大学》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个从小到大,从客观到主观,从个体到人类渐进修为的过程,而格物致知的重要之处在于它们是“大学之道”的起点,致知之后的诚意,八目中的第三个阶段。
(二)君子慎独的人格典范
《大学》第五章讨论格物致知,第六章讨论诚意,二者紧密相关。“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诚意在《大学》中非常重要。“所谓诚其意者”,就是“诚实”自己的心意,让自己的心像通体透亮的赤子之心一样。“毋自欺也”,不可自欺,你能骗其它人,但最不可骗的是自己。在我看来,《大学》把诚意集中表述为不自欺、毋自欺是非常有见地的。如何做到诚意,《大学》用了两个类比,一是“如恶恶臭”,诚意就像厌恶很恶的气味那样,二是“如好好色”,好色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美丽颜色,另一种就
是女色,这个地方的“好色”应该是泛指所有亮丽夺目的美好事物。“此之谓自谦”,这就叫做自己内心惬意满足,自己才能融洽和谐地和自然相处。
“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君子在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一定要谨慎。[9]人是社会的人,在社会中人可能戴了一副社会面具。这个面具使得他本身不真而表象为真,本身不善而表情为善,本身不美而装饰成美。但这没有用,只有在其独处之时也能彰显自己的德行、真善、美好,那才是最重要的。很多人在人前戴上人格面具,私下里却原形毕露。只是别人不知道而已,这种面具只能骗人一时。儒家强调,更重要的是要由内向外表现出一种表里如一的美德操守,这个人才是可信的。在《大学》看来,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私下里,都应是堂堂正正的君子。正可谓:“独行
不愧影,独卧不愧衾。”[10]
“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其不善,而着其善。”小人处在闲居的时候,就去做缺德的事情,进而养成一些恶习。“无所不至”,怎么坏怎么来乃至五毒俱全。“见君子而后厌然”,当他看到了光辉朗照德行高尚的君子之后,突然觉得自惭形秽,原来世界上有这样高大完美、目光深远、声若洪钟、心无芥蒂的高人,回头一看自己自惭形秽。于是,他就有所行动,即“?其不善”,首先就把那些不好的不善的比如进退失秩、动辄骂人甚至打家劫舍等事掩盖起来。因为他面对高大光辉的君子不能尽量表现自己的丑陋,就“?其不善”而遮盖起来,但并没有摒弃它。“而着其善”,即把那种表象的善展开来,表面似乎成为了一个君子,但其实是
一个伪君子。
“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大学》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些自认为藏拙、护丑、纳虚、作伪,并故意显示出自我大美的人,表面上像是个君子,但是旁边人看他们“如见其肺肝”,就像看到了他们的肺和肝一样清晰无疑。他们所作的恶即使被掩藏起来,却仍然处于光天化日之下而被人所唾弃。《大学》一再强调“君子慎其独”,就是在独处独居的时候,在没有众人眼睛盯着的时候,在没有神性眼睛盯着的时候,在没有他人监督的时候,也要做到跟平常一样的状态,这样才可以称为君子。中国有一句俗话,“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就是说别人不
知道,但天地知道。有些行贿的官员或者作恶的小人说,这件事情绝不会有任何人知道,而君子就会告诉他“天知地知”!怎么可能逃掉呢?最好的办法是,不善的事、坏的事绝对不做。
“此谓诚于中形于外”,只有内在的肺腑心肝呈现出“诚”才会形于外,外表才会和内在相统一。三国蜀相诸葛亮忠心为国鞠躬尽瘁,给刘禅上《出师表》,多次进行北伐,终因积劳成疾。在病入膏肓即将离世时,仍“强支病体,令左右扶上小车,出寨遍观各营。自觉秋风吹面,彻骨生寒,乃长叹曰:“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此其极!”[11]将士无不为之动容,跪拜于地,齐声高呼:丞相保重!正是孔明这种诚于中而形于外,“出师未捷身先死”的精神,才会千古感人肺腑。
“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君子最重要的就是慎独。在所有人都不在场的情况下,自己成了自己灵魂的法官,成了自己行动的监视器,成了自己一心向善的提升者。天下的万物不难战胜,最难战胜的是自己。儒家就是要战胜最难战胜的自己。“胜人易,胜己难”,要自己约束自己、提升自己,做到表里如一,哪怕极小的瑕疵也要去掉,通过这种艰难的人生修炼达到最完美的境界。儒家最尊重的器物是玉,因为一块玉里有了一点点杂质,也要尽量“如琢如磨”地去掉。真正的好玉通体透明,很少有杂色,这样的玉不仅是价值连城的瑰宝,也是光辉人格的体现。孔
子在君子生命中以玉象征品质,标明自己德行高尚文质彬彬。孔子曾说:“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慎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12]古代君子必佩玉,与玉形影不离,用以规范言行,人格具有玉的光辉。玉成为德的载体和君子的化身,所以君子以玉比德,孔子用《诗经》说明君子与玉的契合“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13]这意味着,儒家的人格理想是“秀外慧中”,强调把自己内在的光辉温润地、和谐地、得体地表达出来。这就是玉的光辉。
“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这是《大学》第一次引用曾子的话。君子慎其独,曾子把它形象化了。当你在一个地方独处的时候,可以想到有众多的眼睛在看着自己;在做什么坏事的时候,有很多双手在指责我。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其严乎”———岂不是很严厉的吗?你怎么可能逃掉呢?东汉杨震通晓经典博览群书淡泊名利,而有“关西孔子”之称。他到东莱出任太守途经昌邑时,昌邑县令王密为答谢杨震以前的举荐之恩,夜里拿10斤黄金到驿馆拜见杨震。杨震断然拒绝。王密说:“夜黑人静,无人知晓”。杨震回答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怎么说没有人知呢?”说完将黄金掷于地上。[14]就此而言,君子必须慎重对待自己的独处,谨慎地对待自己的所思所行,阻断有违道德的欲念和行为的发生,使充沛的道义伴随自由主体。[15]慎独在古今君子中不乏其人:如柳下惠对女子“坐之于怀,至晚不乱”;[16]曾参临死守节辞季孙之赐[17];曾国藩的“日课四条”:慎独、主敬、求仁、习劳,其所谓慎独则心泰,主敬则身强。以上种种,无一不是慎独自律、道德完善的体现。同时,中国古代还对“慎”有多方面的阐释,诸如慎独、慎染[18]、慎微[19]、慎初[20]、慎终[21]之说,影响弥深。
《大学》通过对比君子和小人对待独处的不同态度说明了慎独对诚意的重要性。对诚意的阐释并没有就此结束,而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加以阐释。
(三)以诚为本的精神意义
“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有了钱之后,你可以把这个房子装饰成一个
豪华的别墅,就叫“富润屋”。但这个房子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身,而身只有用德性才能养护。如果有了品德,德行很高,就会润身养身。人们总是把身体说成臭皮囊,好像不需太重视,其实身在中国并不是单纯指肉体,而是扩大为健康、风神、意态等,蕴涵了诸多精神因素。这就是内德外显的魅力!这种内在的精神美德发出超越人的神性的光辉,让人的身体光辉透亮。人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学术泰斗、高僧,说话声音不大却充满吸引力,声音不高但中气十足能穿透很远,让你忘掉了周边的世界,忘掉了时空,惊奇于自己在与这位圣人高人的相遇之中。这就
叫“德润身”。人的臭皮囊已经通过他的德行慢慢地变成一个内外光辉的个体了。“心广体胖”意味着只有你心胸开阔,不去欲求那些蜗角功名蝇头小利,不是去津津乐道那些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之事低俗趣味,你的身体就会因为纯粹而处于非常良好的状态“胖”。这个“胖”不是肥胖的意思,而是指身体很舒缓、很健康、很有光泽、很有气质,是内外通透的高迈精神境界的必然体现。《大学》告诉人们,德还可以富身,德还可以长寿,德还可以养人。“故君子必诚其意”,诚意能达到养性养心的高度实在不可低估,其当代意义同样是不言自明的。
诚意不仅是让心意真诚,也是让人心有诚信,诚意诚信不可分割。晋商在中国历史上是相当有名的。晋商的根本经营思想并不是唯利是图,而是诚信为本。[22]心诚了就无所畏惧,无所畏惧就天地宽阔,天地宽阔便知整个宇宙的奥秘,知宇宙的奥秘更能反观到人生的一瞬,“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23]人通过这种方式能深刻地认识自己,反过来说也一样。君子正是因为不欺骗天、不欺骗地、不欺骗人、不欺骗自己的良知,才可以无愧于天地,才可与天地万物相往来而无所负累。[24]
在爱情方面的诚同样惊天动地。庄子曾说古代一位青年尾生,跟他的恋人约好于一座小桥下相会。不幸的是,下雨而水涨,至诚使得尾生坚持不移动自己的位置,他最后抱梁在原地一直等到水淹没了头部,最后付出了生命。[25]今天的青年可能会嘲笑尾生,这哪算诚呢?这完全是迂腐。这当然有迂腐的地方,不必效仿,但是这种坚持诚心的“唯一性”,还是值得人们发自内心的尊敬的。
(四)诚意修身与面对本真
诚意的“意”还不是显示出或说出的话,“意”是大脑中人们看不见的东西,是转瞬即逝的心灵活动,就连这样的意,内在的心理活动都要诚,可见儒家对人要求之严。在我看来:行善犹如春原之草,不见其长,日有所增;行恶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春天的草地每天看不见生长,但是它“日有所增”,你将看到一片生机。如果做了不好的事,去欺人欺己欺心,那就像磨刀之石,没人觉察它每天的缺损,但是时间一长总会矮一大段。德行不好就会损其本然。
在儒家看来,社会中最关键问题的是每个个体的真诚。如果社会的每个个体,国家的最小单位都是尔虞我诈,都在通过不正当竞争谋夺更多的私利,那么国家的社会基础就瓦解了。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儒家的格物、致知、诚意仍有其现实的意义。它的历史局限性我们当然要清理,同时也要看到东方智能对今天人性的完善和社会的完善有着积极的意义。
其实,求道如“朝闻道夕死可矣”,比如“科学的入口就是地狱的入口”,都把求真求知和死亡连在一起。古希腊神话中的斯芬克斯是狮身人面长有双翼的女妖,站在一个山崖上拦住过往的人,让他们必须回答的问题。这个问题极其复杂,但是又极其简单:一个东西早上是四条腿,中午是两条腿,晚上是三条腿。这是什么?很多过往的人想了又想,都说不知道。于是,斯芬克斯把他们吃了。终于过来一个人叫俄狄浦斯,这个人很聪明,当斯芬克斯提出同样问题的时候,他想都没想告诉他,谜底就是人。[26]结果很惨烈,斯芬克斯跳崖而死。但是,俄狄浦斯的一生也是悲剧的,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先杀父后娶母,而当他知道真相以后,非常痛苦,就刺瞎了双眼,流落他乡。[27]这个故事从西方来说,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面对真实,面对真理,就要面对死忙跳下山崖,那是怪兽的问题;同样你回答出了谜底,你知道了人的最大的谜底和结论的时候,你要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儒家的致知、格物、诚意,其实也是要求人面对真实,哪怕为它付出生命,哪怕为它付出自己一辈子的幸福也要去做。这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充满了悲壮的生命求索色彩,但也是对人的一种精神提升。可以说,儒家思想的意义在于它强调了个体的心灵光辉和精神价值。
“格物”、“致知”和“诚意”是《大学》“八目”中前三个阶段,格物致知是“大学之道”的起点,也是为学之根本。认识事物必须与修养自身品德相结合才符合君子的要求,而诚意则是修养自身品德的重要内容,是界定君子和小人的试金石。
二、身心公正的理性意识
(一)客观公正的理性判断
正心、修身是关于身体的、心理的,《大学》对此有详细的阐明。“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修身在正其心者”,修身首先要修心。修身主要指的是言辞、姿态、仪态等要合乎道德规范。修身就是用一种社会的规范和道德使自己和社会其它角色能够和谐相处。我认为中国强调“三和文明”——对整个世界和人类来说是“和平”、对国家来说是“和谐”、对家庭来说是“和睦”。这三个“和”的境界很难达到,其中最重要的是“修身在正其心者”,即“心
”要“正”。心正是在和心不正的对比中表现出来的。《大学》列出了四种心不正的状态。所谓“不正”就是不能保持一种客观的、中立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而是带有成见偏见,带有过分情绪化的自我情感,当然就不能保证中正之心。
四种不正分别是:“身有所忿,则不得其正”。“忿”就是愤怒甚至勃然大怒。人在极其愤怒的情况下是不清醒的,有人可能会说“愤怒出诗人”。的确,愤怒是可以出诗人。但鲁迅认为,当诗人真正写诗的时候,他一定要等那种愤怒忧愤的心情平静下来,等心灵的愤懑冲撞平息之后,才可以客观中正地去写作,而不是说在愤怒的时候去激情澎湃地写诗。那样可能会出浪漫主义诗人,比如像李白。但是,像杜甫的诗———《三吏》《三别》却不是愤怒时写出的。这就需要通过内心陶养把这种愤怒加以过滤,变成一种中正之气,一种深情冷眼的历史眼光,才
能够去更有深度地看待历史,故而杜诗有“诗史”之称。在忿○愤怒的情况下,要去把握事情的真相,“则不得其正也”。
“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人有所恐惧的时候,心也偏了。当一个人畏手畏脚、畏前畏后的时候,他要去做光明磊落的事情是很难的。因为,恐惧尤其是巨大的恐惧会使人丧失基本的判断力。
“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如果人有特殊的爱好、偏好,那么在对待事情的时候也不能保持中正之心,也不能够去正确客观有效地去看世界万物。过分地沉醉在某一种喜爱之中,也可能麻痹了自己的神经,掩盖了自己的深邃的眼光。
“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从表面看,这话会让人感到奇怪,因为孟子就强调“生于忧患,死于安乐”[28],而且儒家的文化精神在有些学者看来就是一种“忧患意识”。《大学》居然说,“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的确会给人误解。其实,这个地方的“忧患”是患得患失的意思,不敢去大胆地创新而经常瞻前顾后、忧心忡忡,总是放不下放不开。这里的“忧患”就是与孔子所说的“君子坦荡荡”相对的“小人常戚戚”的“戚戚”[29],就是一种斤斤计较、左顾右盼的心灵不释然的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人当然不能做到心正。
《大学》认为,“忿”、“恐惧”、“好乐”、“忧患”是阻碍心正的四种不良态度。因此,摒弃鲁莽武断和畏手畏脚,不再玩物丧志和患得患失,潜心陶养自己的品格,这样才能正其心修其身。
在“正心”这一目上,儒家所指出的这四大内涵很有意义。历史上的一些例子鲜明地体现了心正的重要性。明代开国功臣徐达功勋卓著,朱元璋奖给他一座豪宅。一般而言,帝王对臣属的奖赏会让人受宠若惊,况且朱元璋和徐达的关系非比寻常,按常理说应该欣然接受。但此时的徐达极其冷静,坚辞不受。朱元璋想了一个办法,用酒把他灌醉,然后命令下属把徐达抬到宅子里,以为等他酒醒以后就会接受了。可是,徐达酒醒后还是跪拜坚辞不受。朱元璋无法,只好给他修了一个不大的新居,徐达才住下。徐达夫人不理解,说:你功勋卓著,皇帝都嘉奖你,你为什么还要拒绝一片好意呢?而且你的功劳盖世,应该得到这样的奖赏。徐达说:如果我住进去而且住得很舒服,皇帝就会猜忌我居功骄傲,我的心就不正了。而我住进去慢慢就会觉得荣华富贵是很舒服的,不再是如过眼云烟,这时我就无心杀敌不可能再建功立业。不久,胡惟庸做了左丞相,很多官员迫于他的威风都去送礼讨好。[30]但这时胡惟庸反而跑到徐家里拉拢徐达,但徐达拒斥不见。徐达知道,胡惟庸是一个权力炙手可热的人,自己不能出卖原则和良知与他结交。这就是徐达“心正”。徐达的夫人又不明白了,她说,他现在势力很大而这样拒绝他,会受到排挤使前途暗淡。徐达说,像胡惟庸这样的小人,他可能网罗很多人或辉煌一时,但最终会自食其果。今天我可能远离他,得不到什么好处,甚至还遭到他打击报复,但应从长远来看。果然,不久胡惟庸因事被朱元璋杀,靠阿谀奉承拼凑起来的整个关系网都作鸟兽散。[31]
心正最重要的东西是不贪,不在恐惧、忧患、富贵、快乐中使己心抛离了中正之线。[32]在《大学》看来,恐惧、忧虑等不良情绪,深深地影响着心灵发挥其正常的认识功能。因此,所谓正心就是要去掉偏僻、狭隘的私心杂念,摒弃外界干扰和不良情绪的影响,使心始终保持一种中正平和不偏不倚的状态。
有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说出了“心正”的重要性。三国时东吴陆逊是一个文人,他任海昌屯田都尉兼海昌县令时,强调心正人正。当时他治理的海昌县出现了两个棘手问题,一是赋役繁重,使很多人为生计远逃他乡;二是县里山贼不断地扰乱人民。陆逊心正就能处事精明正确,一方面对那些逃避赋役的穷苦农家弟子加以安抚,让他们有饭吃,并把逃跑的人征召为兵,带领他们到山里剿灭山贼。结果海昌县一片平安。陆逊不为外在东西所左右,用一个方法解决了两个问题。后来,陆逊被委任为吴国大将军。吴国和蜀国既有矛盾,也有共同的利益。吴国王室有
意于与关羽结亲,却遭到侍才自傲的关羽的拒绝,两国关系开始紧张起来。陆逊在关羽逞强的时候来示弱,他明白示弱并不代表真的就弱。陆逊将心摆正,而关羽居功骄傲,以为神功在手而目空一切,犯了“心不正”的错误,不能正确判断局势。陆逊抓住了关羽性格的弱点,上任前给他写了一封信:“前承观衅而动,以律行师,小举大克,一何巍巍!敌国败绩,利在同盟,闻庆拊节,想遂席卷,共奖王纲。近以不敏,受任来西,延慕光尘,思廪良规。……仆书生疏迟,忝所不堪。喜邻威德,乐自倾尽。虽未合策,犹可怀也。倘明注仰,有以察之。”[33]表示自己敬仰关羽的神
勇,并愿意向他讨教学习。关羽的自尊心得到满足,对陆逊放松了警惕。陆逊对吕蒙说:“羽矜其骁气,陵轹于人。始有大功,意骄志逸,但务北进,未嫌于我,有相闻病,必益无备,今出其不意,自可擒制。”[34]最后,关羽中计败走麦城,其后又率少数骑兵从麦城突围,被吴将潘璋部司马马忠擒获斩首。刘备在悲愤中起大兵攻打东吴,违背了诸葛亮当时“三分天下”“联吴抗曹”的国策。陆逊坚守不出,静待蜀军疲惫,并说:“备举军东下,锐气始盛;且乘高守险,难可卒攻。攻之纵下,犹难尽克,若有不利,损我太势,非小故也。今但且奖厉将士,广施方略,以观其变。若此间是平原旷野,当恐有颠沛交逐之忧;今缘山行军,势不得展,自当罢于木石之间,徐制其敝耳。”[35]结果被陆逊火烧连营四十余寨,刘备大败而归,逃奔秭归,后在白帝城抑郁而终。而张飞也是在悲痛中狂怒喝酒,鞭打士兵,后反被将士杀害。于是,刘、关、张的桃园三结义艰难建立的蜀国遭到重创,蜀国大势已去。
历史说明,正是由于一人的不正,一人的骄傲,一人的愤怒使得国将为之倾。关羽丧失了心正,被陆逊打败,刘备没有心正,也被陆逊打败。在儒家看来,心正关乎性命。虽然《大学》只举了四不正,但这只是举其大略,其实,《大学》想说明的是,有更多的不正,这些不正只要没有避免和克服,问题就会接踵而至,导致功败垂成。面对诸
多的不正,唯一的办法就是做到心正,做到了就能正确地判断形势,光明磊落地展开工作。正心才能修身,心不正则身不修。[36]
(二)清心无欲的澄明境界
《大学》除了警告心不正,还提出如何去心不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心不在焉”,在今天似乎有贬义,人们经常说某某人读书心不在焉,就是说读书不认真。其实,《大学》里的“心不在焉”没有这层意思,而是另有深意。
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人们到水边修禊以消除不详。王羲之与当时名士41人集会于会稽山阴的兰亭,修祓禊之礼。暮春三月,天朗气清,曲水流觞,饮酒赋诗。《兰亭诗》记录了众好友在会稽山曲水流觞的盛况——心脱离俗务恶趣,而飞入一个自由境界。[37]置身于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沐浴着自然天籁,品味着诗书的雅韵,天、地、人的无比和谐让书法家心旷神怡。此时,王羲之的“心不在焉”就是一种心无旁鹜,不为世俗凡欲所困,不为功名利禄所扰,无欲无求、物我两忘,因此才得以成就了一片天籁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这种魏晋名士的自由风韵通过微醺下笔的书法神品,一览无余地表现出来——回归自然、远离凡俗的“心不在焉”正是“正心”的关键。[38]
自由的风尚就是无所求,无所欲。这高妙的境界非常人所能睹。相反,如果有人一下笔就想到要拿金牌、获大奖、得重金,买洋楼、买汽车等,这种心态下创作的作品是没有品味价值的,更不可能成为惊世杰作。
日本著名作家川端康成是第一位获诺贝尔奖的日本文学家,本来东方人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就不多,获奖对川端康成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改变。他的《雪国》写得美妙绝伦。但这样才华横溢的作家最后竟难以战胜自己。晚年的川端发现自己再也写不出来好作品,当时写《雪国》的那种淡然高远的心境飘走了。写《雪国》的时候,他没有那么多名誉在身,没有那么多让身心疲累的重负,没有那么多让自己轻浮悬空的轻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他成了名人,一位世界级的文学大师,名誉加身,俗务缠身,时时报道,处处关注,常被追踪,被人们期待,被读者
追寻。于是,他的心不在其位,心有所索,心有所忧,心有所投,于是他写不出来作品了。每况愈下使质疑蜂起。最后,他颓丧地回到家里,把所有的人都请出去,慢慢躺在冰冷的地板上,把煤气管拔下来含在嘴里,诀别了这个喧嚣的世界。
一个伟大的文豪,写作“惊天地,泣鬼神”,能够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他救不了自己,只好杀了自己。“心不在焉”的重要性突显出来———心不在此,心不在功名利禄上,才可能创作出好作品。做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人才能专心惟一,才能心正似中。人看见了那些诱惑之物,要去反思,而不是垂涎功名迷恋利禄,从而回归内心的澄净,如视无物地保持一种中正立场。“听而不闻”,听见了,但似乎没有倾心去听,就像播放的背景音乐一样,只是关注自己心中的事。孔子“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39]孔子听了那么好的美妙的音乐以后,三个月吃肉都不知道吃什么了。还有一些书法家“心不在焉”,就是心不在俗务上,吃饭时心里想着书法,心根本不在饮食上,以至于把馒头蘸到墨汁里面,拿起来吃而毫无感觉。这种状态才是真正创造性的好状态。“心不在焉”并不是说你读书心不在焉,而是不孜孜以求那些利禄功名。“心不在焉”,那心在什么地方?心在你所追寻的那种自我心正、空灵和无所依傍的境界中去了。
一般人知道晏殊是宋代大词人,其《浣溪沙》:“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蝶恋花》:“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可谓美妙无比,脍炙人口。但知道晏殊还是大政治家的可能不多。晏殊早年官职县令,但他克己奉公兢兢业业,一些同僚邀他出去喝酒,他都一一拒绝。同僚以为他害怕花钱,就提出要替他付账,晏殊却静心留下来细心办公文。一次,同僚因事被贬,好友们顾及自我前程纷纷远离,而晏殊却在那人挥泪独行时公开赠他送别词,大家都对晏殊的行为感到佩服也觉奇怪。后来,宋真宗要为太子找一位老师,有高人举荐了晏殊,说他学问大人品高,心如止水心无旁鹜,不向利禄折腰。晏殊成为太子师,最后官至集贤殿大学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做了很多利国利民的大事。
这正好说明了“正心”的人格价值。君子“心不在焉”,心不在功名利禄,不在人际关系,不在拉帮结派等小利上,而是在人格塑成、道德修为、道义担当上。这样的人才有公心,才算正心。因此,孔子说:“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40]君子广交朋友而不拉小圈子,而小人却拉小圈子,而没有公心。[41]在这个意义上,心正才能身正,反之也只有身正才能心正。
(三)身心贯通的道德修为
“此谓修身在正其心”,修身的根本就在于正其心。只有心正才身正,反过来,也只有身正才心正,它们是互为表里的。也就是说,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他不再津津乐道于外在利禄的引诱,而始终处于一种为了追求自己真正的美好理想而“心不在焉”的精神状态。同时,我们可以知道,人被境转就是凡夫俗子。人被境转是说,人随环境而转,被环境逼迫而不断改变自己,这就是一种凡夫俗子的处事方式,因为他的心在不断地变化。相反,境随人变、境被人转,才是真正的君子之道。只有高风亮节、德高望重的君子才可以恪守自我,转变环境。他不仅通过自
己的正心去改变了周边的环境和他人,而且使得整个氛围变得祥和,充满了朝气、正气和生气,并富于人格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这样才可以扭转局势。
三国时蜀国丞相诸葛亮就是心正的典范,是能够改变环境的典范。自古至今,许多人都对诸葛亮加以评论咏叹,但有一个方面值得思考。诸葛一家三兄弟,长兄诸葛谨在东吴很受重用,弟弟在卧龙岗。而曹操求贤若渴,三次颁布“求贤令”,决意广纳天下贤才。诸葛亮既可以投奔自己的长兄,在东吴舒展自己的才华,也可以投奔曹操在其幕下做一谋士,因为曹操和东吴都比当时的蜀国实力强。但就在这种军力对比极大、差异极大的情况下,他选择了蜀国,提出了“三足鼎立”。一般人可能会说,那是因为刘备对诸葛亮很重视。这的确是一个重要因素,“三顾茅庐”经过小说的渲染已经家喻户晓,[42]但最重要的问题是,他能认清形势。《隆中对》提出帮助刘备恢复汉室的“三足鼎立”国策,此后表现异乎寻常的勇毅和知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刘备在病重之际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先主又为诏敕后主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43]诸葛亮一心辅佐后主,忠心耿耿。
在我看来,诸葛亮选择刘备的“三足鼎立”、“恢复汉室”,尽管功亏一篑,但是这一选择铸成了诸葛亮“千古第一人臣”的一生辉煌、千古流芳。反过来,他长兄诸葛谨选择终身效力东吴,则导致他一家几代几乎整个家族的惨死。这兄弟二人选择了不同历史,而历史也给他们不同的未来。这就是《大学》所强调的身正和心正,正是因为这一“心正”让他有了正确的人生选择。
“心不在焉”并不意味着天公不回报善愿,天公是会回报的。正是因为心正,人才可以无坚不摧、无所不能,才可以去做应该做的而且一定会做好的大事。心有杂念或心术不正,做什么事都不成。这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心的问题。这就是《大学》反复强调“正心”重要性之所在。
“正心”作为大学八目中承上启下的一目,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心是身体的灵魂和主宰,只有不断净化自己的心灵,不断提高品德修养,才能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