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西彦：《民主胡同40 条》读后感（之一）

我觉着，首先，“民主是个好东西”和“民主是个最不坏的东西”，其实都是一个意思，“好东西” 就是“最不坏的东西”，“最不坏的东西”就是“好东西”。没必要玩弄文字游戏。当然，作为“调侃”说一下未尝不可，但是作为故作高深的卖弄则大可不必。其实，丘吉尔当时说“民主是个最不坏的东西”，这话未必不是一种“开玩笑”，当然这个“玩笑”开得很机智。其次，民主不是“天然的康庄大道”，是“四通八达的小胡同”，还有“死胡同”，给人一种云里雾里的感觉，对于民主之类的极易引起争论的概念应该是在严谨的定义之后再“比喻”或者“形容”，否则，有给人说者稀里糊涂、听者一头雾水的印象。反正我是不明白，也可能我愚钝。

司马南先生赞成中国今天的腐败是严重的，也赞成利用选票把贪官选下去，把好官选上来；那么，司马南先生和许多的朋友的观点的不同到底在哪里呢？按照司马南先生的说法，他不赞成民主是“唯一”的遏制腐败的方法，除了民主的方法还有其它的方法；比如，新加坡就不是民主的国家，即它是威权制度国家，但就十分廉洁；威权就是独*裁的另一种说法，即司马南的观点就是独*裁也可以十分廉洁，并且还能够促使经济快速发展。以此，司马南认为：“第一，投票不投票，与腐败不腐败之间，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一种简单的因果联系。第二，民主与不民主，真民主与假民主，并非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可以离开社会文化环境与条件，单独提出来论斤论两，上秤称个明白。”这里针对司马南先生的观点试提出本人的看法，与之商榷。

首先定义一下民主、腐败。民主就是通过自我做主在各个层次的公共事务中争取自己的利益。腐败就是利用职权攫取公共利益，换言之主要就是盗窃公共财富。

第一，民主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一个社会里，人的权利（在这里，权利和权力通用，因为权力的目的就是利益，权利就是权力加利益。）是分层次的；经济是一种获取利益的行为，但归根结底是一种权利，但它是一种低层次的权利，如原始人就拥有；民主是一种高层次的权力。因此，只要拥有了低层次的经济权力，就可以促使经济发展或者快速发展。如一个农民，如果他拥有土地、耕牛、种子等生产资料以及“随便干”等的经济权利，那么，他会根据市场的需求种植加之风调雨顺获得好的收成从而富裕起来；大家都富裕了就是经济发展了。但是，有了低层次的经济权利，未必拥有高层次的政治权力，如在许多国家人民的高层次的政治权力就处于被剥夺的状态。剥夺了人民高层次政治权利的社会就是独*裁社会。我们不能因为低层次的经济权力得到满足而使经济得到了发展，就认为人民不再需要高层次的政治权利，就不再让人民拥有高层次的民主权力。况且，人民拥有了高层次的民主权力，使得经济能够得到持久、稳定、高速的发展。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因为新加坡通过独裁使得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就认为我们一定要借鉴新加坡的政治制度，就一定采用新加坡的把他们人民的政治权利剥夺殆尽的政治制度。因为剥夺了政治权力的人只是一个只会干活的“奴隶”，或者说只是一头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只会说话的“驴”。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借鉴西方国家既能够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又能够使其人民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的政治制度呢？

第二，民主和腐败的关系。

司马南先生认为，民主可以根治腐败，专制也可以根治腐败。我部分赞成司马南的观点，认为民主可以根治腐败，独裁可以节制腐败。民主根治腐败不用说，独裁节制腐败怎么讲？我们知道，对于一个专制国家，如果这个国家的最大的独裁者采取严厉的法律措施、频繁的道德说教、无忧的生活收入、充分的精神满足等等办法可以使得各级管理者做到自律，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做到廉洁的。只是这种情况适应比较小的国家，比如像新加坡这样的蕞尔小国。在这样的情况下，确实能够节制腐败，使公务员比较廉洁奉公。但是，问题是，这时的作为这个国家的最大组成部分的“人民”处于一种什么状态？不用说，处于一种被剥夺了在国家各级层次上的公共事务上做主权力的状态。我们知道，人类社会越发展，人民的自主意识越强，越能够在各级公共事务中做主，而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抑制住了腐败，但前提是人民处于一种被剥夺的状态，这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背道而驰；或者说，这种廉洁付出的代价是人民处于低级层次上，而民主抑制腐败、实现廉洁奉公在建立在人民是高层次上的人民，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我们不能因为独裁也能够抑制腐败，就建立独裁体制。社会的发展就是人的发展，人的发展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难道新加坡通过独裁能够做到廉洁，能够抑制腐败，中国也要付出让中国的十三亿人民丧失当家作主的代价，去追求这种结果吗？况且，随着人口的增多，随着国家的增大，这种治理腐败的方法就逐渐“捉襟见肘”，逐渐“力不从心”；朱元璋大肆杀戮也未能阻止腐败就是例子。因为国家增大，管理层次和管理范围都呈几何级数增加，你这个视国家为你家的最高统治者的“手”能够伸多远？在更多的你触及不到的地方，地方官员能够像你一样廉洁吗？能够像你一样节制自己的私利吗？因此，指望着通过独裁的方法根治腐败，不仅最后没有好的效果，更重要的是和人民自我做主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

第三，关于李光耀提出“亚洲价值”问题。首先他“将东亚社会的经济发展成就归功于亚洲独特的价值观，核心为儒家文化。”。如上所说，只要落实了人民的经济权力，加上适当的外部条件，经济就能够获得的发展。而把经济的发展归功于某一种“文化”如儒家文化，是值得商榷的。其实，人们首先是解决了吃饭问题以后才发展出来各种文化的，而经济就是围绕着“吃饭”逐渐发展起来的。如果经济发展依靠某种文化，那么，在文化出现之前，人们吃饭即经济发展靠什么？也就是说，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人，其经济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人的本性造成，也就是“吃穿用住”导致的。你的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你的儒家文化，那么，美国的经济快速发展靠的是什么文化？英国的经济快速发展靠的是什么文化，德国的经济快速发展靠的是什么文化？每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经济发展都要有自己的文化，哪有那么多的“文化”。这是典型的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把经济的发展归结于某种文化，是在为自己的独*裁文化做辩护。经济的发展和快速发展，究其根本都是人性这一根本的原因引起，如果非要说文化的影响，就是限制人性的文化和放任人性的文化的对基于人性的经济的一定影响。前者限制人性所以限制经济，如中国前三十年，后者放任人性所以促使经济发展或者快速发展，如自由的经济制度。

新加坡的发展固然令人敬佩，都是，如果这种发展是在独裁专制的前提下的结果，也没有什么自豪的，因为，你的人民充其量就是你的奴隶，哪怕这个奴隶收入很高、生活“幸福”，但奴隶毕竟是奴隶；因为人不仅仅只有物质的需求，还有精神的需求，物质需求的极大满足并不是一个人的终结。你把一头猪供养在五星级酒店里，天天山珍海味、珍馐佳肴，也还是一头猪，和“人”是大相径庭的，和“主人”更是截然不同的。不必自豪，不必骄傲。

至于人权或者普世价值，只不过是作为人的一种基本的东西，如吃饭、喝水、性爱以及自我做主、充分自由、享受平等等等，大可不必对其仇恨有加，因为这也是你追求的东西，同时也是任何一个人追求的东西。大家渴望、追求的东西，人们把它称之为人权或者普世价值，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都应该建立在人权或者普世价值的基础之上。也就是建立在让你的人民吃好、喝好、享受自由、平等、民主的基础上面，剥夺人民的这些权利，膨胀自己的这些权利，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

西方的发展初期，确实是弱肉强食，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它们曾经掠夺过、压迫过，就否认其现在推行人权和普世价值的行为。其实，它们过去的弱肉强食也好，今天的推广普世价值也好，都是它们“自利”的结果。就是说过去弱肉强食是为了满足它们自己的物质需求，今天的普世价值是为了满足他们自己的精神需求。自利，不是件坏事，人类社会的发展，正是有了利己性做动力，才发展成今天这样文明富裕。并且，他们推行普世价值，虽然满足了他们自己的自利需求，但也确实起到了激励人民争取民主自由和督促许多独裁政权进行改良的结果，是一种和任何企业行为一样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行为，大可不必视作眼中钉肉中刺。就跟我写此文章，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的需求。但在客观上起到了“有利”大家的作用。除非你是一个统治者，普世价值的推行，使你丧失了特权，否则，只能让人大惑不解，为你争取权利，还受到非难，这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总之，一句话，就是即使独裁专制能够快速发展经济，即使独裁专制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清正廉洁，但是，也不是我们采用独裁专制制度的理由，因为在这种制度下，人民还是不能够成为真正的“人”，充其量是一群吃好喝好的“猪”。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组成人类社会的每一个人都越来越做主，越来越自由，越来越平等，这才是我们的追求。）